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罗马人认为讽刺诗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这种诗体迄至德莱顿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德莱顿既有讽刺诗创作，也对讽刺诗，尤其是罗马讽刺诗进行过全面而深入的批评。讽刺诗《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确立了德莱顿在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名声，而《关于讽刺诗的起源与发展》是对于讽刺诗最为自觉和完备的诗学之作。本书以德莱顿的该篇批评为起点，结合他的讽刺诗和其他诗学作品，从考溯“讽刺”的起源开始，分别讨论了德莱顿对于讽刺的恰当方式、讽刺的诗体（韵律和风格）形式、讽刺的道德维度等所表达出的诗学观。通过德莱顿的这些诗学主张，结合对新古典主义时期众多相关诗学问题的考察，本书较完整的构建起了德莱顿的讽刺诗学体系。

简介：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是20世纪美国文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是把社会纪实、自传和虚构融于一体，呈现美国中产阶级的风俗生活，厄普代克也因此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风俗作家。然而，厄普代克并不是位容易读懂的作家，其小说缺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词汇和不断变化的宗教观念都增加了作品的阅读难度。本书围绕“对话”这一概念，力求从“继承”与“突破”两个层面对厄普代克的创作特色与文学地位加以宏观把握。

本书上编集中论证厄普代克与克尔凯郭尔、霍桑、纳博科夫的文学联系，探讨不同文化语境和宗教背景中作家对待宗教、艺术和生活的迥异态度；下编则主要针对厄普代克的几部重构作品如“红字”三部曲、《巴西》、《葛特露与克劳狄斯》、《马人》等，探究他如何将现代叙事技巧注入与经典的对话之中，给一些普遍性问题以当代思考。本书旨在呈现厄普代克如何继承并演进欧美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主题与原型，理清厄普代克与欧美文学传统的联系；考察作家对20世纪欧美小说艺术新经验的借鉴，在历史的向度中准确地把握作家的美学个性。

简介： 本书聚焦于方法层面，阐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展开维度。伦理学是对道德问题的致思，方法是对存在的一种揭示，伦理思想方法是对人的存在的一种揭示。20世纪以来，在人类实践的各种转折和变化中，众多理论流派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马克思”。这种“回归”，不仅是文本学意义上的回归——在深层意义上，是借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资源，表达对人类共同存在命运的深刻关切。这是本书写作的学术背景。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允许多重学科介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应该允许路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解释道德问题、分析道德状况，是传统研究路径；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伦理学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分析其中蕴含的道德立场、道德价值以及道德元素等，是近些年来国内外学界开拓出的研究路径。本项研究综合了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重要观点和根本方法的前提下，试图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的范畴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的勾连。一方面，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有所差异，突出马克思本人超越旧伦理思想、实现伦理思想方法变革的深刻意蕴；另一方面，又不拘泥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文本残简断片式的厘清，充分认识到二者是相互补充、相互关联、相互完善的整体构型。由此，本书将伦理思想的“酵母”糅入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抟和成血脉相通的新文本，从而生发出道德意义。依循此种路径，经过研究证成：马克思恩格斯对生存论问题予以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人类存在做出应然表达，它存在于公共的、历史的以及时代的语境中。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存在特质、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关切——这需要从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性的领会。本书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领会及归结，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就西方学界而言，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某种论述，做出了功利论、义务论、契约论以及德性论等方面的归结，然而却反对或忽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或实践观；就国内学界而言，或者仅从某个角度、某个侧面进行归结，或者着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伦理思想方法，因此虽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却较少运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做出系统性阐释。本书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展开系统性研究，动用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将其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研究。此外，还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文本阅读与范畴推演之间的互动，提炼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范畴，将其运用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多维阐释中。随着本书的展开，上述文本阐释得到系统化、理论化的表达。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之中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有思想方法的建构。具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有“大”“小”方法之分——所谓“大方法”，即以唯物辩证法为“活的灵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以实践为一以贯之的核心概念。本书以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概念对各种伦理思想方法进行统合，从而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所具有的“大方法”特征。这种“大方法”可谓“三位一体”，比如“年轮”“树根”与“树干”之间的生命统一体关系。这种“大方法”交相呼应，渗透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中——伦理乃“人”之“理”，“现实的人”就是在特定历史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和变革现实关系的过程中，内在扬弃着被各种理性所划分的思想地盘；道德在历史过程中是辩证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对其他方法是承认而又批判的，而最终又是指涉实践的——这种内在超越性，需用“小方法”来合力阐释。一般伦理思想方法范畴加之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构造出“小方法”。本书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存在着理性方法以及非理性方法，并且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意在探寻理性主义的非理性根基。在此基础上，本书揭示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具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伦理思想方法融合的意蕴。本书还分析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义务论与功利论的批判继承，从而为义务论与功利论伦理思想方法的综合敞开了可能空间。本书进而提炼出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对契约论与德性论进行了合理吸收，其中蕴含契约精神与美德元素，从而具有契约论与德性论伦理思想方法互补的意味。最后，本书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中有关个体与共同体的论述，并表明其超越了个体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两极对立，从而试图实现二者在伦理思想方法层面的贯通。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小方法”是“大方法”的具体化，两种方法相互参证、相辅相成、互释互动。“大方法”比如江河之源，理性与非理性方法比如上游的两大“支流”，中间又经义务论与功利论、契约论与德性论等支流之汇聚，最后流归于“真正的共同体”之“大海”——即随着人类历史时间不断崭露其样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总而言之，通过文本综合阐释的研究理路，本书方得以形成。笔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嵌入”了各种伦理思想文本，从而将原有的文本结构重构为意符的流动，在“跨文本流动”中展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方法的“融合”“综合”“互补”以及“贯通”，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原始显现，而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有助于融汇各种伦理思想元素，跳出“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在多重维度展现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有助于树立从总体上改善人类命运的意识，树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性。综合观之，本书的创新不是原始资料的创新，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组织架构的创新、阐释方式的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伦理思想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

简介： 巴洛克文学是17世纪欧洲介于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一个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目前，国内对巴洛克文学的关注与研究渐趋增强，但仍存在不少有待开拓与深入的研究空间，如对巴洛克文学的认识还存在分歧甚至在评价方面出现了不少偏颇与失误。本书从巴洛克文学审美张力角度切入研究对象，深入揭示巴洛克文学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蕴，富有创见地指出巴洛克文学具有典雅追求与俚俗趣尚交织并存的审美特征，中肯地评价了巴洛克文学的艺术得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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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差异的合法性与卓越的跨文明学术对话 ——为王蕾《佛克马研究》序 2007年4月，我以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名义，代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邀请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Douwe Wessel Fokkema)作为引进的外籍专家，来四川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其间他为各级各类学生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两大板块的讲学，并与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佛克马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国际文学史、互文问题、接受美学、文学及文化成规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因区分了实证性研究和文本阐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他突破欧洲与北美文化中心主义及文学理论的樊篱，正视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成规的差异导致的文化立场倾斜与文学研究方法的缺失。同样近年来，我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从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从学理上讲，比较文学变异学即是从跨跃异质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正视东西方尤其是中外文化文学的差异，同时以文学性、审美价值为基点，对中国文学、文论与文化经典的美学阐释与实证、跨文化流传的考证及变异研究，以及中国独特的文论话语范式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与辨异，探究隐藏于其后的普世性规律，应对差异与变异带来的理论缺乏及方法论挑战。王蕾是一名我颇为赏识的学生，她以其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扎实的文学理论根基，在佛克马访问川大期间，全程担任翻译及教学助理工作。出色的翻译及学术工作，赢得了佛克马与蚁布思夫妇的肯定与认同。借此她取得了关于佛克马文学研究的所有资料，这些第一手材料是可信而绝少毗误的。(其中，佛克马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研究》一经出版，就寄给了她。而几天后，这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理论家就永远了离开了我们。)作为四川大学一名中国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蕾在四川大学所建立的比较文学国际交流平台上，依靠自己良好的素养，直接与国际知名的理论家对话，阅读他们的原作，即时与他们沟通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这是我在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强调的，王蕾完满达成了我对学生的预期。王蕾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学者，她的博士论文是她扎实学术研究工作的结晶。如今王蕾的这部博士论文经他修改与补充后，将要面向中国的读者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并欣然答应为其作序。这部著作中，以其清晰的理论梳理与辨析，使我们明了佛克马的文学研究体系及其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突显中国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佛克马以其多语运用，欧洲学者的学术背景，又以影响当代文学研究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包括波普尔的“证伪、证实”科学哲学判断方法，接受美学对当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拓展和方法的补充。他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突显中国文化及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体系中的存在意义和跨跃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对差异的关注，在佛克马的研究中，跨文明的视野成为学术的焦点，差异的存在也获得了合法性。解决了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的话语范式，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缺乏解释效力的问题。佛克马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理论的各个流派及思潮的辨析，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科学哲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文学旷日持久的辩论，以及其研究的现实困境，可以说，研究佛克马实际上就等同于梳理整个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方法与立场问题。佛克马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但首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以审美成规、符码等文学研究单位的界定，辨析当代跨跃异质文明的文学交际语境中，文学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同时又以科学的方法为基础，辨析了各种理论思潮的源起、影响以及缺憾，对文学理论工具如跨文化互文性、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术语使用的有效域做了界定。然而在跨文明的语境中，要选择梳理佛克马学术研究的立场，清晰辨析界定佛克马理论著作中的种种术语，因为涉及哲学与文学话语，所以更要应对翻译工作中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王蕾的工作无疑是艰巨而卓有成效的。佛克马是一位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国际学者与友人，同时未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理论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仍将有所启示。而这其间，多有王蕾的一份努力与贡献，这是一个优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与国际学界学习与沟通的努力，同时为寻找中国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话语范式的勇敢尝试奠定坚实的基础。曹顺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