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推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近代转型的关键人物，梁启超在揭露与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现代“帝国主义”的崭新特性，申说“新帝国主义”理论，以启明国人、振人奋起。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新帝国主义”起于国民的意志，以国民为势力基础，亦以国民的利益为依归，故而相较于依靠统治者一时征服欲望的传统“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引发的扩张浪潮更为猛烈与持久。因此，为抵御“新帝国主义”的侵逼，中国必须遵循“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新民思想”三条路径建立国民与国家的关联，建构强大的“国民国家”，以顺应“国民竞争”的大势。梁启超有意使他的中国史叙事为此一政治关切服务，其“新史学”超越了传统史学的上层统治集团叙事，而下沉至国民的层面，力图展示中华民族、民主政治与国民性的演变史，从而证成“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与“新民思想”的合理性。可见，“新帝国主义”是梁启超政治理论的基本背景，对梁启超的中国史叙事有着深刻的影响。

[内容提要] 西方主流的世界主义思想虽然对以往世界秩序的构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个体主义的世界主义，并没有把“人类”视为独立主体，同时也忽视了世界主义愿景下国家内部的善治。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念与世界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王道世界主义”可以弥补并统合世界主义思想中的这两个缺陷。王道世界主义以“义”为核心驱动力，将“人类”作为主体。将“善治”理念嵌入王道政治中，建构更加现代化的概念，以“内圣外善治和善治者无外”作为其结构性链条，在承认并包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的基础上连接不同层级之间的治理。最后，需要将国家与世界都视为价值性的目的而不是工具，在实现国家善治的基础上最终涌现一个“共同善的世界”，以期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构建提供规范性指引。

[内容提要] 本文以“干部制”作为与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相对应的“理想类型”，回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制本身的理论发展脉络之中，讨论干部、干部制的特质及其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渊源和功能。本文认为，在“政党组织国家”的根本逻辑下，干部作为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寄寓了建立在理想信仰基础之上的理论清醒、历史自觉和伦理道德；干部作为政治参与的中介者，与群众间建立起区别于以工具理性为基本取向的科层制环境的互动关系；干部作为权力网络的组织者，实现了从组织架构到意识形态的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成为支撑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干部总体上被赋予了具有积极的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能够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社会组织国家这三个基本特质，这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实践的塑造，干部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能够克服“专家行政”“循规蹈矩”“冷漠技术”等传统官僚制弊病的潜质，构成了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

[内容提要] 国家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受到制度传统的深刻影响。制度传统对国家的形塑，首先表现为对国民性的塑造，进而建构起不同的国家形态及其特性。从历史上看，由于农民构成国民的主要社会阶层，国民性主要表现为农民性。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中国的家户制和俄国的村社制均为两国的本源型制度传统，二者在组织结构、产权属性、运行机制、治理单元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由此导致两国在农民性与国家性上的分殊。在农民性上，家户制下的农民表现为更多的自主性、积极性、弱势性以及个体性，村社制下的农民则偏向依附性、消极性、稳定性以及团体性。由于农民性上的差异，两国在基层治理模式、国家与乡村联结方式、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等国家形态和特性方面呈现各自特点，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样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传统，并探索符合本国历史社会条件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发展道路。

[内容提要] 官僚制是现代国家机器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其形成和全球扩散经历了复杂的文明互动和长期的历史过程，但都离不开古代中国。大约自公元前40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波官僚化浪潮。中国于周秦之变中形成大一统君主官僚制国家，成为这波世界官僚化浪潮的最高峰，汉唐继承完善，并逐步塑造中国周边国家和东亚国家的国家形态。大约16世纪以来，中西出现文明交流和碰撞，在持续两百多年的东学西渐中，中国的官僚制和韦伯式现代国家机器传入欧洲，并在长期战争和工业革命中完成升级，构成西方现代国家的核心要件。此后，随着西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穿上工业文明外衣的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向全世界扩散，并倒灌入中国，重塑了中国的官僚制和国家机器，形成世界第二波官僚化浪潮。尽管欧洲最早完成现代国家构建，但中国是全世界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构建的先行者和奠基者，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原型在古代中国。正如古希腊贡献了民主制、古罗马贡献了法治和共和制，古代中国贡献了官僚制和现代国家机器——现代国家的核心支柱之一，奠定了世界政治文明的永久基础。中华民族是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供给者之一。

[内容提要] 在儒家经典中，《左传》记载着春秋时期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验，因此对其研究采取一种历史政治学视角成为可能。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所著的《左传》三书，深刻统合了理学家和经制事功学家的治体论，以华夏政治体的立国源流与治体代兴的视野，通过对春秋历史政治经验的提炼和省视，建立了以立国根本规模和政教相维机制为核心的治体论体系。具体而言，是以天理良心为政治体和政治家的端本正始之道，以立国的根本规模、纪纲制度为主要治法要素，以政治中心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维度的风俗教化为内外相维的秩序机制，共同形成理想政治的秩序模式及其运作逻辑。吕祖谦基于经史之学而阐发的治体论，疏通了三代、春秋时期和宋代的文明传统与政治经验，表彰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经制统绪，代表了宋学中“体用该贯”的整全性儒学视野，由此可见其政治思想具有“深切著明”的实践品格和历史底色。

[内容提要] 贝奈戴托·克罗齐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乃至西方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其学术研究涉及美学、哲学、历史学和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树立了不少沿袭至今的学术典范。克罗齐是一位可洞烛幽微的人性、国家与社会之观察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大家，也是一位怀抱政治理想介入现实政治的“知行合一”的实践家。在其纵横交错的思想网格中，克罗齐的政治思想与其历史研究互为缠绕，彼此镜鉴，其历史研究致力于发挥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与道德垂训功能，以史为鉴，以文载道，打破历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藩篱，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克罗齐的政治思想受马克思、黑格尔和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先贤的精神启发，更是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理念的传承以及具体政治境况的回应。尤其是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抗争中，克罗齐铁骨铮铮，系统地阐明了自身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其对自由理念之首要地位的强力申扬，对政治与道德之悖论的深刻反思，对精英主义、平等、多元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等诸多经典政治论题的系统论述，视野恢宏，识见深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意大利具体的政治实践上都留下深深烙印。由于克罗齐的政治理念过于抽象与内在化，缺乏可操作性的政治指南，因此在“二战”之后逐渐湮没无闻，但克罗齐在意大利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绝不能因此而受到忽视。

[内容提要] 春秋时期的华夏与楚国为什么能相互接受？社会化的成功，使得楚国名义上的“蛮夷”转变为“华夏”，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从物质权力的分配、身份与互动过程中的能动性等角度对其进行解释。本文拟借鉴墨子兼爱思想，对天下主义理论进行建构，提出“天下无外”的天下主义分支理论，用以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天下无外”思想核心为兼爱，在消除身份隔阂的基础上，行为体能彼此接受、相互社会化，也不需要建构主义刻意引入能动性以解释身份的变化，因为天下并无“天下”身份之外的身份，所有行为体共有同一种身份。在界定了天下无外衡量标准后，本文使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对《春秋左传》进行研究，通过案例的辅助，确定了天下无外在春秋时期的中国存在。在天下无外思想的践行过程中，在天下无外的身份基础之上，华夏与楚国相互接受，社会化得以成功，可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