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建构、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任务。2015年11月，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主办、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承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32届学会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三峡大学召开。本次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正是我们本着“立足中国、面向现实、守正创新、有为而作”原则，对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们孜孜不倦探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简介： 我对中越两国改革的关注，最早可以说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我曾数次到过广西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小城东兴调研，发现中越两国边民的往来十分频繁，双方之间的贸易非常活跃。在东兴调研时，我还到越南刚批准设立的芒街口岸经济特区看了看，尽管那个时候越南的改革还起步不久，在很多方面跟中国相比的确有着明显差距，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越南的开放程度至少从表面上看丝毫不亚于中国。从中越边境回来后，我就一直想对中越两国的改革做些比较研究，只是因为机缘巧合，不久后我受教育部的委派，到瑞士洛桑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去之前又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培训了一年法语，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2000年，我结束了在瑞士洛桑大学的访问学者工作而回国，同样因为机缘巧合，学校安排我给越南留学生上了好几年的课，因此我也得以跟越南的留学生有了较多的交流。在与越南留学生的交流中，我对越南的革新开放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再一次促使我对中越两国的改革进行了思考。当然，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付诸启动，也跟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迅速发展有关。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10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还使南宁成为了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又陆续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入了全面启动的实施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对东盟各国的研究也就成了各界关注的热点。而越南既是东盟的一个成员国，又跟中国长期以来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加上其政治体制与中国有许多相同之处，革新开放也是步中国之后，但革新开放后的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所以人们也特别希望对越南的革新开放有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正是我下决心对中越两国改革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将我校确定为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个研究基地，我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加受到重视，越南的革新开放问题也成为本校硕士研究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专业研究方向。这之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于2010年初开始筹划组建越南革新开放问题研究团队，同年5月，我和时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陈元中教授又到越南进行了考察，访问了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并拜访了越南的社科院，与杜进森研究员等同行进行了交流，就马克思主义在中越两国高校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在中越两国的发展以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比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跟我校在越南留学的学生进行了座谈。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申报的教育部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问题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比较研究”获得了批准，我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计划得以正式启动。毫无疑问，由于地缘的优势和便利，我们广西民族大学长期以来跟越南的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对开展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我本人而言，语言障碍还是开展研究的一个最大问题。幸好我校的东南亚语种（包括越南语）师资力量十分雄厚，为此我校2001年还获教育部批准成为首批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也就是在我校的越南语老师（特别是李邕和闭忠实两位老师）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越南语文献资料得到了及时的翻译，而且，学院的大部分老师（包括本人）都接受了一期为时半年的越南语培训。应该说，我们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能够顺利开展，也有这些越南语老师的功劳。我们的中越两国改革比较研究正式启动后，还得到了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复旦大学博导陈学明教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导梁树发教授，两人都曾到我校讲过学，对我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色定位也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2011年8月，我的教育部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从越共“十一大”看越南今后改革的走向》在《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发表，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社主管和主办的《红旗文摘》2011年第5期予以全文转载。2011年10月，我又携另一篇论文《当代越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践的探索》参加了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第六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注，会后，该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和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见该报2011年12月27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周刊”）。2012年，我指导我的研究生鲍婧撰写的毕业论文《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不仅通过了专家双向匿名的评审，而且最后还获得了“优秀”的等级。本书作为2010年教育部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问题及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比较研究”（批准号：10YJA710018）的最终成果，其实完稿于2013年1月。为了确保书稿的质量，全书完稿之后，我也征求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都认为该书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学者的中肯评价和修改意见，本书稿才得以经过数次修改而进一步完善。这里就不再一一具名致谢。本书稿得以付梓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还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他们不仅对书稿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审读，而且还对书稿做了多次仔细的勘校，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他们极为严谨的工作态度。可以说，本书的出版也凝聚了他们的大量心血。按照研究的计划，本书首先仔细考察了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对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深层次的比较分析。然后又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本土创新、两国的经济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社会治理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民生问题的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文化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层次比较分析，最后还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展望了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前景。全书在理清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内在逻辑发展线路基础上，探讨了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对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就今后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全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时也合理地借鉴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既注重纵向的比较，也注重横向的比较，思想理论的比较与实践经验的比较并重，点的比较与面的比较并用，系统研究与因素分析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力求研究的科学与严谨。当然，由于作者的学识和能力都有限，书中也难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此也恳请各位多多提出批评，不吝赐教。黄骏2014年11月27日

简介： 本书系统地考察和探究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及其正能量。本书主要内容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历史进程；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主要成就；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基本经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历史启迪等。

简介： 作为一种独特的西方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研究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意义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尽管他们各自的现实视野、研讨方式、思想资源与解放策略等各不相同，但都共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立场，延续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问题，即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关系构架如何实现自我再生产。不同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研讨主要是从严格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当中展开，即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当中探讨资本主义运动的界限，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明确地将关注焦点转向了生产过程之外的社会生活当中，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理论异质性。因此，以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为主题，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与逻辑变迁，一方面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和逻辑把握，更好地评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研究。

简介： 本文以阶级意识为视角，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理论和实践、普遍和特殊关系上，分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辩证法，然后分别考察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阶级意识、无产阶级意识启蒙和无产阶级政党四个层面上对列宁政治哲学的深度思考，分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政治哲学在上述问题上的联系和区别。本文认为，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列宁的思想，也无论是把列宁主义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是为了反对把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普遍化，都试图开辟出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适合于中西欧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道路，并为其作出理论的说明和论证。通过总结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中西欧具有不同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防线，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的辩证法把握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体、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等关系。卢卡奇以“主体—客体”概念重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充分发掘了列宁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卢卡奇以历史主义细化了列宁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柯尔施把理论单向地归于实践，又把“理论—实践”归于现实。葛兰西通过重新剖析市民社会，扩展了列宁的国家学说的内涵，使“同意”与“专政”并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了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功能。卢卡奇、葛兰西把“生产的合理化”与思想意识、文化道德领域直接联系起来，延伸了列宁从经济角度对泰罗制的批判。葛兰西进而把科学看作意识形态，突出了文化的社会建构功能。但他们却都没能像列宁那样区分科学和科学的应用，在开启技术理性批判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否定科学的倾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扩展了阶级意识的内容。卢卡奇把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意识既统一又不统一的讨论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并把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和“理论认识”的区分进一步明确化，提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两种存在样态：心理意识和阶级意识。他和列宁一样，认识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就是让理论形态的阶级意识成为工人的日常心理，但在如何生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上，卢卡奇一度诉诸历史自身的辩证发展，实际上堵塞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生成的现实路径。柯尔施强调阶级意识对于阶级行动的依赖，认为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意识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思想上或理论上的反映。他反对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的论断。葛兰西剖析了知识分子与阶级意识的内在关联，突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功能，深化了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拓宽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启蒙的路径。围绕着列宁的灌输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从现实和理想的关系上对其予以质疑或辩护。卢卡奇认为，历史总体可测，细节不可测，党必须通过灌输来促使历史总趋势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发展。柯尔施认为，历史不可测，未来不能靠理论来构建，而是行动的结果，因此，灌输意味着乌托邦主义。葛兰西认为预见是意志对现实的积极干涉，无产阶级应该把意志灌输到历史，这就要对无产阶级进行文化启蒙，夺取文化领导权，实现从“运动战”到“阵地战”的战略转变。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凸显了政党和阶级意识的关系。它继承、发展了列宁关于阶级意识决定政党结构的思想，突出了政党与阶级意识的内在联系。卢卡奇把政党视为理性的阶级意识的感性显现。葛兰西以“精神”、“意志”来规定政党。柯尔施激烈反对列宁的政党理论，认为它只能导致意识形态专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思考列宁政治哲学的过程中，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偏离和修正，但其理论探索在总体上是积极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政治哲学的思考启示我们，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走具有本国特色的道路。 关键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列宁；政治哲学；阶级意识

简介： 编辑本论丛，旨在加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承与发展。收入本论丛的书目，都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退休老教授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关于“史”的研究，又有关于“论”的研究；既有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有关于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和内容非常广泛，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些成果是这些老教授长期研究的真实记录，是他们探索轨迹的生动描绘，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绚丽画卷，为弘扬和发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本书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的主流是好的，所谓的信仰危机并不存在，但不能因此否认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存在的间题。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存在间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还包括家庭、学校、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只有针对影响因素，采取有效的措施，才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坚定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仰的自觉性。

简介： 该著作围绕当代著名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关于历史问题的思考，以及对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反思与历史重构展开研究。赫勒历史哲学思想经历了从构建一种历史理论的体系，到碎片化的历史断想，再到现代性历史反思与历史重构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赫勒从提出一种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到逐渐成为沉迷于碎片化的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表现为后现代多元论者和相对论者。研究表明，一方面，赫勒为提出一种适应后现代的历史意识做出了理论上的巨大努力和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如何思考人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境遇的有益启发；另一方面，由于其拒斥必然性、摧毁统一性基础的后现代立场，必然走向乌托邦主义历史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