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卓新平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纪念，对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而言，是回顾、总结中国当代宗教学发展走过的40年历程。中国宗教学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宗教学真正系统化、专业化全面发展，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与成果。40年前，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处于“早春二月”的状况，成建制、有规模的宗教研究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乃是当时“一枝独秀”的奇特景观。40年来，中国宗教学蓬勃发展，姹紫嫣红，蔚为大观。在今天中国宗教研究硕果累累、百花争妍的美景中，世界宗教研究所正享受着一种“在丛中笑”的陶醉。20世纪初，当宗教学刚传入中国时，学术界最为关注而且讨论激烈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宗教”。当我们步入21世纪时，我们的问题意识已升华到如何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定位、怎样在理解“宗教”的基础上来为依法管理而制定法规。宗教学的概念和体系构建，其关键也在于对“宗教”的界说与诠释。应该说，中国当代宗教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宗教”定义的反思和拓展。两个世纪的关联，加之漫长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和悠远的华夏精神诉求，使人们在客观、科学地看待“中国有无宗教”问题时，必须首先弄清在此言述、讨论的“宗教”究竟是什么。曾有人否定中国古代存在“宗教”这一术语或构词，由此亦不承认“宗教”所要描述、说明之事物的根本存在。其实，在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精神及其语言文字表述上，“宗教”所蕴含的意义及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古代中国曾用“宗”和“教”二字来分别以不同侧重来表达这一核心观念。其中“宗”以其“尊祖庙”之意而曲折地表现出“宗教”制度层面的意义，即以具有外在、客体性的相关场所、建构、仪礼来尊崇和敬拜神明、纪念祖先。这在古代“禋于六宗”的活动中得到具体而集中的体现。而“教”则以其“教化”之意来突出其精神信仰、灵性追求层面的意义，强调内在、主体的精神修养，以把握“修道之谓教”的真谛。在此，上施下效、从学入道的“教化”得以提高和升华，从而有了“神道设教”之“宗教”，呈明其“对神道的信仰”之真义。此即“合鬼与神，教之至也”的道理。在专门术语上表达制度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关联及共构，则是“宗教”二字合用的水到渠成。不过，“宗教”二字最先合用乃见于佛教文献，而“宗教”作为佛教术语则出现了一些嬗变或异化。例如，早在5、6世纪梁朝的佛教学者就已将“宗教”二字合用，且多有阐发。一般而论，当时佛教所理解的“宗教”虽在抽象意义上已接触或体悟到“人生宗旨，社会教化”的蕴涵，但其具体所指乃是“崇拜佛陀及其子弟的教诲”，其中“教”为佛陀之言，“宗”即其弟子之传，从而达到信仰上的打通和共构。此后，在中日佛教交流过程中，“宗教”这一表述因佛教典籍的翻译而被日本佛教界所应用，但其理解上已有区别，即把语言难以表达的真理视为“宗”，而关于这一真理的教义则为“教”。于是，“宗教”成为日本学术界常用的术语。当日本与西方在近代历史上形成交流关系时，日本学界开始用“宗教”来翻译、表达西方文献中频频出现的“religion”一词。自1868年以来日本明治政府的文件，多将西文“religion”译为“宗教”，指西方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各派。这样，“宗教”一词开始在日本获得“宗教学”意义上的内涵。据传中国学者黄遵宪在其1887年定稿、1895年出版的《日本国志》中多用“宗教”来对照或对应西文religion，故有“宗教”的现代含义“假道日本而入中国”之说。不过，“宗教”的这一应用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或达成共识，对译religion的中文术语还包括“教”“巫”“谶纬之学”，甚至音译“尔厘利景”等。所以“宗教”术语上的歧义和认知上的混乱已延续至今，相关争论亦往往是一触即发。但应该承认，当代中国宗教学关于“宗教”术语的讨论已不再是泛泛而论，而更多体现出其学理性、科学性和逻辑性，反映了中国学者客观、认真和理性的追求。20世纪中国学术界争论的另一大问题则为“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亦涉及中国传统主体文化的“宗教性”问题。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提出“儒教不是宗教”之说，这一争论已经历了三个回合，而在第三个回合即1978年以来的讨论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儒教是教”与“儒教非教”之争中，其分歧触及多个层面，但其关键点仍是对“宗教”的基本理解。例如“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别或关联，“人文性”与“宗教性”的异或同，“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分离或呼应，“神道设教”与“文以载道”的流变或相合，都不能回避对人的“精神性”“宗教性”的解答和诠释。同样，对于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独尊儒术、宗主正本的产物，还是“礼失求诸野”的结果，不仅关涉儒教在主流政治文化或民间通俗文化中的地位，而且也必须说明这两种文化究竟有无“宗教性”。在此，从宗教学的角度则产生了“宗教性”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宗教性”在界定“宗教”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自汉朝司马迁撰写《史记》，从“究天人之际”的思想到论及“鲁人皆以儒教”（《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之说，关于“儒教”的“宗教”意义和地位问题开始浮现。“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由此形成“三教譬如鼎足，缺一不可”的局面，而“三教”这一表述长期以来未被质疑。但元朝《道书援神契》提出“儒不可谓之教，天下常道也”，从而为儒教“非教”说埋下了重要伏笔。1911年的辛亥革命将制度性的“儒教”基本摧毁，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对精神性的“儒教”加以清算，“儒教”以往的“正统”“指导”地位不复存在，传统中国文化同样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文化的重建与“和谐”文化的构建中，我们已感觉到对儒家文化的挖掘和应用。但在当前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中，缺失“儒教”的佛、道二教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很难独当扶持、复兴、弘扬本土宗教文化的大任。这一历史与现状，都促使我们再次深思“宗教”的意义问题和审视中国文化发展中“宗教”的作用问题。“宗教”内在意义的厘清及其构成因素的涵括，亦为中国宗教学的研究范围、指导思想和应用方法提供了参考。在当代中国的“宗教”之探中，很显然是经历了从宽泛性、功能性、应用性的“宗教研究”向学科性、体系性、方法性的“宗教学”之转移和升华。当然，宽泛或应急的宗教研究今天仍很普遍，而正是在这一形势中，一支潜心研究“宗教学”专业的学术队伍也已悄然诞生。中国宗教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侧重于宗教史学和宗教哲学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对宗教史料的发掘和对宗教现象的理论说明、哲学分析。由此，中国宗教学乃以跨学科、多学科的态势而进入中国学术领域。这样，中国当今学术界的宗教研究范围较广，研究人员众多，学术成果亦体现出宗教研究科际整合的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宗教学的40年历程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包括宗教学理论研究、当代宗教研究、佛教研究、道教研究、儒教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和其他宗教研究（主要为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教、锡克教等的研究和巴哈伊教等新兴宗教的研究）。这基本上为一种广义的宗教学研究，而狭义的、界定在传统“宗教学”范围之内的宗教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宗教学理论研究本身，其涉及的内容既有在中国比较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也有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文化学、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方面的探讨。显然，这些研究及其学科分支与西方宗教学的传统框架和研究视域并不完全相同，突出了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术的问题意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正是中国宗教从零散的学者个人研究走向宗教学科体系化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宗教学真正得以创立和发展成为一门影响广远的人文社会科学，乃是这40年的开拓和创新。40年来，中国宗教学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研究从随意性、自我个性到规范化、学科化，并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为了总结中国宗教学40年的发展，梳理其学术成果和资料，我们在2008年编写的《中国宗教学30年》一书基础上补充完善，形成了当下这部著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中青年学者来承担。全书共分为九章，其中，上述原稿第一章“宗教学理论研究”由金泽撰写，第二章“当代宗教研究”由黄奎撰写，第三章“佛教研究”由华方田撰写，第四章“道教研究”由王卡撰写，王卡先生已不幸去世，我们深表哀悼，第五章“儒教研究”由梁溪撰写，第六章“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由李志鸿撰写，第七章“基督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第八章“伊斯兰教研究”由周燮藩、李林撰写，第九章“其他宗教研究”由卓新平撰写；全书的编辑、统稿由卓新平负责。但因考虑到有关学者的学术个性和研究风格，在文字、体例上不做大的调整，所以各章的撰写、表述可能不完全一致，格式上没有统一规定，尚请谅解。这次出版补充了2008至2018年宗教学发展的内容，其中第一章由赵广明、梁恒豪、李华伟、李金花、冯梓琏补充，形成第九节“2008—2018年宗教理论发展概况”，包括“宗教通史”（冯梓琏）、“宗教哲学”（赵广明）、“宗教心理学”（梁恒豪）、“宗教社会学”（李华伟）、“宗教人类学”（李金花）等内容；第二章第四节由向宁补充；第三章由纪华传补充；第四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五章由梁溪补充；第六章由李志鸿补充；第七章由唐晓峰补充；第八章由李林补充。这部著作涉及的内容以中国大陆学者自1978年以来的研究为主，可能只少量论及在大陆出版的港澳台学者的著述，因此当代港澳台宗教研究这一领域应作为另一大的课题留待今后系统探讨。在本书所触及的研究领域，一般突出宏观描述和重点问题探寻，对相关议题的评价也主要反映出撰写者自己的观点和见解。鉴于相关学术论文浩如烟海、难以在本书有限的篇幅中一一引证，故而只能以列举相关研究专著和翻译著作为主，仅在某些具体讨论中提及或引用到一些论文。书中的展示和叙述乃是以一种学术素描的方式来简要回顾、总结中国大陆学术界宗教学研究走过的40年历程。因此，在研究内容上可能有疏漏之处，在学术评价上可能有不妥之见，还望学术界各位专家批评、指正。中国宗教学发展方兴米等，我们将继续努力。全书的策划、立意、编辑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这里，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黄燕生、冯春凤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2018年11月28日补写

简介： 王宪昭著的《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附光盘）（精）》是为了适应当今大数据背景下学术研究方法变革而进行的学术创新，基本依据是《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在具体制作过程中又对原来的母题编目作出新的修正和补充。本书列举的母题为《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划分的10大类型中的W2，本类母题实例与索引共分为11个类型，4个母题层级，5000多个母题。本书从2万余篇中国各民族神话中提取8000多个母题实例，对母题实例的表述包括母题编码、母题描述、关联性母题提示、母题实例的描述，以及实例的民族属性、流传地区、详细出处等多种信息。本书全面展示中国各民族人类起源与特征神话母题实例的研究成果，也是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中有资料集成性质的工具书。

简介： 汉代是我国古代星占学及其理论体系的成熟时期，并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积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本书基于天人感应思想，以天文星占为视角，通过总结汉代星占学理论体系和系统解析日食、彗星、流星、北斗、云气、五星等主要天象（尤其是异常天象）的星占占验及象征意义，重点探讨天文星占与汉代政治、祭祀礼仪、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交互作用。并结合汉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对星占学的本质、作用及文化内涵给以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简介： 据人民网报道，中央巡视组在向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各省区市、单位反馈意见中，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它表明，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并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本来是我们党从建立之初就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近年这一原则屡屡遭到质疑和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在故意搅浑水。一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常听到的一个论点是，规定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是对信仰认识的专制与僵化。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党在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情况十分复杂，并无普遍适用之规。有的政党只对其成员的政治主张有所规定而不要求世界观一致；有的政党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甚至明确打着宗教旗号；也有的政党只着眼于一时选票，既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当然更没有党内世界观的认同。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

简介： 《“批判佛教”与佛教批判》系统梳理与深入探讨了现代对佛教的反思，包括中国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政日本“批判佛教”思潮的相关思想共三编。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吕激、王恩洋最先发起现代的佛教反思，指责中国化佛教作为相似佛教应对佛教正法的没落负责。汉藏教理院的释太虚对中国佛教弊端也有尖锐批评，而释印顺更对中印佛教整体予以颠覆性反思，二者强调佛教随应时代的契理契机开展，故提倡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日本“批判佛教”思潮基于“现代性”意识，从日本社会文化批判进到对印度如来藏、唯识思想乃至东亚圆顿佛教传统的批判，构成对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佛教反思的呼应之效，故在中国影响颇大，尤其是松本史朗的反思论述。

简介：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精神修炼的目标，是通过道德升华、精神明澈、灵魂净化以达到人的完美，并视穆罕默德为功德最高的“完人”，发展“接近真主的精神旅程”或“心灵道路”，形成“证至圣而认真主”的道乘。书中全面论述了苏非主义的起源和发展、修持的道路和方法、苏非教团和思辨体系的演变，以及在各地的传播及衰落，说明其不仅在历史上为伊斯兰教的传承注入精神活力，而且也对近代以来伊斯兰教的思潮和运动有持久影响力。该书作为一部综合性和基础性学术著作，对伊斯兰教和宗教学研究均具无可替代的价值。

简介： 最早的奥义书约产生于公元前七世纪，流传之间不断增益，至今尚存的有百多种。其内容十分庞杂，记述了古代印度的祭祀活动和修行生活、当时的社会种姓制度和民间风习等，还着重探讨了宇宙的本源和人的本质等，将吠陀经典中阐述的婆罗门教的教理和宗教实践提到哲学的高度。因此，后世的东西方哲学家都将奥义书视作印度哲学史的开端。至今，奥义书仍深深吸引着世界上的无数读者，其中有些人不仅仅是将其看作探索古老神秘的东方思想文化的一把钥匙，甚至把它当作信仰来崇奉。奥义书同样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读者。

简介： 魏道儒2006年底，在制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科研项目规划的时候，我想到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编写出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就与几位同事商量，确定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佛教通史》。该课题于2007年8月正式立项，2012年12月结项，其后又列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进行修改完善。呈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这部书，就是当年同名课题的最终成果。在申报《世界佛教通史》课题的时候，我们按照要求规划设计了相关研究范围、指导思想、撰写原则、主要问题、研究思路、预期目标等。八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既定方案开展研究工作的。“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其内容包括被认为是属于释迦牟尼的所有理论和实践。这个古老的、来自佛教信仰群体内部的定义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由于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了广大信众的崇拜需求，不仅长期获得公认，而且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佛教”是起源于古代印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包含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教群众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理解“佛教”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这种宗教的历史发展事实，同时，也自然确定了我们这部《世界佛教通史》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我们的《世界佛教通史》是一部佛教的世界通史，主要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的主要过程。我们希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同时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收集、整理、辨析第一手资料（个别部分除外）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在考虑具体撰写原则时，我们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我们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希望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我们强调重视学术的继承和规范，并且力争在思想创新、观点创新和内容创新三方面都取得成果。我们以“叙述史实，说明原因，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和撰写原则，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阐述和评价。我们在确定本课题的主要研究问题时已经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是佛教，甚至同是佛教中的某一个宗派，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风貌。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在当地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价值，都是千差万别的。当我们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时，看到的不是色调单一而是绚丽多彩，不是停滞僵化而是变动不居。我们在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中的佛教时，一定会遇到特殊的情况、独有的内容和需要侧重解决的问题。对于各卷作者在研究中捕捉到的特殊问题，建议他们独立制订解决方案，提出解决办法。从本部书各卷必定要涉及的一些共同研究内容方面考虑，我们当时要求相关各卷侧重研究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佛教从地方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再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始终以和平的方式传播，始终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直接联系，始终没有因为传教引发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的、有影响的佛教传教者都不是以武力胁迫人们信教，都是以其道德高尚、佛学精湛、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佛教的和平传播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关于佛教的和平传播问题，学术界虽然已经涉及，但是还没有推出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集中论述的论著。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结合佛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佛教和平传播的方式、过程，研究佛教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以及与自身教义之间的关联，探索佛教和平传播的内在规律。我们当时设想，如果能够对佛教和平传播问题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考察、分析和评论，就会为学术界以后专门探讨佛教在不同文化中传播的方式、途径、过程、特点和规律建立更广泛的参照系统，提供更多的史实依据，确定更多的观察视角，列举更多的分析标本。我们认为，本部书有关各卷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毫无疑问，这种研究也将会丰富文化传播学的内容。第二，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佛教本土化是指佛教为适应所传地区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而发生的一切变化，既包括信仰、教义方面的变化，也包括组织、制度方面的变化。在有佛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会受到影响。从帝王到庶民的社会各阶层，包括信仰者和非信仰者、支持者和反对者、同情者和厌恶者都会不同程度地参与进来，对佛教本土化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前进方向施加影响、发挥作用。正因为佛教本土化的出现，才使佛教在流传地有可能扎根、生长，才使当今世界各地区的佛教有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佛教本土化的过程都是曲折反复、波谲云诡。如果只有温柔的相拥，没有无情的格斗；如果只有食洋不化的照搬照抄，没有别开生面的推陈出新，佛教要想在任何社会、民族和文化中扎根、生长都是不可想象的。学术界对佛教本土化问题虽有涉及，但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并且有许多研究空白。例如，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东方佛教的西方转型问题，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要求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不同程度地探索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形成本土特色的原因，描述佛教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过程，分析导致佛教在特定区域、特定历史阶段或扎根生长、或蓬勃兴旺、或衰败落寞、或灭绝断根的诸多因素，以便准确描述佛教在世界各地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姿态、色彩。我们相信，本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填补诸多学术空白，加深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的认识。第三，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各大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杂著称。在以佛教典籍为载体的庞大佛教教义体系中，不胜枚举的各类系统的信仰学说、哲学思想、修行理论等，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特点极为突出、理论极为精致、影响极为深远的。仅就佛教对生命现象的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数量众多，就是其他宗教望尘莫及的。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现代，诸如此类的佛教基本理论对不同阶层信仰者都有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各国家和地区的历代信仰者往往从佛教的教义体系中寻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相对来说，佛教的教义体系历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得比较充分。但是，佛教是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并不仅仅是教义思想。除了教义体系之外，佛教赖以发挥宗教作用和社会影响的还有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相对来说，对于佛教的教义体系、礼仪制度、文化艺术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各自具有的宗教功能和社会功能，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等问题，学术界就涉及比较少了。我们希望本部书的相关各卷把研究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重视研究三者各自具有的独特内容，而且重视研究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考察三者在决定佛教兴衰变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纠正只重视某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偏颇，有可能避免把丰富多彩的通史撰写成色调单一的专门史，从而使本部书对佛教的观察角度更多样，整体考察更全面，基本分析更客观。第四，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问题。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人保存了佛教资料。从汉代到北宋末年，中国的佛经翻译事业持续了将近一千年，其间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译出典籍之丰富、产生影响之巨大，在整个人类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汉文译籍和中国人写的各类佛教著作保存了大量佛教历史信息。如果没有这些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古印度佛教湮灭的历史就根本无法复原，就会留下很多空白。其二，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而传遍亚洲，走向世界，其策源地则是中国。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包括求法取经和弘法传经两个方面。所谓“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所谓“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近代以来，中国人又把佛教弘扬到亚洲之外的各大洲许多国家。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其三，中国人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进程。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佛教思想文化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创造新艺术。可以说，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本部书旨在加强研究促成中国在唐宋时期成为世界佛教中心的历史背景、社会阶层、科技状况、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问题，加强研究中国在促成佛教成为一种世界宗教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研究中国在保存、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为中国新文化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思路，有利于我们树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有利于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在收集、筛选、整理、辨析和运用史料方面，我们当时计划整部书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从而为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提供坚实的资料基础；计划整部书的所有叙述、所有议论以及所有观点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能够运用什么样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根据当时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方向、专业特长和发展潜力，确定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同时，也希望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比较多的工作。关于《世界佛教通史》的章节卷册结构，开始考虑并不成熟，仓促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中间经过几次变动，最后确定本部书由十四卷十五册构成。第一卷和第二卷叙述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发展、兴盛、衰亡乃至在近现代复兴的全过程。第三卷到第八卷是对中国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全面论述，其中，作为中国佛教主体部分的汉传佛教分为四卷，藏传佛教为一卷两册，南传佛教独立成卷。第九卷到第十一卷依次是日本、韩国和越南的佛教通史。第十二卷是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佛教分国别阐述。第十三卷是对亚洲之外佛教，包括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五大洲主要国家佛教的全景式描述。第十四卷是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对于各卷册的字数规模、所能达到的质量标准等，预先并没有具体规定，只是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我们课题组成员的具体情况确定了大致原则。当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本部书涉及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一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佛教方面投入的力量、所取得的成果有很大差异，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部分的撰写者由于凭靠的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他们的最终成果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课题组主要成员对所负责部分的研究程度不同，有些成员已经在所负责方面出版多部专著，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有些成员则对所负责部分刚刚接触，可以说是初来乍到者。对于属于前者的作者，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致力于捕捉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拿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著作；对于属于后者的年轻同事，自然希望他们经过刻苦努力，能够在某些方面有闪光突破，获得具有后来居上性质的成果。鉴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继承、吸收、借鉴以往重要的、高质量的、有代表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我们既要重视填补学术空白，重视充实薄弱环节，也要强调在重要的内容、问题方面有新发现和新突破。因此，我们要求各卷撰写者在不违背通史体例的情况下，对自己研究深入的内容适当多写一些，对自己研究不够、但作为史书又不能空缺的内容适当少写一些。总之，我们根据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课题组成员的能力，尽量争取做到整个《世界佛教通史》的各部分内容比例大体协调、详略基本得当。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各卷的定名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而是根据学术界的惯例来处理的。当初在考虑《世界佛教通史》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需要、时代需要、理论发展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培养人才需要等方面的问题，并且逐一按要求进行了论证。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求各位撰写者叙述尽量客观通俗，注意在可读性方面下些功夫，务使本部书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绝大多数读者朋友都能接受，都能获益。八年多来，课题组每一位成员都认真刻苦工作，为达到预期目标而不懈努力。可以说，每一位撰写者都尽了心、出了力、流了汗、吃了苦。但是，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所限，《世界佛教通史》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不足和错误，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倾听、收集各方面的善意批评和纠错高见，争取本部书再版本错谬减少一些，质量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