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足从书写—印刷文化向数字文化变革这一千年巨变的社会文化现实，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媒介理论资源，提出文艺的媒介系统生产思想，阐释媒介生产对文艺语言符号意指实践的覆盖和提升等基本理论；聚焦人工智能文艺、数字交互艺术、虚拟现实电影、自媒体艺术短视频、“SCP基金会”文艺现象、新媒介时代文学写作等新媒介文艺活动，分析新媒介文艺生产中存在的智能化、场景化、身体实践、媒介神话性、超文本集体叙事、主体中心位移等突出现象和深层问题；研讨新媒介生产推动下的批评变革及文艺观嬗变，提出创构新媒介文艺合作式批评模式的设想，探索新媒介文艺批评的评价尺度。

误读是20世纪文论的关键词之一，是文学阅读中最为常见和难以避免的现象。本书勾勒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谱系，描述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基本特征。重新审视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范畴，反思其理论的价值和局限，并关注后现代误读理论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以此为契机，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寻找一条创新的研究途径。

后现代误读理论是伴随着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文学理论出现了以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范式，文学交流方式和阅读伦理发生了变化，读者从意义的见证者变成了创造者。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文学理论范式从“是什么”转向“做什么”之后，还要思考“如何做”，本书提出了“本真”阅读伦理学的构想。从自反性的角度看，后现代误读理论中存在还原论和视角主义等思维局限，过度强调差异的暴力解读不利于社群意义的共享，有可能引发亚政治的危机。

从知识学的角度看，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谱系主要有解构主义误读理论、解释学误读理论等。解构的思维方式对后现代误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解释学的“合法偏见”等思想也是重要的理论资源。文本真理观应该受到批判，文学阅读观应该从真理向合理位移。在重构经典的热潮中，发生了从误读到戏仿的谱系学流变，经典的解构面临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二律背反。后现代误读理论的范畴包括他者、对话、描述等，文本是一个他者，阅读文本就是与他者对话。他者是理解的极限、形而上学的极限。他者拒绝解释，用描述替代解释成为方法论的重要变革。

就后现代误读理论的价值而言，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突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以“求异—逆向式”思维为主，误读的正面价值得到充分展示。对话等开放性的思维方式赋予了读者极大的思想解放和阅读的自由，对文学创作和阅读产生积极的自反性效应。同时也导致确定性的丧失和犬儒主义的横行，产生了一系列审美、伦理和文化的负面效应，这与后现代误读理论对语言自反性地使用导致了双重标准有关。

后现代误读理论在当代与媒介理论相结合，呈现出新的趋势与新的问题。在媒介理论的视阈中，媒介制造误读，误读是新媒介的无心结果，主体的存在意义受到了语言符号和新媒介的双重钳制，自反性理解成为走出阅读困境的重要途径。

叙事人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是小说叙事中较为少见的一种叙事人称，具有非自然性、非常见性、非可靠性等特征。近十年来，西方叙事学界基于西方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尤里·马格林、苏珊·S.兰瑟、布莱恩·理查森、阿米特·马库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叙事人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诗歌与文学论文中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小说领域中的“我们”则是在文学创新中衍生出的一种特定区域或空间中的集体主义表达，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电子媒介时代小说叙事理论研究》是一部结合电子媒介时代特点对小说叙事理论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论著结合相关叙事学理论，结合当代优秀作家在小说叙事上敏感的探索，结合电子媒介时代特质，从小说主题、小说中的时间等角度对电子媒介时代的小说叙事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本书是一部中外文学与文化研究论文集。其主要部分是以不同视角和方法（包括叙事学、文化批评等）对多种西方小说，特别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戴维·洛奇长篇小说所做的分析和阐释；此外，还有作者对戴维·洛奇所做的两次学术访谈（论及他本人的理论和创作、英国小说发展、两种文化、后现代主义等话题），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个人解读，对中西方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所做的探讨，以及对跨文化的文学与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