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学集刊》由老子学研究会、郑州大学老子学院、鹿邑老子学院（研究院）共同主办，面向海内外道家、道教研究者，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老子学、道家、道教展开多方位、多视角的探讨，明道立德，法真贵朴。每年出版两辑，每辑设一主题。

《中国儒学》由中华孔子学会、郑州大学洛学研究中心主办，立足于学会，面向海内外，广泛联合儒学研究者，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传统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不断激活其内在的精神和独特的价值，俾之在人类精神生活和文明的重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思想创新的重要精神养料。本书收录了国内多所大学中多位著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侯外庐思想研究、先秦思想研究、秦汉思想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宗教思想研究等问题。

本书的出版以期为中国思想史学科发展提供窗口和基地，供专业研究者交流参考。

秦岭以北，渭河两岸，沃野千里的关中大地，自古便号称天府之国，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就发生于丰、镐古邑。西周礼乐文明的诞生，是儒学起源的重要标志。嗣后，西周礼乐文明东传至鲁国，经由孔子的创发和推动，以周、孔为代表的儒学成为先秦时期的显学。

两汉时期，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一是依托于史学，二是体现于经学。就史学看，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的太史令职志，呕心沥血地撰著完成了《史记》一百三十卷。《史记》不仅是中国的史学巨著，而且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经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学术追求的目标，其中的“究天人之际”，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司马迁明确声称，他撰著《史记》的宗旨就是“继《春秋》”，因而他不仅把布衣孔子写进《世家》，尊奉孔子为“至圣”，而且还撰写了《仲尼弟子列传》，高度评价了孔子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孔子的学说是他最早为社会制定的仁—礼道德伦理价值系统。就经学看，两汉进入中国哲学史的“经学时代”，当时活跃于关中的经学大师除了司马迁的老师孔安国、董仲舒之外，还有马融和郑玄师徒。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经学遂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隋唐时期，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中心，大批日本、朝鲜等国的留学生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在这一时期陆续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包括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三论宗。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祖庭大多分布于长安周围。经过儒学与佛教、道教这三教之间的思想交流，从激烈冲突到逐渐融合，是中国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崭新阶段，也为日后理学的产生积蓄了思想资源。

北宋“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全祖望《宋元学案叙录》），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儒学的复兴。至北宋中期，关中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与湖湘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河南以程颢和程颐兄弟为代表的洛学，这三大学派及其学说共同成为理学起源的标志。肇始于北宋的理学，是回应佛、道的理论挑战，并进行思想创新而产生的儒学新形态。陈寅恪、邓广铭、傅斯年等史学大家认为，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陈寅恪把理学分为“产生期”的理学与“衍生期”的理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理学的产生期，也就是现在学术界所谓理学的创建期。创建期的理学最具原创性，是南宋以后理学衍生发展的源头活水。

作为北宋理学的共同创建者和关学宗师，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名言，千百年来传续不绝。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认为，这四句名言“代表了宋学规模宏大的根本精神”（《朱子学与阳明学》）。此外，张载还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思想理念，诸如“天人合一”“事天爱民”“民胞物与”“尊礼贵德”“变化气质”“知礼成性”，等等。这些思想理念，无不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评价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近代以来，张载的著作和学说还远播于东亚、欧美。总之，无论是在古代的儒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体系中，张载关学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其思想遗产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四十年前，我校以陈俊民先生为首的学者便为学术界开拓了张载关学研究这一新论域。1981年，我校成立了“关学研究室”，李绵老校长嘱托陈俊民先生把关学研究作为陕西师范大学的一项学术事业传承下去。2001年，我校将“关学研究室”升格为“关学研究中心”。在纪念张载千年诞辰前夕的2019年，我校成立了“关学研究院”，使张载关学和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力量得到了有效整合。以上这些努力表明，我校三代学者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使关学研究成为流传有序的学术传统，并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截至目前，我校在张载关学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仅近十年出版的重量级著作就有《正蒙合校集释》（全二册）、《关学文库》（全四十七册）、《关学经典集成》（全十二册）、《张载文献整理与关学研究丛书》（全十一册）等，除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外，还多次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从1981年到2021年这40年，关学研究团队的学者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是我校文科各学科发布发表论文成果最多的学术团队之一。此外，关学研究院又是我校文科各学科承担国家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最为密集的学术团队之一，所承担的国家或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就有四项；所承担的国家或教育部其他社科基金项目，从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到青年项目，也包括后期资助项目合计数十项，研究院学者人人都承担了国家或教育部的社科基金项目。

2020年，为了纪念关学宗师张载的千年诞，由陕西省委、省政府筹备组织，定于当年12月隆重举办纪念庆典和学术研讨大会。我校关学研究院的所有学者都全程参与了这一大型活动的周密准备和学术研讨等所有环节。与此同步，我校还积极支持“关学研究院”与眉县横渠书院联合举办了“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青年学者有奖征文”活动。有上百位来自国内外的青年学者踊跃参加了这次活动。这些学术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对张载千年诞辰的纪念，同时也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参与张载关学研究。

最近，我校关学研究院的学者计划创办一份学术期刊，以“关学与理学”命名，希望借助这一学术平台，汇集国内外学术界的优秀研究成果，增进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为此，他们委托我撰写“发刊词”。我的专业是教育心理学，对关学研究的了解不是很多，只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希望。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张载的“四为句”，这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我还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使用“创新”一词达三十多次。他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这对我们办专刊和做研究都很有启发，启发我们一定要在创新方面下大功夫。记得史学大家陈寅恪说过：“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我由前辈学者所说的“新宋学”联想到，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是不是需要把关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将其发展为“新关学”？“新关学”，应当是现代研究者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运用新范式，包括新文献、新视角、新路径、新方法对张载关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全新学术形态。我相信，通过我校关学研究院所有学者的努力，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无愧于新时代！

这是我的期望，也愿以此与关学研究院的学者共勉！

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游旭群

2022年1月

近年来在早期儒学的研究中，如何在吸收、借鉴新发现简帛资料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掘已有文献在战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对于战国儒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书以礼为切入点，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礼记》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及其思想史价值，将其放在孔子之后，尤其是孔孟之间、孟荀之间的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以《礼记》为主要资料来进一步分析、落实早期儒家的分化与发展，同时以礼为沟通思想、经典与社会的桥梁，来深化礼学思想以及早期儒学史的研究，并由此探讨哲学与历史、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拓展哲学史的研究。

作者在尊重先贤时哲和原文含义的基础上，采取意译的方式，对一些语句重新断句，对一些标点符号进行新的标注；运用阐释学的原理和方法，把孟子放在中国文化史和孔孟思想史中进行哲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和美学等视域进行多维研究，多角度挖掘孟子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多维价值。通过由果溯因，沿波讨源，为中国文化自信寻找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本书以中国易学家兼诗论家为研究对象，依据可资分析的理论文本，探究易学思想与诗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本体论、心性论、审美范式、语言论四个维度进行个案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潜对话中，探赜索隐，揭示观物取象方式与意、象、言结构的多种可能，重新回望中国诗学传统，建构“中国易学诗学”话语体系。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一生著作等身，《日知录》是其代表作，对乾嘉学术及民国学术影响甚巨。《日知录》问世至今时间不长，但版本复杂。本书对于《日知录》的稿本、抄本、批本、注本以及节本和征引，给予重点关注。在目验诸多《日知录》版本的基础上，作出《日知录》版本总表和《日知录》版本形态谱系图示，进而对于顾炎武的学术与《日知录》的影响予以新的揭示和评价，在顾炎武生平事迹考论、思想理念命题方面也有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