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发行已经两年多了。第一次印刷时既无“前言”，也无“后记”，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和主旨实有所不便。借这次重印之机，把我在撰写此书前给人民出版社写的一个“设想”照录于此，以便和读者交流思想，获得有益的批评和帮助。

一，研究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具体材料说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时说明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它们又是怎样失足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哲学史的全部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9378256即实践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理论，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写成，能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所帮助，至少提供一个历史的资料。

二，当然，不能把《实践论》诞生以前的中国知行学说史写成一部纯粹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堆积的历史。前人虽然没有对知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决，但他们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有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问题作出了接近真理的回答。他们的失足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更不用说唯心论了），都“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9378257，但这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行”或“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行”和“知”联系起来，把“行”引进认识论。中国古代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力行而后知之真”等命题，列宁甚至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9378258。关键在于，“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9378259，旧唯物主义者对行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批判“知先行后”“离行而言知”，总还是比较正确的认识理论，在哲学史上一般具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意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知行学说史，注意从认识论方面去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形态，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应是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知行问题研究的范围，狭义地说，就是研究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对称，提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很早的，但专门讨论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大都在宋以后；宋以前的哲学家有的也接触到这个问题，但大都语焉不详，零碎片断，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和理论。广义地说，知行问题就是整个认识论，包括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认识发展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内容却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所以，我们考虑，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不能把范围限制得太狭小，不能只是字面上讲到知行关系的才研究，而必须涉及认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例如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认为来自本心的“良知”，或对“天理”的体认，都是离行而言知；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来源于感觉经验，承认从外到内，但有直观性的缺陷，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有的唯物主义者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而把“行”主要了解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或应事接物的活动。所以，关于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不论是完全错误的或有部分合理因素的，都和知行问题直接有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样，不论是否承认实践标准，都是提出了一种知行观。这样，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仅仅限于宋代以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涉及这个问题，一部知行学说史就成了中国认识论的专史。可是，我们又不希望把问题搞得太宽泛，还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凡是和知行问题直接相关的才写，关系不直接的就从略。如古代辩者关于思维的形式及规律的学说，佛教一些宗派对于人的意识现象的繁密分析等，都不拟展开详细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一部完整的认识论史，而只是一部知行学说史。

四，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和伦理学、人性论关系密切，封建时代的哲学家们讨论知行问题，虽然也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往往主要是讨论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剥削阶级总是心口不一、言行相违的，而他们的思想家又总是强调知行统一、言行一致，所以傅立叶说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9378260。历史上关于性善、性恶的争论，涉及道德观念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问题，也和知识起源问题直接相关。这些问题怎样处理？我们考虑，这本书主要探索《实践论》的思想理论渊源，是专讲认识论问题的，和伦理学、人性论问题交叉混糅在一起的，主要也只从认识论角度来论述，尽可能划清二者的界限；纯属伦理学问题的则一概不讲。

五，这个题目虽属哲学史专题研究，我们考虑，写书时还是采取历史的叙述方式，写成一种专门问题或学说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知行学说一一论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语，虽出自伪《古文尚书》，然《左传》中也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的同类思想，我们认为把它当作春秋时期流行的一句包含哲理的成语看待是合理的，是一种朴素的知行观，故在孔丘之前提到它。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以及其他一些人关于“知难行易”学说的发挥，都只在讲孙中山的知行学说时附带提一下，不再专章批判。我们把《实践论》看作整个中国知行学说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科学总结，它又是写作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故不一般地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论述，而在“结束语”中突出它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成就。

六，由于过去没有出过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著作，我们的尝试尚属草创，所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引据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以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起个铺路的作用。当然，也不能写成一种纯粹的资料书，要有系统的叙述、分析和批判，要用观点统率材料。原著引证多了，更要为读者着想，尽可能做到叙述通俗易懂。

这个撰写设想，是应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之约而写的，是向编者交底，交代出写书的目的、指导思想和对涉及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曾刊载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研究室编印的《出版工作》1978年第7期。

书写成出版后，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撰写设想中提出的任务和目标，读者自有评论。时隔六年，我的认识也有所发展，虽然自信在撰写设想中所提出的基本指导思想还是正确的，但是并非没有片面性的弊病，“左”的影响在书中亦有所表现。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既有其一般认识论的意义，又有其特殊的伦理学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哲人，“求知”和“为圣”是统一的，求知方法往往也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的显著特点。有人因此认为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没有系统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把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基本上看作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否认或贬低它的认识论意义。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本书强调要分清两重意义，认识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不要把古人讲的知和行同现代人讲的认识和实践简单地画等号，也不要以为古人是讲道德上的知和行，就否定它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第23—24页）。本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清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在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它们构成了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丰富内容。《实践论》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其回答的问题来说，和传统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的。不看到这一点，不承认知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势必贬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认识论问题，还必须充分注意到它的特点。我虽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是紧密结合很难分开的，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却是主要把它当作一个认识论问题来研究，尽量不涉及它的伦理学方面。这样有时就容易造成认识和评价上的片面性。例如，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着重从认识路线上揭露它混淆知行概念，“以知为行”“销行归知”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而对它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学说的合理内容和积极意义却肯定不够。我也曾指出：“和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比较起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总的精神是更加重视‘行’”（第213页）；他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从反对‘徒悬空口耳讲说’的程朱理学来说，确实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第196页）。但这仍然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的。如能再从伦理学的角度，适当说明“知行合一”在改过迁善、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意义，并且看到它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曾经起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对王阳明哲学的评价可能就要全面一些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要防止把哲学史研究简单化，应具体揭示一些思想命题的多重涵义和复杂联系。本书这方面的缺点，此次原版重印，尚不能加以克服，我期待着读者的严肃批评和指正。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在撰写设想中说“过去没有出过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著作”，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恰说明当时自己的孤陋寡闻。后来我看到了赵纪彬同志早年写的《中国知行学说简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一书，并曾亲自向赵老请教，得到了不少教益。赵老受写书时代的限制，没有提到《实践论》，而是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当作中国知行学说发展的最高成果。但他是自觉地把中国知行学说史当作认识论史来写的，这点对我很有启发。不幸本书问世之时，赵老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非常沉痛。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国知行学说的新论著，对我亦颇多启发。如果有时间，我愿就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和写出更好一点的东西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于天津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