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5600421——太史令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华夏远古文明，历夏、商、周三代至于春秋战国时期，数千年的积累已经使她的内涵变得异常深刻丰富，而此时恰值奴隶分封制之下的中央集权衰败不振之际。周王朝在政治上皇权旁落，令出诸侯，形成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格局；在文化上，官学摧折，典籍散佚.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率先异军凸起，其余各家，相继而兴，自骋其说，形成千古称颂的百家争鸣局面。道家肇始于诸子之先而不彰自显，影响所及周遍百家，延至今日。这恐怕首先要归于老子身份具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周代制度，礼不下庶人，官学高居朝堂，普通仕子，难得看到各种宝贵文献。老子世代充任柱下史，执掌千年学库管钥，却使他能够广泛披阅历代秘档，全面总结前面的社会发展经验，提出系统的理论。老子道家思想建立在广博的文献提炼基础之上，总结了深刻的历史法则，加之他的官方身份，使他在有生之年，已经声名远播。天下学子，争相宗之为师，或受业于其门，或辗转相传。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即使仲尼与老子，主张殊不相侔.也多次远道负笈问礼。可见老子影响，非同寻常。老子归隐后不久，由于兵乱，周室典藏，分散民间，不复综窥全豹。各家学子遂在老子的基础上，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各执一端，各任其说，亦各逞干世之术于当时，遂演成九流之别。即使道家学派，也各自分趋，一化为多。故《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把当时学者，分为八家，其中四家——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之学，老聃、关尹之学，庄周之学——以阐发道论为枢机，仍属道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九流”之中，除阴阳家之外，儒家、法家、墨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和农家，虽独立门户，自成一派，而探其源流，则或多或少都与道家有关。自汉武以降，儒术定为一尊，其他各派，渐归湮没，唯道家并存。而其思想因素的主体，则为后汉兴起之道教所承袭和整合，组成对抗儒家意识形态的联合阵线。至此，中国思想史发展的螺旋运动，完成了一个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周期。所以《道藏》琼札，五千余卷，所列众书，多捃拾诸家绝学，看似以续余响，实称叶落归根，或更贴切。其中更多有儒家所不敢言不能言者，更有后兴之佛教所不能识不能辨者。历代佚亡典籍，或附道经而存，自成题中应有之义。道教学术，杂而多端，旧时学人诟病者多多。然而道教学术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柢，实为中华学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她实际上是“多端而不杂”，不杂不多就不足以成其为根柢。二然而道家道教的生命力并不是老子、张陵等人在书斋中皓首穷经铸就的，是历史孕育和发展了她的博大内涵。《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一节中.有两条内容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其一是“《伊尹》五十一篇”；伊尹出身奴隶，因贤能而后乃为商汤王相，助汤攻桀，是奠定汤王朝的关键人物。其二是“《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括《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皆与用兵与治世有关。以上二书虽然不大可能是原作，而极有可能出自战国思想家之手。但是伊姜二人被归为道家，却给我们暗示了道家与它之前的历史之间一丝不绝如缕的联系。商初的史实今人已知之不多。至于周代，史家皆以“太公之谋”、“周公之训”为建立其政权的两块基石。盖商末之世，纣为天子，残暴无度。文王处周岐之间，地不过百里，修德行义，主用太公望吕尚之谋，以卑弱制强暴，而成“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之势。文王殁后，武王灭商而王天下，首封国师姜尚父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境内），是为齐国。太公望治齐，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路线，讲究简政从俗，注重功利，劝其女功，极其技巧，通其鱼盐，发展生产，重视人民的实际利益；“五月而报政周公”，讲求效率。其后，齐国日益强大，终成霸主。武王之弟周公旦是周初另一位关键人物，他受封于鲁国，在鲁推行一条“亲亲尚恩”的治国方针，正好与姜尚之政形成鲜明的对照。周公旦之子伯禽代父治鲁，注重繁文缛节，变革旧俗，推行三年之丧，忽视效率，重视宗法氏族关系的维护。其后，鲁势日削，北面事齐，至于觐（仅）存。道家创始人老子虽然并非生长于齐国，他与姜尚是否有某种学术传承线索，现在也无据可考，但是他的思想确实与周王朝的兴衰、齐鲁之政的正反经验有关。至战国时，齐国稷下学派，称为道家，齐国俨然成为道家学术的中心；鲁国则成为儒家学派的策源地。道儒二家自萌发之时起各自的社会政治角色就各不相同，相反相成，共同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母体。儒家善于守成，道家长于应变。自从儒术被订为不刊之说之后，道家学术的优势地位骤然下降。二千多年来，虽然她在总体上处于潜伏不彰的状态，但是每到旧的体制弊端积重难返，危机四伏，革新派和革命派起来救弊兴利之时，他们利用的理论武器往往是因时变化的道家学术。汉末，刘氏政权陷入无可挽回的危机，张角、张鲁组织道团，令祭酒教人诵习《老子》五千文，组织黄巾起义军，从根本上动摇了汉王朝。天下从此进入由合而分、诸侯割据的状态。其后出场的“千古英雄豪杰”曹操和诸葛亮，二人虽然为人和品性相距甚远，但有一点却完全相同：他们都是具有典型太公风范和老子精神的人物。他们深通兵法，神机妙算，延揽人才，赏罚分明；曹操渴慕神仙，好养性法，孔明澹泊宁静，精通道术；都有审时度世的黄老思想。唐末无能子，在黄巢起义同时，从思想上与之呼应，隐姓埋名，著《无能子》一书，大胆地否定封建礼俗的先天性质，直接把“覆家亡国之祸”、“生民困贫夭折之苦”归于儒家标榜的圣人之过（圣过）。宋代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在政治上推行新法，在学术上实行新学，并亲撰《老子注》，引申其辩证法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在打江山时就在刘伯温、铁冠道人、周颠仙等谋士指导下研究应用道家思想，颇有心得。统一天下后，欲借鉴前代哲王之道，乃披阅《道德经》及诸家注论，因“所注者人各异见”，故自得立说，不用古注。在自序中，他盛赞《老子》“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要宝”。到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运衰颓，忧患交迫，有志之士，上下求索，力图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在传统文化中，不少人目光不约而同地再一次看中了道家学术。爱国思想家魏源曾著《老子本义》，在《论老子》一文中，他断言：“《老子》，救世书也。”把老子的时代意义，定位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我国固有学术的发掘。他曾点评《老子》，着重指出“中国未曾有民主之制”，多次强调“《老子》者，民主之治所用也”，以为《老子》第八十章所描述的就是“古小国民主之治”。严复的论述涉及到现代中国文化重建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与现代文明的主题——科学与民主相契合的成分？道教与我国古代科技的密切关系，已经为世人公认。尽管“中国未曾有民主之制”，但道家传统中是否含有比其他各家更多的民主因素，可供我们吸取？这一点有必要重新考虑。道家道教理念中，对政治的最高憧憬是王者垂衣拱手优游无事而天下太平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无为之治。无为之治的基本内容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政策要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决定。过去人们没有将其认同为民主思想，是因为没有发现与西方近代民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大体一致的内容，更没有找到民主制可操作的纲领。我想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苛求，同样，也不会有人否定，道家道教中某些成分，的确包含了对君主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民意志的肯定。这是我们在建设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可以加以吸取的。三先秦各家哲学思想总是伴随着某种“术”，甚至各家都是根据这些“术”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的，比如儒家被称为“儒术”，法家被称为“刑名法术”。不过各家的“术”主要是治平之术，而道家的“术”还包括各种不同的方术，故而人称“无所不窥”之学。道家首宗黄帝，而黄帝也是历代方士最常依托的对象。《老子》《庄子》中暗含的许多修炼方式，成为后世道教仙术的原型。《老子五千文》一开始就被道教组织作为包含有成仙之道的教义手册使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和《隋书·经籍志》子部方药类中所录书目也多有见于《抱朴子·遐览》篇者。后世各朝各代统治者对待道教教团的态度或许各不相同，道家治平之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但中国方术却始终在道教的推动下向前发展，尤其是养性延命的修炼方术被首重长生的道教发挥得淋离尽致。注重现实人生、挚爱生活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以来便已形成的一大传统。这一点在道教中得到相当集中的体现，并成为这个宗教最为显豁的主题。道教对现世人生抱相当肯定的态度。《太平经》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为最善”。人活一世，生老病死，道教并非皆以为苦。《列子》认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有幸能生而为人，乃是第一大幸事。但是道教的确以老病死为人生之大痛苦。从客观上来说，老与死虽不可避免，但是它们的临近的时间表却是非常有弹性，可借人力而改变的。同样生在天地之间，有人“半百而衰”,“自之死地”，有人则“百岁尚健，犹能生子”，享受生之欢娱。但是要说到病，则是可以基本上避免的。这一点，《抱朴子》相当乐观：“若夫仙人，以药物养身、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其实道教所谓长生不死，也并不是强调现世肉身不朽，而是要通过实施内丹人体系统工程向死亡的界限提出挑战，从“逆”的方向上夺天地之造化，凝炼精、气、神，提高生命的质与量。《太平经》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它认为，人的可能寿命，上寿一百二十岁，中寿八十岁，下寿六十岁，六十岁以下算夭折。现代生物学也证实了这种估计。据研究报道，人体细胞每0.24年分裂一次，最多可能分裂500次。所以一般情况下，人的可能寿命是120岁。但是，无数事例证明，即使是120岁，也不是最大极限。可见，人寿极限的弹性和能动性是多么乐观。道教唯生学说，不以妄希生后福报、死后天堂为终极关怀，而是首贵身心健康，“使现实人生，相当安慰”，既要缓解死亡的威胁，又要消除人生的苦恼。今天，科学昌明，生产发达，物质丰盛，富者日众。此世之愉悦，胜似他世之大同。但是物质财富是一柄双刃的剑，它可以带来轻松，也可以带来沉重；可以引来福庆，也可以招致祸患。如果对待不慎，低级的物欲消费带来的暂时兴奋便会象闪电一样消失，泡沫一样破灭。于是“晃然大悟”，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以为现实世界，林林总总全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切有形都是幻影。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摇摆，遂令社会风气，要么人欲横流，要么尽堕悲观。道教的养性延命学术，就是教人如何作为，才不会让财富成为伐性之斧、催命之符。一个具有道家学术教养的人，必定会珍视生命，爱惜羽毛——就是《老子》所谓“啬”的精神。很难想象，他会暴殄天物，甚或作奸犯科；也不能想象，他愿弊屣红尘，自了其生。四道家道教的传统中虽然包含了许多对现代世界非常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是真正认识到这些成分的有效性并有意识地加以吸取、利用和发挥的人并不太多。其原因很多，而对道教经书的译解的艰难程度恐怕是最基本的问题。早在一百年前，严复就在《译 ＜天演论〉自序》中感叹：“读古书难！”他总结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历时久远，简牍沿讹”，文字错脱较多；二是“声音代变，则通暇难明”，音义变化较大；三是“风俗殊尚，则事亦参差”，社会环境变化较大。重要典籍虽然历代“训疏”者勤，仍不免“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对道经来说，研读的难处，恐怕还要增加两条：首先是它突出的杂多性。道教典籍，三洞四辅十二类，祖述黄老，兼综百家，包罗万象，贯彻九流，既有“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又有积精累气、温寒祛热的医道仙术，还有图谶术数、兵钤韬略、玄门祝由、剑术拳法。旧儒尚以“道家之术，杂而多端”为病，受西学浸润的现代学者更是鲜有愿意问鼎者。其次还在于它传播方式的神秘性。道教传统，口诀门径都要一脉相承、口口相传。在文字记载方面，要紧之处往往隐语连缀，窥其堂奥者或以为是宝墨灵文.不识真面目者反以为呓语鬼话。这一点甚至曾使“文通万国”、“学超三教”的胡适博士在广求佛禅之后“发心”攻读《道藏》时被拒之门外，结果以一纸论文，判定道书“多是半通不通的鬼话”，将其打入冷宫，不再过问。然而，有难关必有勇士。早在本世纪之初，正当传统文化危机四伏，道教学术更是四面楚歌之际，就有陈撄宁、许地山、马一浮、张化声等国学大师以整理国故为己任，对道教进行了许多开辟性的研究。鲁迅先生甚至断定：“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尤其值得称颂的是陈撄宁先生，他以捍卫本国固有文化、振兴仙道学术为己任，历尽艰辛，四海访道，著书立说，创刊办报，成立组织，广纳门徒，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在他对某些道教重要典籍的阐释中，坚持从实验、实践出发，并结合近代科学，开辟了现代道教研究的新方向。与祖国古老传统文化日益疏离的情况，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还要严重得多。在以西方文明为榜样的“五·四”运动的狂飚席卷古老的中华大地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现代教育制度已经取得了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白话文也取代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成为唯一通行的汉语形式。今天，中青年人早已不习惯也很难直接阅读古代作者留下来的文字了，他们要经过解释和翻译才能理解这些文字的意义。让更多的人了解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的道教，吸取其中的优秀成分，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系列丛书的初衷，也是我们在继承陈樱宁先生等前辈学人开辟的优良传统方面做出的一点尝试。道教典籍固然是指道教徒信奉的经书。但是将这些著作奉为经典的人，又不仅仅是道教徒。道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也被广泛的社会大众认同为经典。现存的道经主要集中在明正统十年（1445）编纂的《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编纂的《万历续道藏》、清康熙年间（1662—1722）长洲进士彭定求编纂的《道藏辑要》和新近刊出的《藏外道书》等类书中。道教经书，卷帙浩繁，即使专门研究者，也难一一涉猎，普通读者，更无需周知。我们确定本系列丛书的选题时，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二是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三是对读者个人生活有一定实用价值，四是有较强的可读性。总的来看，入选本系列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几种：①哲学类。道家哲学，价值巨大，举世公认。道教源于道家，故勉力发掘黄老庄列等的时代意义，自为题中之义。②教义类。这类经书是在道教产生以后由道教徒所撰写，是融会道家学说、神仙方术和有神崇拜为一体的创造之作，是了解各个历史时期道教思想发展的关键。③炼养书类。道教以长生久视为宗，贵现世而轻来生，求生存而厌速朽，在世界宗教中乃绝无仅有之例。道经中涵盖的炼养术.在身心双重保健提升方面，自成系统，实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葩。在其强调实修实证方面，与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易于为现代人接受。我们力促作者在译注过程中，做到理法兼备，并将某些安全、有效、简易的口诀公之于众，让更加广泛的群众体会到传统道教学术的实在好处。④劝善书类。道教劝善书.有些曾经在我国封建社会产生过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主旋律是宣扬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积德，以期福报，有些教导对当今社会人欲横流、私心膨胀的丑恶现象是有警诫作用的。⑤仙真记传类。道教神仙真人的各种传记，与世界上任何宗教的传奇故事一样，今人或许不能完全据以为史实，但它们以形象的方式集中反映了道教信徒对超凡入圣的天界生活的向往，有的神仙真人在历史上还实有其人，他们生平事迹多有可考者，则具有史料价值。至于有文笔精练、恣意奇谲、妙趣横生之处，则具有文学审美价值。⑥术数类。术数学是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推测事物变化的学术体系，其中的内涵非常深奥而丰富，是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重要因素，有必要介绍几种思想深遂、内容健康的著作。本系列的各类书籍，并未囊括道经全貌，况且每类书籍中，我们只选择了一种或几种为例，希望读者或藉此洞见道教学术的主要特色，或从中学习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或以为修身养性的借鉴，甚至闲暇时候的消遣手段，都未尝不可。本系列丛书从选题策划到编辑付印，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编著者中，大多是从事宗教、哲学、中医、体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本系列中，有的书籍前人研究较多，我们从中借鉴了不少优秀成果，但对有众说纷纭之处，编著过程中难免有不能兼收并蓄而有去彼取此之点，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有的经书前人研究成果很少，做起注释和翻译工作来，完全是一种“孤胆英雄”式的冒险。因此，在本系列丛书面世之际，我们首先要对所有在相关领域里做出过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先行者们表示感谢。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各界专家学者、各位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的各个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以推动这项事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曾传辉1996年6月撰于中国宗教研究中心（100023北京2304信箱）

简介： 《德性之后》被批评家们誉为本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该书的问世引起了哲学界的强烈反响，成为英美哲学界和伦理学界80年代争论和关注的一个焦点，并且直至现在，仍不可低估它的作用和影响。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全面阐述了他的在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德性理论，指出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到近代的整个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德性传统。但近代以来，历史的变迁使西方社会生活丧失了维持德性的背景条件，在伦理理论上，则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体系中的目的论的人性论的摈弃，因而现代西方道德和道德理论所承继的是传统道德和伦理理论的残片，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麦金太尔认为，要摆脱这个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回归。

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李奇是新中国著名的伦理学家，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不仅能够陶冶和提升人的性情品格，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从古代起中国人民就一直重视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在我国获得过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伦理文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化的中心。然而自近现代以来，它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式微下来。中国人民虽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以及尔后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弘扬了民族精神，形成了丰富的革命

简介： 本书主旨是要构建一种回答现实、贴近生活、体现时代、与现代世界文明接轨和对话的现代伦理学体系，概要性系统回答现代人类、特别是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价值和道德问题，以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生活的需要，为我国政府的现代文化建设决策服务，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形成现代价值和道德观念服务。

简介： 本书以伦理学方法为基础，从多学科的维度探讨了行政正义的历史演进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凸现，批判性地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行政价值的观点，透过价值中立的幻象，揭示了正义是公共行政的目的性价值：在学理上奠定公共行政的价值基础上.从制度、理性、美德三个层面系统探讨了行政正义如何可能及三者之间如何相互促进的问题本书在行政正义的挺念阐释、正义是行政的目的性价值，政党与行政正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相应的创新成果。

简介： 本书以“信用”的概念释义与使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严重的去伦理化、去传统化和非人格化倾向为学术关切，在对信用伦理意涵作道德形而上学解读的基础上，尝试着以“美德与规则的关键性联系”为中心线，对信用伦理作美德目的论传统和权利规范论传统之历史叙事和反思，并为信用伦理现实建构预设了人格重塑、共同体重构和制度有效整合三个基本向路，以彰显信用伦理理论研究和现实建构对人格的实体关怀，对文化传统的价值欲求，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关切。

简介： 近现代以来，独裁、民主等集体权力行使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我们以独裁为耻，又离不开独裁下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机制。集体权力价值是组织权力制度的另一方面，长期为我们所忽视。明确集体权力价值是认清、解决集体权力行使等方面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国家的以权谋私影响公平竞争，两极分化影响社会和谐等严重问题。进一步提高经济竞争力、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经济自由、经济民主要求政治民主的支持与配合。许多人认为，与自由民主对应的是专制独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改革以往的权力集中、缺乏约束监督的权力政治体制。其实，民主、独裁是集体权力行使的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需要相机而用。我们都知道独裁有很多弊病，但很少去思考民主相对于独裁的劣势。民主决策会因难以汇集并统一大家的意见，而反应慢、效率低、浪费大。而且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错误的民意可能产生比独裁更大的社会危害。民主和独裁各有所长，一般在决策中采用民主制，在执行中采用独任制（独裁）；在涉及组织内部原则政策制定，涉及重要权力利益关系问题的社会政治和公司治理中采用民主制，而在原则目标指导下贯彻执行政策时则采用独任制。民主、独裁都需要置于道德、法律、合同和制度的约束监督之下。二独裁、民主是组织权力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会对组织权力制度的其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但从本质上看，组织权力价值观念是组织权力制度更为基础性的问题，组织权力价值观念对权力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划分政体的两条原则：一是从政体的宗旨看，是维护全城邦的公共利益（“公权力”价值），还是只维护统治者本身的利益（“私权力”价值）；二是从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人数看，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握最高权力。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政体的两个划分标准与本书研究的集体权力价值和集体权力行使的民主或独裁制度是基本对应的。我们在此方面仅注意到、仅重视了民主、独裁问题，而忽略了集体价值问题。这是我们理论研究困惑和实践探索迷茫之根本所在。在西方政治史上，独裁权力最早出现于罗马共和国时期。当时这种权力是行政者在国家非常时期取得国家权力机关信任并经后者授权而具有的临机处断、平息危机、恢复政局常态的特殊权力。罗马人不仅不反对而且十分赞同这种权力，并将其当做具有保护性质的宪政手段。但是随着历史演变发展，由于许多具有野心的政客滥用这种权力，独裁的名声被破坏了。掌握极权不受监督制约并以集体权力谋取私利，独裁权力出的问题主要在“私权力”价值上。“私权力”价值下的民主体制也不能保证行使民主权力者不以权谋私，也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合谋、分赃，民主权力行使者谋取小团体的“特殊利益”，同样对组织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离心力。组织成员皆为了一己的利益各持己见，将无法达成共识、无法正确决策，只能采取独裁方式。“私权力”价值导致组织形成对独裁权力的依赖。三民主不是绝对的，民主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是弊病；独裁有弊，也有利。如果独裁适合我们，而民主不适合我们，也没有必要强求。关键是全社会特别是行使集体权力者要树立“公权力”价值观念，确立面向全体公民的公正、平等的目标和原则；社会不允许以集体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公民应自觉抵制传统的等级价值和辩证方法。当“公权力”价值观念、公正目标原则深入人心后，集体权力行使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民主、独任方式也会应用自如。公正、平等是社会理想，是价值目标，也是原则方法。行使集体权力者、行使集体权力的执政党必须代表全体组织成员或全体公民的利益，要在不同个人或群体之间保持公正、公平。公正原则呼之欲出，将成为我国公民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断提高个人、行使公共权力者、执政党的公正意识、公正能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四组织成员加入社会组织或企业公司都一定程度为了个人利益。在西方“公权力”价值下的组织内部，加入组织的个人必须暂时搁置个人的利益和利益追求，通过组织间接地实现个人利益。由于组织对个人，以及大家之间的关系是公正的，每个人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忽视或侵占。而在我们持有“私权力”价值的组织中，由于对辩证方法的崇尚和广泛采用，往往每个人都时时需要牵挂着个人利益，时时准备着争取和争夺。使权力和权力争夺成为组织成员的第一目标，对内增加了内耗、扼杀了创新、淡化了专业性和分工协作，对外则弱化了组织凝聚力与竞争力。社会政治、公司治理、组织权力制度在界定集体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利益关系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集体权力价值观念；第二，集体权力的分立与制约监督；第三，对行使集体权力者的激励。“公权力”价值观念是权力的分立与制约监督的基础，并与之共同防止以权谋私；而调动集体权力行使者的积极性需要激励和激励设计。“私权力”价值下的权力利益关系则比较复杂。王权是极端的私权力，排斥权力分立，也不需要监督制约；君王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下属行使时，为了防止失控需要设计权力的分立与制约监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利益还需要下属“（大私）公而忘（小）私”、“大公（私）无（小）私”。“私权力”价值下的社会权力利益关系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的，君王的“私”可以成大家的“公”，所以王权的魅力和激励作用是无限的；君王主宰了臣属的权力利益，使臣属得到的权力是激励也可能成为导致其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诱饵。无论是对于君王还是对于臣属，“私权力”价值下对个人的激励都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权力“公权力”价值并不要求行使权力者禁欲或仅凭觉悟无私奉献。没有个人利益，一味地回避利益、回避激励，必然导致个人积极性和组织活力缺乏，或导致社会价值与个人行为的分离，以至于形成“无私奉献”和以权谋私的战略搭配模式。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保持公正、公平，即组织应对行使集体权力者做到责、权、利的对应和公平交易。我们应建立对个人的健康激励制度，做到责权相符、权责一致，贡献大、责任大的个人应在经济利益上给予肯定和认可。当然，在公司特别是政府等公共组织内部又不能完全靠经济利益激励，不能允许“出一分力，拿一分报酬”式的市场交易行为泛滥，应主张在公正前提下的多元激励。民主、独裁，稳定、活力（社会和谐）是本书的现实起点，作者认为解决我国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社会两极分化、组织缺乏活力等问题的关键是树立、推广“公权力”价值和公正原则。本书主要采用了东西方组织伦理价值、组织权力制度及其形成、维系、稳定与活力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方法，并以公司治理问题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简介： 《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共分12个章节，它是在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南太平洋诸岛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伦理道德关系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东南亚伦理是多元伦理。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汉传佛教和道教，与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一起，对东南亚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道德对东南亚伦理的影响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在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与东南亚伦理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以及南太平洋诸岛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伦理道德关系，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