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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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

出版日期：2016-05

字数： 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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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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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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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

不了解1910年革命，就不能了解现代村社制度的根源，也不能了解墨西哥长期的政治稳定。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革命的理论主要来自巴林顿·摩尔和约尔·米格代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概括了政治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即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以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为代表，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德国和日本自上而下的革命为代表，经过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而来的专制独裁道路）和农民革命道路（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以农民参与为主的共产主义道路）。在摩尔看来，农民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建立具有内在的密切关系，也常常是政治动荡的根源。那些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都基本不存在农民问题。作为工业革命一部分的圈地运动消灭了农民，从而在英国政治中消除了农民问题和农民革命的可能性。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欧洲和亚洲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因此也得以幸免于“农民灾难”。法国未能完全避免农民问题，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民主制度的不稳定。摩尔认为，地主在传统农村中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地主在农村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重要作用。在封建体制下他们是封建领主，在官僚主义的中国他们是依附于帝国官僚机构的土地所有者，在印度某些地区他们是介乎官僚与领主之间的柴明达尔地主。世俗地主的一般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提供安全保障，并行使司法权，为农村居民排解纠纷。与世俗地主并列的是僧侣，他们的职责是为现行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个别农民以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手段难以应付的某些不幸和灾难，他们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方式。作为履行这些职能的回报，地主和僧侣以劳役、农产品乃至金钱等形式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值得注意的是，哪里的地主与农村社会联系越紧密，哪里导致农民起义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中国和俄国，地主和农村的联系十分脆弱，而农民革命便成为这两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在日本，地主与农村社会的联系是高度有效的，农民革命便得以控制。”^[1]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进展可能会破坏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如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和扩张会渗透到农村并取代地主的传统地位，而且政府往往会增加对农民的税收，从而加重农民的经济负担。如果这种负担在短时期内快速增长并影响到范围广大的农民群体，一向保守的农民也会动员起来，采取暴力行动。摩尔如是总结：“农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以及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和锁链时，未能使农民的社会组织也同时延续下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