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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学之思:内涵、学科属性与主题

    字体大小: 引文

    一 关于政治哲学是什么的讨论

    在我国,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梁启超、顾惕生、杨玉清、马毅、冯友兰、陈天启等著名思想家曾展开过有关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具有学科与方法论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几年里,政治哲学的研究一度沉寂,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哲学的研究基于哲学、政治学与我国政治生活发展的需要而重新兴起。政治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哲学是研究政治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又是政治理论的方法、原则体系的科学。它主要关注政治价值和政治的本质,是关于一般政治问题的理论,是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1]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当中最具普遍性的理论与命题。在这种观点看来,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关于政治“为什么是这样”的理论与命题,是政治价值的理论依据,是政治理论的结构与思维方式问题,它属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2]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哲学属于哲学的分支,是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在政治生活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这种观点强调政治哲学应当被视为分支哲学,而分支哲学只是探究普遍原则的“纯哲学”在某一领域的具体运用,所以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方法,研究政治世界的最深层本质与普遍规律的科学[3]

    第四种观点认为,由于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它既是哲学知识,又是一种政治学知识,并能在政治学中发挥理论基础的作用。所谓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世界普遍本质与规律的学说,它不仅关系到事实的认识,而且关系到价值的认识[4]。从整个思想史来看,政治价值是它最重要、最独特的领域。政治哲学并不仅仅为哲学或政治学所独享,而是哲学、政治学以及相关学科共同耕耘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哲学家称之为“政治哲学”的东西,在政治学中,通常称为“政治理论”[5]。研究政治现象的本质,揭示政治现象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就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6]

    以上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哲学的四种界定对于我们深入了解什么是政治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视域,根据不同的材料,运用不同的方法,揭示了政治哲学的内涵、对象、性质、特点及功能等。但是在以上界定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和说明的问题:1.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属于政治学,他们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对象的政治指向性与政治哲学的科学性。但是这种观点往往将自己的研究视阈局限于政治领域之内,而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外的问题,如关于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依据及终极价值追求的问题便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使得他们对于政治哲学的哲学性认识相对不足,因此他们对政治哲学的规定是不完整、不深刻的。2.持第二种的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属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视政治哲学为政治思想史当中的普遍性命题与思想。他们侧重于政治哲学思想的历史性探讨,强调思想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对政治哲学的反思性与价值性缺乏清晰的认识,经常把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政治思想等同于思想家本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事实与价值相混淆,理论与实践相等同。3.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属于哲学的研究领域,注重政治哲学的哲学性,强调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一致性。但是他们忽视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存在,往往将政治哲学视作哲学的原理与方法在政治领域的逻辑推演,哲学对政治理论的指导不是自觉地接纳与运用,有强行改造与输入哲学理念与方法之嫌。这样,政治自身的特性与要求往往被忽视,政治被置于了不断被批判、改造、颠覆的境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哲学的认识,只能成为一种缺乏现实性意义的美好哲学构想,而不能对政治生活本身产生积极有效的指导作用。4.持第四种观点的学者将政治哲学视作哲学与政治学共享的领域,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意义上对政治哲学做出了相对全面的界定。但是他们对政治哲学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西方化”的倾向,将西方政治哲学等同于政治哲学本身,将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模式、价值追求普世化,缺乏对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思维方式、价值追求、理论形式等问题的深刻理解与关照,这意味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将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不断他者化的过程。

    在当前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政治哲学的认识与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谈论政治哲学。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就是人类群体之中权力的运作,而权力的运作必须依照一定的原则,通过一定的规则来进行。这些政治的原则、规则都必须以某些价值观念为依据。分析和检视这些价值观念并且论证它们的正当性,以此作为评价政治原则与制度的标准,并进而据此不断提出和论证新的原则与制度,就成为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任务。据此,达尔提出“政治哲学的特殊贡献就在于它曾特别关注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7]

    第二种观点是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占主流性的观点,它将政治哲学看作是哲学的当然组成部分。持这种观点是两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一位是乔治·H·萨拜因,他认为政治哲学应包括三种因素,“它包括对于产生它的事物态势所作的事实方面的论述;它包括大体上可以称为因果关系性质的论述,即意为一种事情比另一种事情更可能出现,或容易产生;它还包括对某事应当发生或者发生某事才是合情合理的论述”[8]。以政治哲学史研究成就而闻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有着深厚的哲学、政治哲学史的根基,他提出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9]。与大多数的学者不同的是,施特劳斯对于政治哲学的规定源自于他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古典政治哲学在他那里是非历史性的,并在政治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本原性的意义,所以他对于政治哲学的认识具有鲜明的古典色彩,他为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政治哲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三种观点主张把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大美百科全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规定政治哲学的:政治哲学是有关公众意志信仰的理性考察与评价,其主要方法之一是澄清概念,因为概念的含义在不断变化,故概念的澄清是永无休止的活动[10]。这种分析政治哲学将研究主题规定为对政治的基本概念与命题、前提与假设进行逻辑分析,阐明它们的内在含义,检验它们的逻辑力量。分析政治哲学的贡献在于为人们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它并没有揭示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概括起来讲,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认识,当代美国学者做了如下的思考:1.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学者们在不同意义上作出了说明,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总起来讲,大多数人是在反思性、价值性的意义上对何谓政治哲学做出解释的,他们的定义使我们认识到,政治哲学应该是在了解政治生活实然状态的基础上,对政治生活应然状态的认识。2.在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属性上,大部分学者都在事实与价值相统一、方法与目的相结合、一般政治理论与超政治理论同构的思想框架内讨论问题。这表明政治哲学的研究既存在于政治领域之内,又存在与政治领域之外;既非单纯哲学所探讨,也非单纯政治学所探讨,应该在政治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意义上讨论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因此政治哲学就其学科属性而言,他们一般将其视作哲学与政治学共享的领域。3.就政治哲学的主题而言,虽然思想家们所采用的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不同,但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般认为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独特话题。4.在研究方法方面,他们大多数同意分析政治哲学的主张,在概念被引入思想体系之前,要对政治的概念、术语、求证过程进行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清理,以揭露和纠正其中大量存在的语言的混乱与逻辑的错误。当然仅把政治哲学的研究局限于“澄清概念、语言”的观点,是大多数思想家所反对的。因为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提供判定政治生活领域的事物及现象善恶好坏的价值标准,说明应然的政治生活状态是什么。

    从中西方学者对政治哲学概念及相关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何谓政治哲学作出如下的概括:政治哲学是人们对政治世界理性反思的结果,它要反思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原则与依据,反思人类政治生活的信念与目标,形成关于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知识体系。它主要揭示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说明政治的目的与意义,指出达成政治的目的与意义的原则与方法;它既关注政治是什么,又要向人们说明政治应该是什么;既研究政治事实,又研究政治的价值,而政治价值论是它的最主要研究领域。

    二 关于政治哲学的界定及学科属性

    政治哲学是一个关系性概念,对它的界定应当从政治与哲学关系的角度去说明,这需要我们厘清两个不同维度的关系:政治事实与哲学的关系、政治学(关于政治问题的系统理论表述)与哲学的关系。这涉及我们对政治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性”的,“政治性”的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政治的事实与政治的理论。在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中,政治与哲学的两个层面的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在古代,由于受人的思维水平的限制,以系统理论形态而存在的政治学远没有形成,哲学的反思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无论古希腊的政治哲学还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它们的研究是在政治的事实与理论相统一的意义上侧重于对政治生活本身的反思。而现代政治哲学着重于在哲学与政治学的关系的层面上,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政治理论的前提与依据进行分析,澄清这些前提与依据的确切含义,并在新的前提与依据的基础上,以新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终极关怀等建构新的政治世界的蓝图。这种阶段性的特征既与政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又与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发展状况相联系。实际上,当我们站在现代学术的角度,以一种理论的自觉去研究政治哲学时,这两个维度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以上两个维度认识政治哲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广义的政治哲学。凡是探讨政治、政治学与哲学关系的一切学问都从属于广义的政治哲学。这个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素材广泛、见解纷然的研究领域。如果我们仅停留于这一层面意义上的研究,我们对政治哲学便很难获得明晰而深刻的认识。

    第二,狭义的政治哲学,它包括政治的哲学与哲学的政治两个方面。政治的哲学强调的是运用哲学的观点方法对政治的根本性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在这里作为确定性前提出现的是某种哲学的理论,作为对象出现的是政治——政治的事务以及政治的见解、学说、依据、原则;哲学要反思政治事务的本质,反思政治学说的前提与基础,向人们说明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哲学从属于哲学的特性要求,具有形而上学性、价值性与反思性的特征。哲学的政治强调的是政治的一般性、普遍性政治价值对哲学理念形成的影响与制约。由于政治生活本身具有寻求政治的目的与意义的冲动,这就导致了政治的价值向哲学领域提升的趋势,政治价值升华为哲学价值,进而影响了哲学的思维推动了哲学的发展。我们看到,在哲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哲学上的许多概念、命题最初来自政治领域。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德”这一概念,最初是指政治道德,如《尚书·尧典》的“克明俊德以柔九族”[11],《尚书·梓材》的“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12],《尚书·召诰》的“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13],其中俊德、明德、敬德,是“德”这一哲学价值规范在早期文献中的原初含义,它最初出现于政治领域,是指君王在政治实践当中应当具备的政治品质和应当遵守的政治道德规范。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道”、“礼”、“和”、“中庸”等儒家哲学的一些重要价值范畴,它们最初都是作为先民生存发展的经验性政治价值规范,而后才逐渐上升演变为一种一般性哲学价值与法则,成为传统中国哲学的主要范畴。这种由政治而哲学的逻辑致思,表明了哲学对政治存在着依赖性,哲学的许多概念范畴最初来自于政治性概念的概括与提升,在哲学的理念中蕴涵着政治的特性与要求,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政治影响着哲学的发展,规定着哲学的价值追求。如果说政治的哲学体现的是哲学的理念对政治的规范与引导,那么哲学的政治体现的则是政治的原则特性对哲学的影响与制约,二者从不同的方面表达着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一致与冲突的关系,进而规定着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与思想特性。

    在当前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大多侧重于政治的哲学研究,强调哲学对政治的反思性意义,而对于哲学的政治,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单向度的由哲学——政治,或由政治——哲学的致思模式,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来讲都是不完备的。仅采取由哲学——政治的维度研究政治哲学,政治本身的特性与价值诉求被遮蔽,政治的本来面貌被哲学理论包裹起来,政治哲学经常是一般哲学的概念、术语在政治领域的递进、演绎的结果。由此,一般哲学的体系结构也必然会带进政治哲学,结果是哲学按着自己的逻辑法则去解释改造政治世界,政治被置于了不断被批判、不断被颠覆的境地,政治有可能被淹没在哲学的巨大阴影当中,而丧失了自己的特性与追求,由此形成的政治哲学构想只能是一个哲学的理想国。应当承认,这种方式对于人们站在一个更为广阔高远的角度,反思人类政治生活,解释政治社会的各种现象,规定政治的善,提出一套明晰而系统的政治哲学理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对于政治的扭曲,甚至对政治哲学自身的扭曲——把全人类提高到“哲学”层面上来的乌托邦式幻想,也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同样,仅从政治—哲学的维度研究政治哲学,其视野未免过于狭隘。倘若如此,我们对于政治世界的善恶标准的确定,对于政治世界的终极目的与意义的寻求,对于政治学的前提与依据的反思等问题的讨论,也将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政治的领域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对政治哲学的认识应当主要在狭义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尽可能兼顾两个维度的研究,以求得对政治哲学相对全面而又系统的认识。

    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认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显然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哲学与政治学共享的领域,但是它又具有明显的哲学性。

    首先,政治哲学研究问题的学理方式主要是“哲学性”的,即批判反思式的,这是哲学思维的独特个性。所以,政治哲学主要是运用哲学的方法对于政治世界进行理性反思。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时,仅仅凭借哲学的方法有时难以奏效,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有关方法,也应作为政治哲学的补充性的研究方法而存在。

    其次,政治哲学是在哲学与政治学的结合中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就其研究的对象而言,虽然具有“政治性”,但其在认识和把握政治生活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尤其关注政治价值问题,它主要探索政治世界的目的与意义、价值原则与方法的问题,这一研究对象已非单纯政治领域所容纳,而是已进入哲学的层面。所以,政治哲学就其研究对象的特征而言,具有明显的“哲学性”倾向,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具有哲学性的政治问题。

    最后,政治哲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个由一系列具体价值目标构成的价值层级体系,虽然政治学的研究也要涉及政治价值问题,而它所研究的政治价值是立基于政治事实之上的现实性政治价值,而政治哲学的价值的突出特征,是以理想性的应然性和人类性的大尺度,去关照和反思政治学的现实性政治价值,使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在理想与现实、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就政治的终极价值目标——“至善”而言,这也是政治学本身无法提供与回答的,只有哲学才能对这一问题作出一定的解释说明。就此而言,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哲学性。

    以上的分析表明,政治哲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是一门跨学科的结合,是一门交叉学科;就其主体倾向而言,它是“哲学性”的,同时在方法、对象、目标等方面与政治学密切相连。

    三 政治哲学的主题

    所谓政治哲学的主题就是关于政治哲学这门学科主要研究什么的问题。从政治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政治哲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关于美好的政治生活问题的哲学思考。具体来讲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什么是美好的政治生活;其二,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原则规范、方式方法是什么。

    苏格拉底作为古希腊的第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对美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及来源问题做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美好政治生活方式源于“自然”而非神谕,这意味着要脱离甚至挑战习俗、祖先乃至神的权威。所以说,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思考,“只有被看作是以怀疑精神反叛传统权威,以及对这些权威的独创的、反政治的哲学批判的结果,才能被理解。”[14]作为政治哲人的苏格拉底首先是一名哲人,他的美好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方式,只能存在于哲人的“言辞”当中,而不能对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产生实际的效用。所以,哲人必须思考“美好的政治生活的可能性问题”,将政治的理想面向现实政治生活,关顾政治的意志与要求,思考现实的美好政治生活及实现的方式,为此他必须由一个“哲人”转向“政治哲人”,在哲学与政治、哲人的生活方式与民众的生活方式、理想与现实之间求得彼此的协调,形成一种既包括哲人的意志追求,又充分照顾到民众的习俗、信仰的美好城邦的设想,这样的城邦才不会只存在于哲人的言辞中,而是哲人与民众当然还有政治家共享的城邦——现实的美好政治社会。苏格拉底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对美好政治生活问题进行的哲学的反思,呈现给了人们两种选择:哲人的美好城邦——最美好的政治生活;民众的美好城邦——次级好的现实的美好政治生活。

    古希腊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沿袭了苏格拉底的问题。在《理想国》中,他认为,最美好的城邦是正义完全实现的城邦,这是哲人的城邦。这种哲人城邦的存在对于人类的美好政治生活是必要的,因为它照亮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使人们认识到了现实政治的局限性与不完美性。同时,他也告诉人们,这种哲人的城邦、美好的政治生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终归是一个有限性的存在,哲学王只能存在于天上。哲学力图以真理性的知识取代意见,而这种经验性的意见是城邦的要素,因此哲学对于政治来讲构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关系,这威胁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秩序,有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社会势必要抵制哲学,甚至迫害哲学,原因是哲学迫害了政治。这种双重的迫害,即是哲学与政治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哲人若想给予政治生活以有效的指导,使建立在“意见”之上的城邦追求真理性的知识,必须使哲学与政治相协调甚至妥协,而不是以哲学的知识取代城邦的意见。这有利于哲学与政治在一种张力性的关系中健康发展。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从对理想政治的思考转向对现实可行的理想政治的支持——一种建立在神授法律基础之上的混合政体,它是哲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哲人的城邦与民众的城邦相互协调的产物。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实现问题,柏拉图同意苏格拉底的观点:政治哲人在这一问题上只需要注意一件大事就行了,即教育与培养。他应教育引导人们追求真理性的知识,塑造美的灵魂,培养好人、好公民,他将教育视为通向美好政治生活的最佳方法选择。

    古希腊政治哲学家普遍认为,美好的城邦是一个正义的城邦,亚里士多德以“明智”而著称,他知道永远不会有一个完全正义或理想的城邦,他也主张建立一个现实可行的理想政治社会。亚里士多德在设计自己的现实可行的美好城邦时,意识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自己“设计”美好城邦的约束意义,虽然“理想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政治哲人的亚里士多德不能背叛自己的哲人追求,他以一种隐含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在现实的理想政治社会的设计中悄悄地注入了哲人的理想。政治哲人虽然不能担任城邦的统治者,但作为仲裁者、教育家的政治哲人是城邦生活“美好”所必需的。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将法治视作达成美好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的现实性必然选择,因为正义的原则要求公平,要求判断无偏无私,法律正好是这样一个没有偏私的“中道的权衡”,而教育则是通向政治之善的最佳途径。

    古希腊政治哲学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要思想资源,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哲学命题,不但具有古典性特征,而且呈现出普遍永恒的魅力,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是沿着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生活发展的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考。

    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史当中,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严重失序,如何恢复社会政治秩序,建立一个上下和谐、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是孔子穷其毕生精力思索和奋斗的目标。所以,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议题是:关于建立一个仁道的政治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考。在孔子那里,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即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出发点,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归宿。所以,在孔子看来,一个上下和谐、秩序良好的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符合人道、使人成之为人的社会。孔子认为这样一个美好的政治社会的实现应在仁君的主导下,坚持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人道原则,运用德、礼、刑、政四种方法来达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以教化为主的德礼之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最符合人道因而也是最理想的统治方法,而将“政治”与“刑治”视作迫不得已或者次级好的现实性统治方法。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哲学一样,也是将“道”视作最高范畴,道在他们那里被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世间万物的终极价值标准,解释万物存在的终极依据,而“自然”是道的本质属性。因此,老子将合于“道”的状态视作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他要求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要依据道的特性要求而存在,恪守道的基本精神,遵循“自然”原则,推行“清静无为之治”。老子依据道的要求设计了理想中的政治社会——小国寡民的社会,他的政治设想虽然与现实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但他所体现出来的自然而然、自由自在的人文精神,却具有永恒的魅力,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定历史阶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政治哲学,从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政治的目的既非道义,也非自然,而是“力”。政治生活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强权”而非道德。因为由性恶的人构成的政治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充满利益纷争的领域,所以他们认为,政治统治应当依据强制性的法律而非道德,政治统治的方法应当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以德治国。推行法治是君主结束混乱,富国强兵,一统江山的最合理的治国方式。法家不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与意义,只关心政治的制度与技术层面的问题,关心政治的功利性目的——国大军威、一统天下能否实现。在它那里,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被消解于政治的强大压力之下,哲学服从、服务于政治的定律与功利性需要,一个美好的政治社会就是一个富裕、强盛、秩序、统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论题,大多可以在“道”这一最高范畴之下进行论述。“道”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的依据,是我国古典政治哲人解释社会政治生活,规定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的终极性依据。他们的思想主题可以概括为关于“合于道”的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什么是以及如何是美好的政治生活。可以说,中国古典政治哲人基本上是在这一核心议题的引导下,展开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思考的,并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内容。

    在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的思想当中,也存在着哲学与政治的矛盾,体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哲学家们希望依据“道”的要求,建立一个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社会,但政治自身的定律又限制了哲学家们心仪的理想政治社会的实现,抱有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哲人们,经常被政治社会所放逐,其思想大多难于见用与世。面对这种困境,有的哲人选择逃避,逃避于自己所营造的精神王国当中,而对现实的政治生活采取否定的态度,如道家;有的选择放弃,放弃哲学家对神圣的超越性的美好政治生活的追求,完全服从与政治自身的逻辑,如法家;有的则选择面对,他们直面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在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的前提下,努力寻求哲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协调,如儒家。我们知道,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那里,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社会有两种表现形式——大同与小康。大同社会是孔子按着仁道的要求而构造的最美好、最神圣的政治社会,是一个哲学家按着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塑造的哲人的城邦;小康社会是孔子依据西周宗法君主制社会的原形而设计的现实的美好政治社会,这是一个哲人与民众共享的城邦。小康社会就其精神实质来讲与大同社会一脉相承,因为仁道的要求——仁、义、礼、智、信仍然作为基本的政治价值原则而得到推崇,同时政治自身的逻辑——“力”与“利”在“合礼”的范围内也得到了相应的承认,在这里,哲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表现出相互协调或者说相互妥协的一面。孔子虽然不坠大同之志,但他实际推崇的却是小康社会。如孔子多次表达从周之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5]西周的文武周公之世在他看来就是小康之世的典型,重建西周小康之世是其终生奋斗的政治理想,而将大同之世只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精神支撑,并不考虑其如何实现的问题。在治国的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儒家与古希腊的政治哲人一样视教育为通向美好政治社会的最佳途径,这表现在他们对“教化”的极力推崇上,而德主刑辅的政治主张,表明儒家将强制性的政刑之治视作必要的现实性的治国方法。

    古典政治哲学家大都关心政治生活的美好问题,一般都注意哲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协调;现代政治哲学则更关注美好政治生活实现的方式方法问题,侧重于制度性、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更多地关照现实政治社会的要求,而将哲人的城邦放逐于“乌有之乡”,不再试图保持哲学与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其中的得失一时难有定论,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学者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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