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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简要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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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的“去行政化”进展明显,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十二五”期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逐步完善。人民银行根据实际灵活创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不断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加强了定向性结构调整,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较好地实现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较好平衡。在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和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适当扩大了利率市场化定价的空间,人民币贷款利率从扩大浮动区间到取消浮动区间管制,存款利率区间也进一步扩大到12倍,放开了上海自贸区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市场基准利率建设进展良好,相关部门对短期、中期利率的管理不断完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曲线市场化水平不断提升。汇率制度不断完善,人民银行自2014年二季度以来基本上退出了常态化的市场干预,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预期分化。人民币国际化明显加快。跨境使用取得较大进展,已经和我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到174个,有28个中央银行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总金额超过了3万亿元,人民币货币合作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主要经济金融中心以及美洲、大洋洲和中东地区,超过30家央行和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香港、新加坡、台湾、伦敦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初步建立发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状况良好。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原则,不断创新和拓宽外汇储备运用的渠道和方式,外汇储备资产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和收益率结构有所优化。

    第二,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强化,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程度有所提高。“十二五”期间,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进行,监管体制机制的目标性、针对性和及时性不断提高,监管协调机制有所改善,有力维护了金融稳定与安全。2013年8月国务院批复建立了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于信托、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型金融业务不断发展深化,各监管部门的业务协调持续深入,加强了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监管规则建设,对跨界传染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日益强化。包括金融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等多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好的进展。例如,稳步推进《证券法》的修改,深入研究健全针对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型业态的监管规则等。加强了监管的国际合作,相关监管部门积极开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的合作,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破产处置机制等国际金融准则的修改,并相应促进完善了我国的金融业稳健标准。

    第三,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业务转型正在展开。“十二五”期间,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体系改革持续推进,内部控制继续加强。国有商业银行优先股的发行和上市,不仅有利于拓宽银行资本渠道,也为其未来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打开空间。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认知与改革有所调整,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放缓了商业化改革,其定位问题尚未最终解决。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在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的前提下取得了一定发展。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适当放宽市场准入,允许设立民营银行,大力推进村镇银行等小微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为强化市场纪律和金融稳定,大力推进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预计在2015年能够正式出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发展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的创新服务能力和风险内控能力得到进一步强化,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管理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设立了一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范围,保险资金运作水平稳步提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取得重大进展,逐步转型为多元化的金融控股集团,业务包含了不良资产处置、证券、基金、信托、银行和租赁等。2013年我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上市,2014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引入了战略投资者。金融业综合化经营发展比较迅速。“十二五”期间,中信集团和光大集团也完成了公司化改制,成为真正的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已全部或部分拥有了证券、投行、保险、租赁、基金等公司,成为事实上的银行控股集团。

    第四,多元化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债券发行注册制开始实施。一方面,债券市场发展明显加快,债券发行余额持续增加,市场交易量不断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已实现注册制,对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发行管制也不断放松。债券品种创新和多样化步伐加快。因金融危机暂停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重新启动,发行规模和频次也逐步增多,在管理体制上,也从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另一方面,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证监会在2012年、2013年两次推动新股发行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但未能突破核准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新“三板”市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2013年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揭牌运营,挂牌的公司已超过千家。全国区域性场外市场也发展迅速,挂牌交易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成为前述全国性证券市场的有益补充。再一方面,加快了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正式启动了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以促进内地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

    “十二五”期间,面对正在经历的长周期的全球危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潜在经济增长减速,结构调整任务艰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也进入了关键阶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其一,实体企业与城乡居民的金融选择权依然没有破题。这涉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改革难题,其结果则导致了我们几乎无法突破的以银行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的“外植型”金融体系结构。

    其二,建立在单一银行信用基础上的金融体系尚无实质性改变,由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和市场信用构成的金融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资本要素的市场价格基准难以形成,由此,导致货币政策当局只得依赖于一些传统的行政性措施对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进行直接干预,缺乏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或工具对金融体系走势展开调控。

    其三,按照交易规则划分的多层次股票市场依然未能建立,各种债券(尤其是公司债券)基本还处于间接金融范畴,难以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的多元化融资与投资需求。另外,相对缺乏高效率的长期资金投融资体制,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错配问题还在加剧。

    其四,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的构建和监管协调机制有待强化。基于系统性风险管控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2011年之后进展较为有限,各部门监管协调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界定需要加速推进,国内与国际的金融监管协调也应逐步微观化并与国内行业规范相融合。

    其五,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完善,应该加快建立、修改和完善一些有利于促进市场体制机制良性运行的法律法规,比如证券发行与交易的注册制度、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危机救援机制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功能,特别是面对实体经济正在出现的重大变化,我国金融体系必须以市场发展为导向,及时推进新一轮的全面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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