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俄罗斯人口较少民族埃文基的英雄史诗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史诗研究专家及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母题分析、比较研究、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厘清埃文基英雄史诗这一民间文学的叙事体裁类型，着重分析了埃文基英雄史诗的特色母题、典型形象和艺术特色等诗学特征；同时钩沉史诗中蕴含的狩猎文化、萨满文化及民族传统文化，解读民族经典文化等；阐释埃文基英雄史诗中体现的本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认识，探讨了埃文基史诗的发展及流传特征；提出埃文基英雄史诗与我国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史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而独到的学术观点，为埃文基史诗乃至民间文学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旨在对在华俄侨作家创作中的“中国韵味”和“中国色彩”做出整体考察，揭示“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这一文学现象所展现的独特的精神内涵，从而进一步认识在华俄侨文学所蕴含的丰富而多彩的时代风貌。全书重点剖析了俄侨作家复杂的文化心态，从中国自然与民俗、中国城市、中国人三个层面分析了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的具体表现，探讨了俄侨作家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最终认识到：在华俄侨作家的中国书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是我们理解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窗口，是我们观察欧美俄侨文学的一个重要比照对象。

本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概括地论述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以来俄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详细阐述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种思潮、流派、团体出现的前因后果、各次论争的内容与背景、各种观念与主张的基本含义。对于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以专论形式阐述其学术精要。该书还对俄国文学批评的各种思潮、文学创作倾向、社会运动方针的紧密结合，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它是俄语语言文学界由我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本书以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现当代丝路文化叙事俄语小说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基本发展历程、主要作品和体裁特征，钩沉创作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语境，考查战争与和平、记忆与遗忘、漫游与归乡等与丝路历史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分析小说中张骞、马可·波罗、成吉思汗、拔都、忽必烈和帖木儿等为丝路发展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形象，解读驼队、道路、荒漠等典型丝路文化意象的象征意义，阐释小说中的宗教文化、中国元素以及体现的丝路精神。

本书为俄罗斯著名作家、雅库特人民作家尼古拉·卢季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Лугинов）的最新长篇纪事体小说《变换的时轮》（《Время перемен》）的汉译本。小说于2017年用雅库特语出版，并由著名俄罗斯作家弗拉季米尔·克鲁平译成俄语，俄译本于2018年出版。该小说继续沿用已出版的纪事体小说《边境》中的匈奴主题，续写了中原与匈奴帝国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善与恶、精神与物质、义务与利益、勇气与怯懦等永恒对立的问题。如果说《边境》中描写的是周朝时期“内匈奴”的生活和风俗习惯，那么《变换的时轮》中的主人公是一两百年后的匈奴人，但不是“内匈奴”，而是在东北方威胁中原国家的“外匈奴人”。小说中多次出现中国智者——老子这一人物，作者结合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思想，试图以艺术的形式揭示迄今尚未得到认真解读的亚洲精神，引发读者思考。

扎伊采夫（1881—1972）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侨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20世纪初俄罗斯新现实主义的典型作家。扎伊采夫的创作体裁广泛，题材多样，为透视俄罗斯域外侨民生活与文化、反思俄本土的文艺走向、追忆俄罗斯文学经典等提供了珍贵的艺术材料。本书选取扎伊采夫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艺术特色和主题意蕴，考察这些小说里具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特色的成分，以及精神现实主义的特征，揭示以扎伊采夫的创作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概念。

俄国形式主义指1915年至1930年间在俄国出现的文学理论流派，是20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有活力的重要文学理论派别之一，被誉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批评浪潮的领头羊。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Шкловский В.）、雅克布逊（ЯкобсонР.，也作雅柯布森）、艾亨鲍姆（Эйхенбаум Б.）、托马舍夫斯基（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蒂尼亚诺夫（Тынянов Ю.）等。俄国形式主义以陌生化和文学性为标志的文学理论涉足诗歌、戏剧、小说、电影等艺术领域，其叙事理论在绝大多数学者还迷恋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之际，就率先以叙事形式为己任，重点谈了本事与情节、情节布局、叙事时空、叙事动因、叙事视角、文学史等内容，几乎讨论到了叙事理论的一切方面（美国著名叙事理论家华莱士·马丁语），对20世纪西方的叙事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国内外研究评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较早，在俄国，形式主义诞生之初就广受关注，既有大批追随者，又有各种批评的声音。其他欧美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才有规模性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方向。

其一，集中于评价学派的功过得失。有安宁斯基（АннинскийЛ.）的论文《形式学派》（1925）、巴赫金（Пушкин А.）的著作《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等。如巴赫金较辩证地阐释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意义，一方面肯定学派成员强调艺术形式的贡献，另一方面批评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强调的艺术结构的意识形态含义。

其二，围绕俄国形式主义情节、形式等理论的论述。有鲍恰洛夫（Бочаров А.）的《形式学派的存在》（1959）、美国学者韦勒克（Wellek R.）的《文学理论》（1949）等著作。如韦勒克将本事称为“寓言”，对本事和情节的关系做了论述，认为“寓言”是作者的经验和阅读材料，情节是由“寓言”抽象而来，可以使叙述视觉更锐利地集中起来。

其三，围绕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艺术论及个别理论与西方相应理论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有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ев Ю.）的《重估俄国形式学派》（1987）、美国学者莱蒙（Lemon L.）和雷斯（Leet M.）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四篇论文》（1965）、厄利希（Erlich V.）的《俄国形式主义》（1955）等著作。如厄利希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的基本原则，尤其是什克洛夫斯基的语义错位原则与埃·庞德、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理论相呼应，都是现代主义原则。

其四，围绕俄国形式主义产生的文化语境、学派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叙事时间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如叶卡捷琳娜（Екатерина О.）的论文《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产生》（2006）、安德烈（Андрей Р.）的论文《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2002）、赫梅利尼茨基（ХмельницкийТ.）的著作《“记忆中”的俄国形式主义》（2005）等。叶卡捷琳娜认为学派系雅克布逊一手创建，其理论营养主要汲取于西欧的美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的经验。

国外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偏重于对个别形式主义领袖如雅克布逊的研究，缺乏对其他成员的一并研究。由于雅克布逊在语言和学术经历等方面的优势，其在欧美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什氏等其他理论家的贡献。其二，欧美的研究有欧洲中心论色彩，夸大欧美文化对形式主义流派产生的影响。其三，缺乏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特别是小说叙事理论的整体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关于本事、情节等个别理论的阐释。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规模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成果以论文为主，著作较少，具体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向。

其一，围绕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情节、陌生化等问题及主要代表人物的个案展开研究。有仲文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方法论特征初探》（1987）、赖干坚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评析》（1987）、周启超的《在“结构—功能”探索的航道上——俄国形式主义在当代苏联文艺理论界的渗透》（1989）、范方俊的《“陌生化”的旅程——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布莱希特》（1998）等论文，方珊的专著《形式主义文论》（1999）、张冰的专著《俄罗斯形式主义诗学》（2019）。如范方俊做过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比较，认为什氏的陌生化理论突出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审美特征），而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则是为了达到艺术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认识和批评社会现实。

其二，透析俄国形式主义的小说、形式等理论。有董希文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文学观》（2002）、左进的《俄国形式主义短篇小说观》（2003）、邹元江的《偏离规范与陌生化——兼论席勒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2005）、张冰的《陌生化与蒙太奇：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美学评述》（2013）、孙绍振的《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批判》（2014）等的论文，刘万勇的专著《西方形式主义溯源》（2006）。如左进概括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短篇小说的产生、定义、情节、结尾和叙事手法等内容。

国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主要集中于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个别问题的研究；其二，对于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特别是小说叙事理论，同样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其基本走向、内涵、具体评价等内容谈及不足，对其与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关系的认识尚不够深刻，没有与其文学创作的研究相结合。

二 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术宗旨

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掀起了反传统的浪潮，派别林立，众说纷纭，同时汲取了现象学、语言学等西方文论营养的俄国形式主义可以说是这股浪潮在理论层面的集大成者。俄国形式主义是由1915年成立于莫斯科的“语言学小组”和1916年成立于圣彼得堡的“诗语研究会”（又被称为奥波亚兹）两个学术团体组成。语言学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雅克布逊、勃里克等人，诗语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蒂尼亚诺夫等理论家。除此，还有一批像日尔蒙斯基这样与学派走得很近的“准形式主义者”。莫斯科的“语言学小组”的理论宗旨是促进语言学和诗学的研究，或者可以说，他们在语言学的视野下研究诗学，与重视文学语言形式的“诗语研究会”成员志同道合，这群具有敏锐学术眼光的热血青年在共同的理论热情的感召下走在了一起，高举反叛的大旗，共同为新的理论主张摇旗呐喊，向强大的传统诗学理论宣战，以锐不可当之势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宣言，主张文艺研究要回归，强调文艺的自足性。他们的理论提出后受到国内学界的极大关注，艾亨鲍姆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最近两年来，在书刊上发表的论文、绪论、评论和艺坛短评中，对所谓‘形式主义方法’问题极其关注。没有一家文学杂志不在抱着或大或小的热情认真讨论这个问题”。8846057在这些评论与讨论中，人们的态度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庸俗的嘲讽时期”，二是“学术讨论时期”。这种标新立异、与学术传统相对抗的学术思潮必然顶着极大的压力，但其光辉必定闪耀。

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理论建构旨在建立一门科学的文学学科，研究文学自我指涉的独立价值，以此恢复文学的活力与魅力。对形式学派而言，19世纪末的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僵局，尤其在批评界，人们视文学作品为思想史的附属品，努力从中挖掘各种社会学思想，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价值则“避而不谈”，失去独立性的文学终将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人们常把20世纪初文学描述为危机时期，因为那时的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 ——文艺学研究的对象——看法很不一致。关于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科学的方法论，也都问题重重。许多从前看来没有问题的概念，当此之时却成了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里，发生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那就是一切价值的重估。”8846058为了拯救文学，年轻的形式学派成员吹响了革命的号角，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克布逊等人为代表的形式派学者将思想功能摒弃于作品之外，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立审美价值，文学研究更应该呈现文学的本质。在摒弃了思想功能合法性的同时，专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及其塑造方法，可以说引领了20世纪的一股形式主义学术思潮。他们拒绝一切“和解”，要革掉一切陈旧文学思想的“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探索。当然，严格地讲，形式学派并不是一个十分统一的学派，虽然有明确的理论宗旨，但学派成员的理论建构呈现出了多元性，可谓“百花齐放”，这也符合其“陌生化”的学术理念。但有一点不变的是大家对文学本质的关注，形式派成员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和理念诠释文学的本质问题。如蒂尼亚诺夫将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体裁、分类等问题都看作动态的，突出强调用动态性理念阐释文学的本质及相关问题，其中《文学事实》一文较有代表性。什克洛夫斯基将文学的本质看作具有陌生化特征的形式（结构），并在陌生化理论上做了多方面的研究。

叙事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形式主义成员在短短十余年的理论建构中，完成了从个别文本的关注到文学史的考察。颠覆了传统叙事理论的基本方向与格局，对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末学派宣布解散，俄国形式主义仍然是世界文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的理论探索依然具有启发性，其光环越发闪耀，令人瞩目。

西方叙事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第一个高峰，但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为其出现奠定了重要理论基调，因此，学界在探讨经典叙事理论及其理论渊源时往往离不开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关注，但对该流派叙事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学界还只是零散地谈及，而缺少系统的把握，其结果势必影响人们对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乃至诗学理论精髓的阐释。

三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课题聚焦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特别是小说理论，是国内第一次系统研究该内容的尝试和探索。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和后俄国形式主义两个时期，以前者为主，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雅克布逊和蒂尼亚诺夫等，他们在叙事理论的建构上有共同的研究对象，但又各有偏好，有交叉，同时伴有分歧。

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学派摒弃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批评，专注于叙事作品的内在叙事结构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与建构。该研究主要集中于学派关于叙事作品的本事与情节、形式与功能、时间与空间、主人公与叙述人以及文学史等理论展开研究，考查学派叙事理论体系的建构、历史演变与发展规律。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什克洛夫斯基等人不断地进行反思，对自身理论做出调整，如什克洛夫斯基将“历史内容”注入叙事“自足体”，艾亨鲍姆引入“文学的日常生活”，重申语境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当然，他们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批评的老路，而是坚持关注叙事形式的前提下，将传统的“内容”有机地融入，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并开启了交流之门。

与此同时，探究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在同时代学界的回响，以及其对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的影响与启示。同时将学派的叙事理论与主要代表人物的叙事文学结合研究，在此基础上重新反思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建构。具体而言，课题一方面对俄国形式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展开比较，他们在对同一问题的建构中尽管有着总体的理论目标，但又有分歧；另一方面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与同时期欧美叙事理论的代表人物及经典叙事学做比较分析。如在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与经典叙事学的比较分析中，重点从整体上宏观概括两者的重要渊源关系及理论异同。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重叙事形式的探索，为经典叙事学奠定了理论基调，但二者又有诸多区别：形式主义者针对单个叙事作品，试图回到作品本身，关注其形式规律，但并没有将作家和读者完全摒弃在研究之外；而结构主义者将着眼点放大至所有叙事体，旨在发掘叙事体不变的深层结构，试图通过分析叙事体共有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建立一套叙事体的普遍结构模式，完全摒弃了作家和读者。在综合比较与研究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形式学派的叙事理论及其与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关系的把握。

四 课题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研究对象方面，该项目是国内首次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全面把握。课题围绕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总体框架、基本观点、发展趋势与规律、理论影响与评价等问题做了系统阐释。由于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是其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课题的研究是更全面、深入把握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基本前提。同时，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及文论系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的开端，开启了很多新的研究方向，所以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二者的深层关系，更有利于对20世纪欧美叙事理论的把握。俄国形式主义成员大都在理论著述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中亦有理论建构，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创作，及其与叙事理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具体观点方面，既有对当前现有研究成果对学派研究的误读的辨析，也有对具体问题的理论建构。其一，当前对学派叙事理论中情节理论的分析与把握存在一定“误读”，认为学派忽视本事在情节布局中的作用系对其理论的误读。其实，俄国形式主义强调的情节加工并非对作为素材的本事的完全改变，只要有利于情节的陌生化效果的产生，本事可以本色出场，且本事亦非文学素材本身。其二，发掘学派较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如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中的空间叙事。20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空间转向，空间是一种内在力量，它从内部决定叙事的发展。俄国形式主义的叙事理论也表现出了重视空间叙述的理论倾向，通过情节布局，改变各叙事因素在欣赏者心理方面的存在空间。其三，经典叙事学对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后者认为叙事的完成离不开读者的参与，且重视个别作品的动态、历时性的呈现，在科学化倾向的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人文主义倾向，而前者将叙事作品视为一个内在自足的体系，它不受任何外部规定性的制约，强调研究对象的静态、共时性，分析、描述的是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的抽象叙述结构，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其四，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变革系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发展变化的风向标。其叙事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和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经历了两次观念的转变，即由前期以叙事形式为本体，到后期承认作品思想的合法存在，回归“历史”。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也经历了两次相应的转变，即从20世纪60年代关注故事/话语的经典叙事学转移到90年代初的开始利用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研究的后经典叙事学（多元叙事学）。

研究方法方面，采取文献法、个案研究与集体研究、流派研究与比较研究、理论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等方法。现有研究成果绝大多数要么以现有的极为有限的中文译介材料为基础，要么以转译为英文的著作为依据。本课题依靠俄文原著，努力呈现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原貌，探求其理论精髓。同时，既坚持针对主要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把握其理论，同时又在此基础上寻找流派的共性，并试图探索其理论精髓；既专注于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的深入把握，又结合相应20世纪西方叙事理论做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在挖掘学派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对成员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批评展开研究，既可以使理论研究有证可依，又能深化对俄国形式主义文学作品的研究。

伊万·帕宁的这部俄罗斯文学演讲稿，语言优美，辞章华丽，观点独特，且自成一体。他不是单纯地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而是将文学的发展与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和种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文学看成是人类灵魂从幼年到成熟的成长过程的记录。说明这条规律如何在俄国的土地上发挥作用，如何与俄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并形成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面貌，就是帕宁的俄罗斯文学演讲稿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