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主要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当今社会实现理论上的与时俱进，以及“如何”在当今中国不断发展的问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思想研究一定要立足于其自身的特点并深入展开。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思想，强调指出它们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大贡献。

简介： 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在20世纪中国经历了很富戏剧性的落差，尊孔与批孔的思想政治斗争几乎贯穿了大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讨论排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学术界对孔子思想的当代价值仍存在不同的认识。本书对孔子及其思想百年来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梳理，史论结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从中可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的发展历程。

简介： 本书探索、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规律及成果，主要研究对象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广泛涉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历史任务做出过贡献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理论研究者。重点探讨的是他们创立的一种哲学新形态，即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书的特色在于研究的具体和细致：所谓具体，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具体到每一个相关的哲学观点、方法和哲学学说；所谓细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细致到每一个相关的哲学原理和哲学概念、范畴。

简介： 现代化最大的弊端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即以分裂的眼光看待人类和自然宇宙。当笔者的目光回到中国传统文化时，发现传统的天道整体思想可能有助于解决西方一直以来的现代化二元分裂症。而明清浙东文化是中国传统天道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代表性人物的天人思想进行细致探讨，对于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天道思想不无裨益，也对当下的现代化及现代性的构建有所助益。本书对黄宗羲等浙东思想大师的天人思想作了全新的梳理和阐释。他们所倡导的良知良能、理气合一、天理人欲、王霸义利、工商皆本、经世致用等思想莫不体现了传统儒学之整体思维。与现代思想对比，传统思想更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其对现代思想的完善和提升作用不容忽视。以往著述多强调明清浙东学术的近代启蒙性，而本书则是对其思想中的传统宝贵遗产进行深入发掘的全新尝试。

简介： 陈寒鸣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的儒学，其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究竟何在?这些年来国学热兴，复兴儒学的呼声日高，使这个问题愈益强烈地萦绕于我脑际，更促使我去思考：身处21世纪的当今社会之中，我们应如何适应现实需求，并随社会发展之大势，显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从而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和开新?几年前，为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儒学现代发展的有关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出“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之时，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孔子开创的并且在其后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若有此可能，究竟怎样才能使其转化?实现了这种转化的儒学又能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部儒学史生动而有力地表明：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作出自身调适，从而不断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生命力，使得儒学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不是别家别派，而只是，并且也只能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久踞思想文化领域的宗主地位，支配着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并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奉守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则，其奥秘就在这里。因此在文章中我提出：“儒学从来就不是空虚之学，而是适应着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体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历史上，真正的儒者倡扬的乃是同现实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体用兼赅之学，而“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则是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正由于儒学具有这种内在精神，它才能在历史上自觉地随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适自身，并因此显示出强劲的、万古常新的内在生命力。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待外求的心理认知模式，并成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由之我得出结论：“既然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进行自身调适，从而不断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生命力，那末，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儒学能否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而在于究竟怎样才能开出儒学发展新路，在实现儒学现代化的同时，使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文章最后，我强调：“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并不在相应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而从纯理论层面上对儒学作出这样或那样现代性的诠释，而在于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的新儒学。”几年过去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尤为欣喜的是，刘伟博士近成《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一书，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儒家强调的是如何尽最大能力去改造世界，尤其是儒者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处理所谓‘群己关系’来实现社会理想。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实践被视为第一位，而著述立说则是无奈之举，或者说是退而求其次的表达个人理想的方式”；“儒家研究心性学说的目的在于推进修齐治平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形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塑造。‘孔子素王’标志着儒家内部对孔子的最高级别的尊崇。尊崇的背后隐藏着儒家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面对王权的巨大震慑力，儒家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善于革除弊政，展示自己的治世才能”；“儒家已经告别了帝制时代‘王官学’的身份，褪去了备受推崇的光华，成为信息时代的‘百家言’。面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儒家不能将着力点全部放在理论转型、话语转换和解释方法创新上，而是应该重新组建自身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契合关系。儒家必须完成实践方式的转换，真心实意地走出帝制时代的阴影，走进现代民众的生活：不仅要对经义、礼制和信念进行一番损益，更要对现时代的社会需求做出准确的判断，构建‘新礼俗’，服务于广大平民，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凡此等等均与我颇相契合，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因此，刘伟博士索序于我，我欣然从命，在向读者诸君推介这部极富识见和价值的书的同时，还想借此在刘伟博士已就如何透过颜元“习行”之学而远绍孟子“大丈夫”精神以开新儒家心性传统作了颇多讲论之外，再不揣浅陋地进一步谈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刘伟博士和读者诸君。儒家有着很深厚的讲论“心性”的思想传统。心性论是儒学乃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孔子虽然没有系统阐明心性论，但在他看来，“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修“德”是人之为人应尽之道，且“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对“道”之闻知、体认与践行乃人之为人的本分。他将西周“以德配天”观念转化为践仁知天，即谓“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复言：“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从而使得修德行仁既以天生之“德”为依据，又是与天合一之路径。孔子这样从人自身寻我依据的做法，实为儒家心性论之肇基。嗣后孟子基于“性善”论而畅言心性，以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 ；而人性之善，当下即表现为恻隐、羞恶、恭敬（即辞让）、是非之“四端”，此四端成为仁、义、礼、智的根源。人们的道德践行必须以自身为目的，最终要达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境界。这就使儒家心性论基本定型与大体成熟。两千余年来，以程朱陆王为主要代表的历代儒家学者不断阐述、推扬孔孟之说，遂使儒家心性论日臻圆熟。尽管在历史上，儒学或儒家的心性论曾表现为各种理论形态，但既然儒学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土壤之中，而又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理性的精神特质，那么，自孔孟以来儒家所讲求的心性论也就绝非所谓纯学术或纯理论性的玄谈。讲“心”论“性”，是要在对“道”有真切体悟和受用的基础上，对实际个人的当下修养实践有所指引，而任何一个实际的人又都绝非孤立的超然的个体之人，必然是生活于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处于一定的人伦关系之中的社会关系的总体。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这成为儒学的承当，而凡对此有了真正承当的儒家学者，其所提出的思想必然体现出时代精神。这样，儒学或儒家的心性论也就必然地要同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作为这实践主体的现实的普通民众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惟其如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成为历代真正儒者持守的坚定信仰。基于对这种历史事实的了解和体察，我向来认为“儒学与中国社会生活”实在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圣昔贤俱往矣，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如何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纯粹学术的理论研究固然有必要，这有助于从客观知识层面上了解儒学，但如此所了解的只是儒学之外象而绝非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我想，我们应“学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应像历史上的那些真儒那样承担起“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的使命，开新儒学以复兴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明代中后叶，崛起于社会底层的王艮（心斋）结合百姓日常生活来阐发阳明的“良知”说，把儒学价值转化成为普通百姓自觉接受的思想观念。他及由他开创的泰州学派，作为一个历史范例，至今仍给我们颇有教益的启发。当我们众多学人还高居于象牙塔中以各种各样的理论范式对儒学进行所谓纯学术研究，并创制出一部部看得人莫知所云的鸿篇巨著的时候，是不是不仅仅我们的儒学研究已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作为这实践之主体的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且在远离的行程中日益丧失了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这实在令我很是忧虑，我们为什么不以“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的担当意识来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呢?中国儒学开创者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因此，在孔子所创儒学中，真正具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并因而在儒学中有核心地位或发挥主导作用的，乃是他依据礼乐文化传统开创的、反映着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仁”学。孔子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观的确立，此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道德主体性确立的标志。而孟子所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则是对孔子所创儒学根本之道的最精辟的概括。孔子所创并为孟子承扬而成为中国儒学根本之道的“仁”学，绝非玄虚之谈，而是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文化精神，孟子所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论语》记载着孔子论“仁”的话，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孔子所创儒家“仁”学蕴涵着的人道精神要旨。“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而言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从消极方面而言。无论从积极或者消极方面看，“仁”学都表示出一种对人充分尊重与关爱的价值取向，“仁”学的建构都是以尊重人、关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的。满怀忧患意识，读到刘伟博士的这部书，我感到欣喜。刘伟博士服膺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精神与价值取向，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习，独立思考，是一个勤奋的后生小子。在学界前辈的指引下，深入学习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理论，将其多年成果总结为《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一书，对一些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人们或许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这部书也一定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我敢说，在时下众多有关儒学的出版物中，这部别开生面的书为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进而为开新儒学传统，复兴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作出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和努力。愿刘伟博士的这部著作早日面世，希望这样的书能再多出一些!是为序。2012年3月28日于天津

简介： 本书对张岱年文化哲学进行深度解读和创造性阐释，较为系统地论述其思想前提、发展阶段、理论基础、主要内涵、基本特质、历史地位和最新趋势。作为第一个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张岱年文化哲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和社会思潮演变之合乎规律的理论结晶，此外，张岱年还在知识结构、学术平台、理论建构等方面受到长兄张申府的深刻影响。总起来看，张岱年文化哲学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综合创造”论（“文化创造主义”）、20世纪40年代的文化“均衡创造”论和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三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基础包括会通中西马的思想架构、方法论上的多元主义与“兼和”哲学，“兼和”是以多样性、创造性、统一性为内涵的动态均衡，它体现为一元主导、多元兼容的文化原则。张岱年的文化范畴体现了人类改造“外在之自然”——自然环境与“内在之自然”——人性两个方面的高度统一，他运用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正确解决了文化的系统性与可分性、连续性与变革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基本矛盾。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他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对外来文化的取精用宏，为正确解决中、西、马三“学”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个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张岱年文化哲学最鲜明地体现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问题意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体系建构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综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可以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学派、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重庆学派和以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为代表的北平学派的基本格局，从而在基本理论高度统一的前提下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种“理一”与“分殊”相统一的显著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得以葆有青春活力的重要原因，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等的对立互动中最终成为主导思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岱年文化哲学与现代新儒家和西化派文化哲学之间有着既对立又互动的复杂关系，有着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基本立场、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分野。“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张岱年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最新发展，它彻底超越了传统“体用”二元模式的局限性，以“魂、体、用”三元模式准确界定了中、西、马三“学”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主导性（方向性）、主体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它以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方式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战略，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建构与发展，仍然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紧紧围绕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凝炼问题意识，促进学派传承，为实现理生和谐、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作出其应有贡献。 关键词：张岱年；文化哲学；兼和；综合创新；“马魂、中体、西用”论

简介： （代总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正在由规模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变，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诉求。学科是学术的土壤，是创新的源泉，是人才培养的基地，是人类在认识世界而形成知识的过程中把同类知识进行系统化的集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需要充分发挥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教育学原理是研究教育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求教育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教育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揭示教育的规律。即揭示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外部诸事物之间的本质性联系，以及教育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阐明教育的各种规律。二是科学地解释教育问题。即对纷繁复杂的教育问题提供超越日常习俗认识和传统理论认识的新解释，促进教育知识的增长。三是沟通教育理论与实践。即通过对教育规律的揭示和教育问题的解释，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进而成为沟通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桥梁。教育基本理论是教育的概念、原理的体系，是对教育实践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因此，教育学原理是教育学中的基础学科，为其他二级学科提供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为研究各级各类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它为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教育改革提供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教育学原理学科是郑州师范学院的传统学科，也是学校的优势学科。2010年，本学科被评为校级重点学科。通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2012年10月被评为河南省第八批重点学科。以王北生教授为学科带头人的本学科研究团队，立足中原经济区建设，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世界性文化转型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挑战，借助于中原独具的区位优势，通过对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的透析，引领河南省基础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同时，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研究的长足发展，对于支撑师范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加强教师专业发展，针对教师教育专业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学校确定的教育学原理学科点的建设目标是：立足于教育在河南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先导作用进行研究和探索，在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教师教育研究、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学四个学科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和实践，形成明显的优势和特色。1.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通过对教育基本理论前沿的透析，引领河南省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方向。该方向的特色是注重传统教育理论的实践反思，关注教育中基本问题的研究；注重基础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注重新课程改革中学习策略与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注重学校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注重儿童青少年健康人格塑造的研究；注重人的社会性发展研究。2.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以教育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服务、以和谐校园建设为切入点，以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的基本理论及专业技能培养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宏观、中观、微观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教育资源整体优化为研究路线，探讨影响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发展的对策和改革路径。通过对全省基础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实现郑州市基础教育的整体提升，引领和示范河南的基础教育发展。3.教师教育研究以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为导向，立足于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实际，以教师培养与培训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重点进行教师教育模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教师培养与培训模式的改革、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教师教育管理、教师专业发展、师范生教育技能研究等内容。4.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对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提高特殊需要人群素质、提高教育水平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特殊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形成河南省特殊教育研究的高地，指导河南省特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本学科的特色是以培养特殊教育师资人才为主，兼顾康复人才和残疾人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辅，开创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为一体的办学模式。在进行上述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借助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建设，在研究成果方面提出注重理论前沿、注重学科交叉、注重实践效果的基本要求。拟出版一批教育学原理学科领域的学术专著和规划教材，形成该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志性科学研究成果。首批出版的重点学科论著，是郑州师范学院近三年来本学科的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经重点学科的各位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后进一步完善的学术专著。其学术前瞻性主要体现在吸收了现代社会发展研究的新成果，部分研究成果表现出研究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其教育实践与前沿研究成果结合的方法为学习者提供了探索新问题的路径。其中有对教育投资理论问题的分析；有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性探索；有对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的挖掘；有对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反思；还有对特殊教育师资资质标准的研究等。他们不仅关注教育学基本资料的建设和积累，强调教育实践之于教育理论的重要意义，重视教育理论之于教育实践的服务功能与教育理论审视教育实践的本质使命，而且还积极参与教育学术规范的建立，努力拓展教育学学科的研究视域。根据重点学科的研究进程和各方向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重点学科论丛还将陆续出版一批新的论著，如教育与人的发展的研究、师范生实践技能标准研究、教师职业化研究等。同时出版与本学科所属专业的规划教材。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指南。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观念在教育发展中具有先导作用。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是一所合格的大学。我们期望教育学原理重点学科建设，能够实现区域基础教育的整体提升，引领和示范河南的基础教育发展，形成相对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支撑师范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加强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教育专业技能培养。殷切希望有更多的教师参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产生一批有一定研究水平的成果。能够有效地引导河南省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整体提升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在此，我们真诚的将从事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部分教师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恳请得到各位专家同仁的批评与指正。郑州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教育学原理）论丛编辑委员会2014年10月26日

简介： 中国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中国农村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特色的问题。众所周知，思想引导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目标是今后农村发展的方向和中心任务，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证。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成效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影响到农村的和谐稳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已经从封闭发展走向开放发展、从单一发展走向多元发展、从稳定发展走向快速发展、从对政府的依附性发展走向政府引导、自主独立的发展道路。农民是否真正达到了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有序发展所必需的思想转变要求呢？学界和政府都在力图给出答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更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思想保证、价值观念、舆论环境、文化条件，打好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目前我国正处在机遇和矛盾并存的关键时期，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放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农民有了很多对社会的新认识，农村复杂性也明显增强。面对农民这个庞大群体，只有首先建设和谐农村，才可能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在这种社会转型期，尤其需要通过思想引导工作在思想多样、多变、多元中统一他们的思想，在各种社会矛盾交叉多变的条件下凝结力量，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保障。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已实现了本质性飞跃，农民思想变迁呈现出多维性，特别是在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日益强烈，各种社会矛盾显性化，农村加快发展面临困局。要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就必须有效化解各种潜在的社会风险，调节冲突，实现社会各层面的和谐，构筑安定和谐的农村社会发展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更高的思想理论层面建构农村和谐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就成为学界必须研究的一个问题。朱俊瑞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分为三本专著出版，分别为《当代农民思想变迁与农村和谐有序发展研究（浙江篇）》《当代农民思想变迁与农村和谐有序发展研究（江西篇）》和《当代农民思想变迁与农村和谐有序发展研究（新疆篇）》，共计60多万字，采用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组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不同学术背景的成员，分析到位，相信能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向朱俊瑞教授及其团队表示祝贺。是为序。李培林2016年10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