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站在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角度，先师萧萐父先生曾在多篇文章中勾勒近现代中国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他认为，从中国文化主流思潮回应西学的态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三段式的认识循环：晚清时期的“浮浅认同”、“五四”时期的“笼统辨异”、后“五四”时期的“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4437742今天，我们站在21世纪的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新起点上，还不能简单地说，“浮浅认同”、“笼统辨异”的现象就已经完全消失了，但主流的研究已经转向了由“察异观同”而“求其会通”的轨道上来了。在这一新阶段里，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一方面要深入进行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各细部的异同比较，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细部异同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不同层次上做出带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异同比较，从而为中西哲学、文化优缺点比较提供相对可靠的知识基础，进而为新的哲学与文化创造做好文化史、思想史的准备工作。本人在本论丛第3辑的文章，第4辑序文及本辑的文章中，曾经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的判教与比较、比较与比附、用“理解”化解不可译与不可通约诸理论问题做过初步的思考。在以前的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过程，最终会遇到价值的取舍与哲学、文化的创新问题。虽然不能采用“判教”的方式来对待哲学与文化中的他者，但站在今人的立场研究哲学与文化的他者，总会面临一个取舍问题。而人在做取舍的决定时，必然先有一个价值上的长短论定。而“会通”也将是取他者之长以补自己之短，从而更新自己民族的哲学与文化，使之更具有包容性与生命的活力。不过，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实际展开过程中，要准确地论定不同民族哲学与文化的长短并非是一件易事，而且哲学与文化中的取长补短问题往往还不是单面向的理论与学术工作所能胜任的，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潮、政治运动来加以推动。就当今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公务员阶层、教育系统、大型社会组织、各大公司均有星期天制度，而这一星期天的制度恰恰是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产物。传统中国社会是没有星期天的，而只有各种形式的庙会或其他形式的赶集。一夫一妻的思想在晚明以后的中国社会里，也有少数思想家在提倡，但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而这种制度当然首先是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运动的产物，但就其文化根源而言，亦是犹太—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其经典根据即在旧约《圣经》之中。中国古代虽然有算术，但近现代中国学术与实际的科学研究中的数学知识体系，是向古希腊文化学习的结果。晚明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官员、学者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1607），广义西欧文化中的数学知识传入了中国，并被中国学界和科学界逐步接受。以上所举的三件事情，就其本身而言并非都能说是长处，但近现代的中国人是将其当作一种“文明”（即长处）而欣然接受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新一轮的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展开，特别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如何建设成真正的现代化强国问题时，曾经就有人感叹中国缺乏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相应的文化根基而提倡引进基督教来改造中国文化。后来在广泛的文化讨论过程中否定了这种观点，因为“亚洲四小龙”并没有用基督教来改造他们的社会而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儒家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也可以不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实现现代化。此一事例表明，在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过程中，论定其他民族哲学与文化的长处，批评自己民族文化的短处，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我们也不因惮于此件事情的困难而放弃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过程中的长短论定工作，因为，没有理论上的长短比较与论定，在实践中就很难做到取长补短。在近现代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人还是果断而坚决地放弃了传统社会一夫一妻一妾或多妾制，放弃了女人裹小脚的陋习，也坚决而真诚地选择了哲学学科。这些选择在今天看来应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批判是否太过了一些，是否放弃了一些不该放弃的东西呢？如果不是这样，当前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出现的“国学热”，又昭示了一种什么样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与文化信息呢？在比较现代的视野里，我们都明显地看到，世俗化的力量是越来越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越来越退缩。当然，一些新兴宗教与经过改革的宗教，仍然有自己广大的势力范围。即使如此，宗教本身也与世俗社会的要求相妥协，中国佛教的不断人间化、世俗化，基督教也在不断地向世俗世界靠近，办了很多教会大学，传授各种与上帝信仰无关、甚至是相反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这种世界的潮流似乎在表明：中西文化在一些最基本的层面上具有相类似的趋势。但就中国社会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由于普遍地摧毁了传统社会的各种信仰与伦理体系，世俗化的负面作用似乎比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要更加明显。有法不依而导致的“无法无天”的现象，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与文化创新工作显得尤其紧迫。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建，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其实是以政治关怀的形式表达了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的焦虑，而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会通”工作，恰恰是要以学术的方式介入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与文化建设的现实关怀之中。中国传统经学强调“通经致用”，诸子百家之学强调学术对政治、社会、世道人心的影响。作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分支，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也不应当置身于现实中国文化建设与世道人心改善的社会功利之外。哲学与文化研究上的“察异同而会通”的学术研究工作，绝对不只是满足少数学人理论理智上的快感，而应当与我们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工作才会获得不竭的思想源泉与现实动力。是为序。吴根友2013年6月

简介： 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思考。主要涉及：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考；对形而上学必要性、可能性的思考；对中西形而上学及其实现方式的思考。第二部分是认识论研究。主要涉及：认识活动的机能问题，如感知和想象力问题；概念思维和直觉思维问题；知性、理性和非理性问题；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等。第三部分是辩证法研究。主要涉及：辩证法的必要性和合法领地问题；辩证法的形态问題；辩证法的根源问题以及生命辩证法的问题等。

简介： 本书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把握西方和东亚公共哲学研究热潮兴起的问题意识与功能预设，在比较的视野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当代价值是公共事物治理的基本规范。系统分析了西方和日韩公共哲学的理论途径和概念界定，借鉴中国学者关涉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研究途径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公共性的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的特质。在马克思思想自身发展的途径上证明这一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以此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逻辑理路。

简介： 吴根友在明末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徐光启曾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经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讲座，比较中国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的圆周率与古希腊几何学中圆周率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有理数，而古希腊的圆周率是无理数。因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内多边形的边与半径的距离比计算出来的，古希腊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周与半径的关系比计算出来的，其结果一定是无理数。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可能是会通，只能在比较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中国人的圆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腊人理解的圆周率。正如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与思想，而是第三种文化。鞠教授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断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引发了我对比较与会通问题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观点我进一步的思考到，何谓会通，比较哲学真的不能达到会通吗？会通之“会”字，有领悟与理解的意思。通，是将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学词汇来解释，即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视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圆式的融合，也可以是两个相交圆式的融合。从过程的观点看，这种相异的两种思想与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是一个漫长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形象地说，是两个不相交的圆逐渐相交，而相交的面积由小渐大的过程。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同心圆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会通并不是主客与客观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只是一种近似值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某一类事物的亚种，在主要属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国数学家对于圆周率的理解为例，他们在观念上也是将圆理解成从中心一点到周边等距离的图形，但他们在处理周长与半径的关系时，是以圆内的多边形之边长与半径的关系为实际算法的起点，其结果是一个有理数。但如果圆内的多边形达到足够多的等份时，也就是说接近理想的圆周时，则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腊的周长与半径的比率了。换句话讲，中国数学家在理解圆周率的问题时，在观念上与希腊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实际的数学处理方法上不同于古希腊数学家而已。如果我对鞠教授的观点没有误解的话，则我对于通过比较而达到会通的道路，就持有不完全同于鞠教授的观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不一定产生第三种文化，而只会让一种民族的哲学与文化在异地生长出亚种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使固有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某种变异的形态，它是新的，但不是一种全新的哲学与文化。仅以佛教为例，中国化的佛教虽然不同于印度佛教，但它仍然是佛教而不是道教、儒教，佛教的基本精神特质在中国化的佛教中都有所保留，那些不太适合于中国人的一些内容，以及中国人能理解但不愿接受，尤其不愿在宗教的实践中加以落实的部分内容，并不能说中国人不理解。即使有些内容既理解也接受，但很少照单全收，而总会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精神与文化传统而加以修改，如佛教的救世精神在中国化的佛教，特别是慧能新禅宗及以后的中国禅宗思想传统中，就逐步地转化成即世而超世，成佛即成人等新的思想观念，至于现、当代的人间佛教已经完全地中国化了，但仍然不同于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而是佛教在中国的变种。要而言之，笔者的观点是通过比较通达会通是可能的，经由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之路可能将原居民的哲学与文化在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传统里以亚种的方式被接受，被理解，但并不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第三种哲学与文化。否则，人类之间的精神与文化的理解与沟通就是不可能的。而自古及今的人类文化的相互理解的历史也表明，人类是可以理解异质文化的，只是这种理解总是打上了理解主体的前见烙印而已。本辑收录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中欧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比较方面，也涉及中国哲学家对于比较哲学的一些看法与观点，旅美哲学家笑思以汉语哲学的形式展开对苏格拉底德性伦理学思想的批判，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语哲学主体的自我觉醒。本辑中还收录了青年学者介绍俄罗斯学者对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道”的理解的论文，这是我们办比较哲学论丛以来第一次发表中俄思想比较的文章。我们希望未来的文章中有涉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思想与文化比较的文章，以彰显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多元开放性。

简介： 《哲学概论》首次出版于1961年。本书是一部类于全部人类文化，即类于东西方思想发展成果的整理与回顾的哲学教科书。其内容涵盖了东西方哲学的全部内容，其结构兼有中西哲学描述方法和特点。对人的道德本性的思考、显扬和阐发是本书昨基本脉络。

简介： 海德格尔既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史素养的哲学家，又是一个“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尝试者，这个事实意味着其思想观念一方面具有原初区分并命名事情真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与哲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鉴于此，本论著把界定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基本观念，辨析这些观念与哲学传统思想，尤其是与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基本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厘定海德格尔所提出的观念在揭示世界真相时所具有的效力与限度的尝试，作为探讨的主要内容。海德格尔把此在分析定为分析的起点，以及他对此在的阐释，集中体现了其思想与近代主体性哲学之间的关联与区别，此外，此在之基本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与海氏后期的核心概念即四重整体世界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简介： 《从表征到行动：意向性的自然主义进路》把意向性放置在认知科学的背景中讨论，考察了表征意向论、解释主义意向论和行动哲学意向论，揭示了意向性的自然主义进路及其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可以在行动的基础上把自然和社会统一起来，“自然主义”的含义应该从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意向性的讨论需要的是开放的“自然主义”而不是狭义的“自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