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根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线、主题和主流，追寻和梳理毛泽东民族精神的出发点和思想，文化、实践来源，同时以丰富的史实突出论证了毛泽东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精神；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自主精神；愈挫愈勇、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简介：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最有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时间是卡尔·考茨基。然而恰巧在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上，考茨基的观点实际上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本人也明确证实了这一点。考茨基说他关于阶级和国家形成的理论产生于1876年，并且把他的理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路德维希·贡普洛维奇与弗兰茨·奥本海默的影响联系在一起。1877年问世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动摇了考茨基的信心，但是并没有促使他放弃原先的观点。后来，当考茨基象以前那样不再考虑恩格斯的权威时，他公然用自己的观点对抗“恩格斯的假说”。同时，他曾诚实地附带说过：“我在这里称作恩格斯假说的东西，正是马克思同意的观点”。考茨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是他在晚年出版的两卷本著作《唯物史观》。贡普洛维奇、奥本海默和接受他们理论的考茨基，都只用一些部落和部族被另外一些部落和部族所征服来解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贡普洛维奇强调指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国家不外是通过一个或几个结成联盟和联合在一起的部落奴役别的部落的途径产生出来的。”早期阶级国家通过一些民族被另外一些民族征服而形成的本身是一个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产生的结论毫不相干的事实。但是我

简介： 宗教学是一个新学科，在我国具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本书共分导言、宗教的本质及其表现、宗教的起源与发展、宗教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宗教等部分，全面地论述了关于宗教的各种问题，如宗教的本质、现象、分类、关系、起源、发展、演化、影响等等。同时介绍了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几乎一无所知的西方宗教学的内容和进展，并且批判地吸收了它们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问题，如宗教体验等，在我国曾长期属于禁区，甚少有人涉足。本书既具有相当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

简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实践阐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专著。书中系统地论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定的过程，区域自治的详细内容、基本经验，以及实施区域自治后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

简介： 在苏联的经济改革向前深入开展之际，苏联著名学者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88年9月在苏联出版了。它立即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1988年12月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将此书赠送给我，使我有机会先睹为快。现在它的中译本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同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自50年代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来在中苏经济学术交流方面的又一件大事。自那时到现在，将近35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面貌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回顾这段历程，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再一次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观点的正确性和不可违抗性。而在过去，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各种脱离实际的“条条”“框框”所困扰，以致或多或少地延缓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值得高兴的是，人们终于感到有必要对先前奉为天经地义的理论观念进行反思，并用当代的实践给予重新检验。摆在经济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的指导下，对各自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以正确指导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推动人类进步事业的不断前进。现在，苏联的经济学家根据苏联建国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写成了这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其结构框架和许多观点已大大区别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社会经济学界近些年来思想上的活跃和学术上的进步。正如本书编写集体领导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B·梅德维杰夫在为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这本书将使中国读者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今日苏联经济与整个社会改革中，苏联理论生活中正在经历的过程。无疑的本书也将为我国经济科学的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曾多次举行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问题。在全国经济科学“六五”规划、“七五”规划的推动下，我国将有若干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有关专著陆续问世。它们的出版将呈现出不同的体系、风格和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希望这将有助于逐步形成能为大家普遍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苏联这部教科书的中译本出版之际，祝愿中苏两国的经济学界在共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共同勉励，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各自的贡献。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9年4月8日

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自1983年以来撰写的论文选集。选编的中心内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论文的内容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法学、社会、文学和历史等学科领域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有些论文对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进行了揭露批判，剖析了他们借学术理论的形式宣扬资产阶级观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动面目。有些论文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对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问题，进行了剖析和探讨。

简介：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热烈欢呼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三年以来的伟大胜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坚决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民面前，林彪、“四人帮”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不能不把自己伪装起来。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因此，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既是粉碎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斗争，又是批判和清算他们的极左路线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经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性质。现在，我们要着重分析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总结同他们斗争的经验教训，以便防止今后再次发生这类反革命事件，保证我们的国家长期安定团结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健康发展。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把革命领袖当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每句话都是真理、都要永远照办的神，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否认人民群众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意义，大肆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也就是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因而断言在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充满着并且永远充满着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仍然是并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要用它来决定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打倒一切。这样，他们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冒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用他们那种极端荒谬的假社会主义来冒充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他们歪曲和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把几亿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辛勤劳动的全部成就污蔑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一笔勾消。他们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反动口号，根本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的原理，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他们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所依靠的骨干力量是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些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这一小股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聚集和滋长，正是他们制造的所谓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一切就形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夺权、向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实行镇压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造成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鼓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并且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一系列破坏生产的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积极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他们任意歪曲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原意，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用反动的平均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他们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基本适应的方面，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竭力鼓吹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需要的“穷过渡”。这一切，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破坏。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军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他们实行的以派性为标准的组织路线，他们挑起的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分裂各族人民的派性斗争，给我们的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林彪、“四人帮”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煽动“打、砸、抢”，制造大规模武斗，严重地破坏社会政治安定，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他们公然鼓吹“有权就有一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赤裸裸地宣扬争权夺利和流氓政治。他们对遵守革命秩序、遵守革命纪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人肆意进行污辱，诽谤这些人是“绵羊”，是“奴隶”。他们用这样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干部和群众，毒害青年，助长各种歪风邪气，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极大的败坏。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的两面派，他们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党和人民，这是他们的极左路线得以横行的原因之一。他们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由于他们当时在党中央拥有合法地位，也由于他们的这种手法，他们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缺少政治经验和分析能力的干部和群众。但是，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同全党全国绝大多数人为敌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把欺骗手段同极端野蛮残暴的恐怖手段结合在一起。从中央到基层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其他干部，各条战线的著名劳动模范，许多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几乎所有的校长、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许多少数民族的干部和群众，长期同我们党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许多热爱祖国的回国侨胞，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这的确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总之，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他们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那是一小撮人穷奢极欲、绝大多数人长期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口头上也讲无产阶级专政，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领导，那是他们的反革命帮派统治；他们口头上也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党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三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做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形势发展得更好。过去被“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现在被党和人民夺了回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上被摧毁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现在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在各条战线上正在得到贯彻执行。过去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遍于国中，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是非不明，现在冤案已经大部平反，重大是非已经大部澄清。过去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践踏，现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正在活跃起来，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国家的立法、司法工作正在逐步加强。过去政治局势长期动乱不已，现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过去国民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现在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广大干部和群众正在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积极奋斗。过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现在打破了精神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开始得到恢复。所有这些表明，我们已经基本上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确实，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打开了新的眼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新的活力。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他们这条路线横行十年之久，流毒全党全国，而我们对它进行批判的时间还很短，党内党外还有不少人仍然对它认识不清楚，因此需要把这一批判深入地进行下去。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如前面所说，就是坚持还是毁灭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仍然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进行得愈认真愈深刻，四项基本原则就愈能得到正确的坚持；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掌握思想武器，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毒害。我们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继续进行大量的工作，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性质，从而大大提高广大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觉悟，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林彪、“四人帮”的横行，从反面给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主要是什么呢？第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除非发生国外敌人的大规模入侵，决不能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干扰而离开我们的工作重心。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我国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我们既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更不能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更不能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进行党内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以至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认为起进步作用的领袖必须是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群众意志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按照列宁的说法，通常不是一个人而是由若干被称为领袖的人组成的集团。各级组织都需要它们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和他们的威信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产生的。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决不能贬低集体，贬低群众，任意夸大领导者个人的作用。必须在党内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在各级组织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少数人说了算，不能搞“一言堂”，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党的领导者到每个党员，从国家领导人到每个公民，在党纪和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约束的特殊党员和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经过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我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提高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了同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本领，增强了为保卫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而斗争的本领。这是极其宝贵的收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一旦在实际斗争中被群众所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相信，只要党和政府同亿万人民群众一道，坚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认真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就一定能够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纯洁性，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愈来愈完善、愈来愈巩固，堵塞野心家、阴谋家可以用来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漏洞。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后的发展将永远一帆风顺，不会发生任何曲折，而是说我们完全有办法和有力量防止林彪、“四人帮”这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重演。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摘自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简介： ——在斯大林哲学思想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马泽民今年12月21日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哲学工作者在这里集会纪念斯大林同志。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以来，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在苏联和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有些人抓住斯大林同志在三十年代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等错误，反对纪念斯大林同志。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吗？是马列主义的吗？一个人犯过错误，死后就一定不值得纪念吗？要是这样主张，那就等于说只有绝对正确的人，一生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才值得纪念。然而作为人，一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不犯错误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神仙才能办到。然而神仙是不存在的。有神论的观点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毋庸讳言，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就国内工作而言，他在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强迫命令农民搞农业集体化运动，过早地把限制富农经济政策改变为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并且人为地保持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造成苏联农村长期偏枯；他把党内路线分歧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错误地杀掉了一大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犯下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