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文献梳理、修身思想、齐家思想、训女思想、作用启示等五个方面对清代湖南文化家族家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重点探讨了清代湖南文化家族的生成土壤，以及湖南文化家族家训在修身、齐家、训女等方面的重要文化作用；既研究了清代湖南文化家族家训与中国传统家训的共性，又分析了清代湖南文化家族家训的个性。本书首次对清代湖南文化家族家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审视和研究，为家风家训研究提供了学术参考。

本著尝试以道德社会学为方法思考社会的未来：考察“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探究道德何以始终有限？以此揭示道德社会与非德社会何以可互为转化的机制。道德社会向非德社会降落，必出现道德成本债务社会化、伦理伪善日常生活化和道德疾病流行，道德诊断社会学必产生；非德社会向道德社会回归，应以“善业国家”为目标，以生利爱之人性原理、群己权界原理和权责对等原理为准则，重建伦理信任，培育“知善、知恶、知耻”的公共诉求和“有责、有度、有止”的社会规范，增强“善意、善待、敬畏”的牵引功能，强化“诚信止耻、公私分明、公民主导”的价值引导，构筑人人生存自由和幸福的“优良生活”。

本书从罗尔斯对卢梭的自尊概念的解释出发，阐释自尊的伦理学中的“自尊”一词的内涵和意义。通过分析自尊概念在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和《万民法》中的重要性，揭示在罗尔斯的国内和国际正义理论中，自尊一方面作为正义感的源头为正义社会（或万民社会）的产生和维系提供了道德心理学基础，另一方面又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善得到正义社会（或万民社会）的公平平等的分配，正义社会（或万民社会）因此又反过来为避免自尊的腐败、维持自尊的健康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所谓自尊的伦理学，既是基于自尊的伦理学又是为了自尊的伦理学，它体现了自尊和正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揭示了道德心理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支撑。本书基于儒家经典文本，讨论了儒家政治伦理如何构建政治代表和政治问责这两个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并指出了儒家政治代表和政治问责模式在理念建构上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所在。儒家政治伦理提示我们，当代治理体系的发展需要兼顾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美德培养，尽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治理体系的基石，但责任心等美德仍然能够在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本书致力于探究西方文学与道德关系思想演化的内在逻辑，按照“道德主义文论思想传统”“德国古典美学的现代开拓”“后现代语境中的思想延展”的脉络，勾勒出一幅比较完整而清晰的西方文学与道德思想发展变迁图景，进而掲示通向西方文论思想中心问题的路径。

教科书对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形象的刻画不是全盘复制，而是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对其进行筛选、检视与转化。虽然传统文化道德形象是已生成的、静态的，但教科书对之刻画却是动态的、发展的。本书以内容与形式为切入点分析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形象在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刻画，以“古今对比”为暗线，从内容上剖析教科书在个人、社会、国家层面对传统道德形象的传承、新释与超越；从形式上剖析教科书在呈现方式和话语表达上体现的古今道德价值变革。从而深层探究教科书在刻画优秀传统文化道德形象过程中表现出的价值传承特点，挖掘其背后的时代意义与社会根源。

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时，总是不断面对自然世界反思自我，确认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并呈现出与该地位相一致的责任行为。人类在自然面前与地位和责任相关的自我画像，是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人总是以一定的身份从事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人对自然界所认定的身份不同，对自然界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亦不相同，加工改造自然界的目的和效果也不尽一样。近现代人误认了自己的身份，妄想对自然世界称王称霸，结果造成了生态危机。欲将生态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当代人需要重新界定人对自然界的身份。从人与自然本质一体的本体论原则出发，确定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自然界的看护者。正是人拥有了自然界看护者的身份，看护好自然界、守卫自然界之真理就成为当代人基本的道德责任承诺。看护好自然界既是对人的道德律令，又是当代人的崇高美德，因而通过看护自然界的身份实现了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统一，为正当合理地改造自然界奠定了坚实的伦理基础。

中国有着悠久的敬老尊老养老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一部中国孝道思想史就是养老伦理史。本书将养老伦理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研究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养老伦理思想，并将养老伦理思想同中国的孝道文化、古代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等作结构性分析，客观阐述传统养老伦理发展的历史轨迹，深度揭示出每个历史阶段的孝道养老伦理文化内涵和不同特征，并从中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