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道德经》译文处理上，理雅各秉持“文本的他在性”。对理雅各而言，经典的文本意义取决于经典的原本，因此理雅各将经典译解奠基于原本文本可能有的意义之上，并“尽量将文本放在其自身生长的文化环境里进行理解和阐释”。理雅各认识到，中西经典文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质的构造直接关涉翻译的意义建构。在原本中心翻译理念下，理雅各基于对历代注释选取及重释、对文本形式把握及对译文斟酌拿捏，从脉络化和通贯性角度对《道德经》文本进行整全性重构，借此将《道德经》译本转化为“原本”之俗白的“传”，从而译写出作为“经”的“原本”那“密写的隐晦教导”，并在翻译中展现了其作为经典阐释者对“述”、“作”各自边际和之间张力的把握。

摘要：朱光潜在用西方现代美学重构中国古典美学以推进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与美学体系，而文学阐释学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作为隐性方法发挥作用。朱光潜早期的文学阐释学，是以文艺的与历史的、心理学的与美学的两大基本阐释原则为核心而展开的文艺作品欣赏与本体意义探究。1956年以后，朱光潜以“美的本质”问题讨论为契机，开始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实践论改造并修正其前期思想，逐渐形成了以文艺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为双重阐释原则的新的美学与阐释学形态。这一新型形态的基本阐释学表征是：对任何文艺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无论从本体根基上还是现实活动上，均需溯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一美的理念与现实形态。

摘要：材料更新和方法创新是学术工作得以推进的两大要素。李巍先生的著作《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是体现后一要素的典型之作。作者倡导从语义分析通向道理重构，而这种通向是如何实现的，是笔者关注的问题。围绕此问题，可以在展现此书之贡献的同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基于方法论的自觉，在宏观的问题背景下对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就那些事关中国哲学之品格的紧要概念和论题发现新的理解视角，是这种通向得以实现的关键。被重构的道理，整体上体现的是早期中国哲学的理性品格。此书在呈现一幅思想新图景的同时，也启发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展开更多的探索。

摘要：任何对近代中国观念世界的探究都必须拥有足够的“理性的温度”，一味地工媚于传统的冬烘心态固然不足以“位物”与“成事”，然而，以为传统纯全只是窒碍，必欲弃之而后快者，也必定走向一种自我剥夺，乃至以无本为本，以无根为根。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一种新观念如果不能逗留于传统，也就不能塑造新的传统。同样，一种新传统的形成也总是在被改造中改造和重组他者。我们看到，王中江的《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以下简称《自然和人》）一书通过分析近代中国“自然”和“人”的观念，为我们理解相关的义理给出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解答。该书指出，近代中国哲学通过融汇中西两个传统，形成了新的“自然”和“人”的观念，并基于此建立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及其对应的世界观，这构成了一个具有现代的和普遍意义的“新传统”。作者凭借广阔的视野和细致的分析，细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自然”和“人”从老传统中开创新传统的过程，更为传统之再生与中西对话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摘要：具体形上学要求对具体、现实、真实的世界作系统性的考察。它是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整体追问，又有着开放性并展现为发展过程。形上关切的对象为本末、体用、道器统一的现实世界。把握形上世界的进路为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人在自身知行活动中把握存在。应对精神性问题，需要拒斥对人的物化与神化，继续探索理想形态。世界哲学需要不同哲学系统地互动，哲学建构需要运用中西多种资源。它依赖于人们的多重视野，由此形成的个性化建构也有着多样化特点。就人性与现代性问题而言，真正的自由体现人的根本规定，是否有助于实现“合乎人性的存在”是判断社会进步的客观标准。现代性中现实的进步应予以承认，认知理性要受价值理性的引导。对现代性的批判也要立足于现实，避免思辨与概念游戏。就哲学学习与创作而言，学术兴趣与积累需相互促进，历史视域与理论关切应兼顾，中外经典与当代成果都要关注。

摘要：本次访谈的主题是围绕着陈来教授宋明理学的研究之路而展开的。在访谈中，陈来教授回忆了从最初结识邓艾民先生从而开始朱子学的研究，在研究中对于新材料的掌握与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再到研究范围由朱子学逐渐拓展、深入整个宋明理学的学术历程。其中穿插着陈来教授与前辈学者、国外学人的学习与交往轶事，涵盖时间范围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初。通过陈来教授对于自身学术之路的追忆，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尝试，对于既有观念的反思与发展，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对于当代学人具有重要的典范与启示作用。

摘要：讨论中国文化，只能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调动传统，面向未来，不能迷恋过去，也不能迷信将来。中国文化的“两创”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仍是过程。活生生的“人”的养育与成长、现代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目的。当代马中西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然抛弃。对传统文化最成功的继承和保护，就是不断创新，把外来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内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中。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是国学的高级层面，可以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与他们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做人做事，以及信念、信仰、安身立命之道发生关联。反思新冠疫情，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并且防止人群撕裂，养育心性，追求“天人合一”。高科技加上人的私欲，造成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且愈演愈烈。“人是目的”这个命题，其实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应珍视动植物乃至天地万物，它们都是目的。在传统“五伦”观念的基础上，我们应建构“新六伦”：父（母）子（女）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姊妹）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以确立当代交往伦理的基本原则。

摘要：宋明理学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朱子学则是宋明理学研究的热点。陈来的《朱子哲学研究》仍然是目前大陆研究朱子哲学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的著作，陈著主要从思想外在发展演变的角度，解释朱子思想和文本中存在的矛盾，但这一解释的方法论原则更近于史学而非哲学。宋明理学家包括朱子的哲学文本首先不是去建构一种完备的理论或知识体系，而是意在指导学者做工夫。从学者做工夫的角度，宋明理学家包括朱子文本中那些看似前后矛盾或彼此抵牾的命辞或表达可以在具体的事例中得到解释，而不需要从知识系统一贯性的角度求得解释。从天理或义理的角度，命辞或表达与工夫存在着本源性关系，通过工夫去除自己的主观性或主体性，才能更好地领会作为天理或义理之展开的命辞或表达，反之亦然。因此，研究宋明理学的真正内在的方法，即通过去主体性的工夫以通达作为义理展开之命辞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