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们的国际交往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的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社会各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这种关系逐步具有直接的政治性质，变成社会政治生活相对独立的领域。所谓国际关系，是指国家和国家集团、活动于世界舞台的社会阶级、社会势力以及经济和政治势力、社会和政治运动及组织之间的经济、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军事以及其他联系和相互关系的体系。尽管国际关系涉及到从经济到教育、科学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尽管国际关系的形式繁多，但是，它首先还是政治关系，是国家对外政治职能的实现，是从国际政治上对世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过程的衡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不是从经济基础直接产生，但是却有赖于经济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指出，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关系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5540029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国际关系史则是研究这些规律在国际关系的历史动态中的发展，以及这些规律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彼此相互丰富，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历史时代的国家、阶级、社会运动和组织间的政治和外交，以及军事、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论基础是表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际关系史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它直接来源于研究工作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研究决定国际关系体系发展过程和因素的辩证的方法；——党性，即研究国际关系的阶级立场；——研究工作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即考虑到国家、阶级和人民间关系的总和，考虑到国际舞台上它们之间矛盾的整个体系；——客观性，即确定决定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发展性质的因素和过程的可靠性。运用这些研究原则，能够科学地描绘出国际关系发展的图景。国际关系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形成以及从研究人类丰富多彩的过去和现在的其他综合学科中分离出来，是由国家、人民和其他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对外政治和其他联系的作用提高所决定的。对建立国家间稳定联系的社会需求，以及国际关系的产生，是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有关。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554003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5540031在国际关系复杂化和相对独立的过程中，国际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增加了。在属于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间的国际交往存在的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在社会发展中作用提高的趋势表现得特别明显。国际问题性质本身也发生了变化。现代国际关系的关键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命运，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社会发展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的崭新特点非常需要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史，这既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政治实践的需要。国际关系史同各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史有密切的关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建立在强国统治弱国、剥削和奴役各国人民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衰亡。它产生了就其阶级本质、目标和任务来说是全新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对为和平、自由、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是改造国际关系整个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把建立在和平、社会正义和进步思想之上的新的原则带进了作为世界政治基础的法律和准则之中。建立以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符合全世界劳动者的具体利益，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具体体现。列宁从理论上建立的国际政治科学帮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社会主义的强大和世界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援助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实现国际关系的普遍民主原则对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有重要意义。马列主义学说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党制定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产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恩格斯指出，“既然各国工人的状况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又有同样的敌人，那末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5540032随着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这一原则成了国家政策的原则，并且由于增加了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必不可少的新因素而得以丰富。列宁认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这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5540033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研究，作出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以及有可能首先在几个国家乃至一个特定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由此产生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历史地和深思熟虑地估计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主义潜力的结果。为各国的和平共处而斗争，曾始终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战略路线，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同发展世界革命进程、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的统一体内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和平共处原则，构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核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苏联的对外政治行动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完成同维护和平和巩固同进步力量的团结有关的任务。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历史证明，苏联对外政策原则是始终如一的。这些原则起初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后又在苏联新宪法（基本法）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宪法第二十八条指出，“苏联始终不渝地奉行列宁的和平政策，为巩固各国人民的安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而努力”。苏联对外政策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其中包括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确保良好的国际环境；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支持各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进行的斗争；防止侵略战争，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以及始终不渝地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清醒地考虑到国际局势、世界阶级力量正在形成的对比关系，以及苏维埃国家近期和远景目标的相互关系。国际事务中的原则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不搞实用主义和死守教条，准备做出不损害对外政策路线基础的妥协——这就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始终不变的特点。世界政治随着苏维埃国家的建立而开始发生的变化，不仅触及到世界政治的基础和阶级实质，而且触及到世界政治的执行方法。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取消秘密外交，决心实行公开的对外政策，不许言行脱节。作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特点的隐瞒真相和欺骗，同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客观上不仅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为社会历史进步确保最有利的条件。今天，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在所有国家得到广大民主和进步势力的深刻理解。这些民主和进步势力成了社会主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对外政策的天然盟友。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通常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个时期——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到现在。国际关系史的分期同苏维埃国家、同苏联作为主要参与者的主要事件是不可分割的。这种情况有深刻的含义：苏联在当代世界中的作用的提高，成为当代社会进程的主要因素之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对世界政治能起决定影响”5540034的时刻将要到来的天才预见实现了。苏共新党纲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使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为社会进步、民主、民族自由和和平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根本变化。”5540035在作者看来，本版是上次发表的即在60—70年代交替时期由国际关系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的继续，但是经过了更新和补充。5540036由于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文件和专著，这就为完成这一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其中有题为《苏联对外政策文件》这样的基础性出版物，包括1917—1938年的文件，共21卷。在80年代，苏联外交部出版了题为《苏联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会议上》的六卷文件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关系的文件。还出版了有关苏联国际政策各种问题的文件集。苏联历史学家对科学地研究国际关系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属于专著方面的著作有五卷集的《外交史》，多次出版的两卷集的《苏联对外政策史》。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也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新版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的任务是更深刻和更全面地阐述当代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规律、性质和方向。

简介： 这是西方学者论述东方社会理论及比较政治学理论的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作者自称以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说为基础，其主要观点是，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方国家都是“治水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而这些协作又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由此便产生了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主义”。由于本书具有资料丰富和理论系统的特点，且其实质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替资产阶级寻找攻击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它一问世便在国际上造成很大反响。翻译此书，使我国学术界对该书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明辨理论是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简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顾名思义，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模式来进行研究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实质上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原则及方法的总称。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中国模式，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路径以及未来走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思路等进行简要的探讨，无疑是极为必要的。本书的出版目的即在于此。

简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之上作进一步修改整理而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是本书研究的两大问题。笔者在学界目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阶段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策略层面开始的，然后进入到制度层面，最后发展到理念层面，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阶段无不具有其他阶段的一些要素，但是，这些要素不是该阶段的主要方面，不会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因为，事物的性质终究是由该事物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本书在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研究路径：笔者从规律和规律性两个尺度去揭示规律，从理论发展形态和实践发展形态两个方面去审视规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发现规律，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形态来看，当策略层面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原则，如果现有的制度无法包容这种发展，无力解释新出现的事实，它本身也就需要改变了，当制度层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理念上的升华也就提上了日程。从实践发展形态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与特定实践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需要经历探索、形成并完善的发展过程。其间，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始终表现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发展模式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原创社会主义理论充分吸收了昔日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这构成了该理论的核心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运行从逻辑上必须坚持这种精神，其实践目标需要体现人类文明现代进展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所指引的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西方文化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模式——市场经济、中华文化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原则——和谐社会理念有机整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说进程是“素描”，说规律是“写意”，两者相互影响，做好并不容易。本书这样做，只是一个初步尝试，加之本人学识有限，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在此，希望各位专家、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将这一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以待完善，力将做出更好的成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百年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有辉煌的过去，也必将有灿烂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以学海无涯的坚韧毅力研究这项永恒的课题，以一项又一项的理论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的篇章。作者2009年6月于开封

简介： 这部专著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力求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历史和逻辑联系，阐明邓小平埋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一脉相承的同一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内在结合的科学品质，以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实践主题、哲学基础为底蕴，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论、初级阶段论、根本任务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法治论、精神文明论等十二个基本方面的历史和逻辑展开中，阐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色”的辩证联结和现实结合。这从历史定位和学理定性上，按其原意解读出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姓马姓社”，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

简介：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重视全党和全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下发，党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党和国家的思想库智囊团、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的“三定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2009年年初决定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立后，注重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组织机构的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别的研究室和中心等，同时又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2011年，院马工程领导小组决定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收录上一年度全院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章，集中反映全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第1辑·2010）、（第2辑·2011）、（第3辑·2012）和（第4辑·2013—2014）] 出版后，收到很好的社会反响。本次出版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第5辑·201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编委会2016年7月

简介：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我们党走过了六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延安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一时期是我们党从幼年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且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时期。研究和总结党的这一段历史，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批判和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真正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并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从而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延安整风，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我曾经说过：“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的思想解放的老师。”这段历史，我至今仍缅怀难忘。同志们讲到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非常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践踏和破坏，我们有责任把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恢复和发扬起来。延安精神是什么？我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它不仅照耀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也将照耀我们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程。因此，对延安精神我们应当加以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把它发扬光大。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风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一个典型。当然不能说它集中了延安的一切优良传统。因为，延安有很多个方面，党政军民学，都各有其特点和优点，都有延安精神的共性和个性。毛泽东同志说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在中央研究院是有的。中央研究院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由马列学院改组成立的。在毛泽东同志做这个报告以前，全党还没有完全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必称希腊”，还批评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甚至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现象，是经过整风运动才解决的。马列学院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翻译马列原著有不小的功劳。但是，在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则存在着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现象。在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时间很短，所做的工作也不多，尽管如此，它的研究工作的方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当时叫“自我解剖”，这就是自我批评。在一个集体里自我批评，包含着同志之间诚恳的、耐心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这就是批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革命队伍内部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作了“自我解剖”。刚才许多同志说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受教育者，在中央研究院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中央研究院在整风运动中出了一个《矢与的》墙报，开头几期登出了不少有错误观点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去看过。有人以为毛泽东同志去看，就是赞成，所以高兴得很。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赞成。后来，毛泽东同志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我参加了。我在会上表示，我要介入到运动中去，也就是要“卷”到群众中去。当场有人反对，说，罗迈要“卷”到运动中去是错误的。可能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要“卷进去”就是同他们一样了。我的意思是到群众中去学习，以学习的态度“卷进去”，那时讲要“脱裤子，割尾巴”，就是说不要怕丑，不要怕痛，要敢于揭露和改正错误。我同大家一样“脱裤子，割尾巴”。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突出，在三月十八日的动员会上，群众选举产生了整风检查委员会，这实际上是整风的领导机关。院领导人中只有我和徐健生、艾思奇等少数几个人被选上，多数是研究员和研究生。我们几个人每星期都要开会。开会干什么呢？我们确定了两条：第一条，掌握运动的方向，对于运动的发展要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要对党负责；第二条，在整风检查委员会中我们是少数，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多数作出的决定，但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我们就是这样同大家“卷”在一起的。经过共同的学习，讨论，弄清是非，思想上便逐步取得了一致。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由中央研究院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临走前，在全院大会上，我作了一个《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报告，这时会议的气氛，同动员会上闹哄哄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报告完了全场鼓掌，大家情绪很高。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得到了大家的承认。这是我们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自我批评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贯串到整风运动中的结果。刚才同志们还谈到了如何对待当代青年的问题。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当时，我是中年人，同志们中间大多数是青年人。在当时的延安，老年人不多，有所谓几“老”，就是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等，其实他们当时才六十岁左右。那时候，在延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很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离别家庭，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是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道理也不太懂，也不真正了解我们的党。究竟怎样对待这些青年人呢？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出来以后，我记得只有政治研究室的李宇超同志写了文章表示不赞成，多数人都赞成《矢与的》上的错误观点，这是一股潮流。对这个潮流怎么看，采取什么态度？党中央认为，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是为了革命到延安来的。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党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教育。党中央当时这样看待青年人是正确的。我们也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的，效果是好的。现在青年人更多，他们的社会经验少，识别能力差，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对他们有许多消极影响。但作为青年一代是没有责任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人才。当然，青年中也有极少数人，例如“三种人”、刑事犯罪分子以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责任的。只有这种态度才是对待青年的正确态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在延安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不是同有思想问题的青年人对立，而是到他们中间去，同大家在一起“脱裤子，割尾巴”。这样做对青年来说教育很大，对我们自己也是教育很深刻的。现在五、六十岁的同志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骨干，担当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也有责任培养青年一代，用我们自己怎样从旧“框框”跳出来，最后得到思想解放的切身体会来启发诱导当代的青年，作用会是很大的。因此，我有一个提议，希望大家就延安时期的亲身经历写点回忆录。我们都是经过延安整风纠正了缺点和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获得了思想解放的。用事实告诉当代的青年人，我们有一个延安时代呀！有延安精神这个光荣传统呀！这样做，对青年是会有帮助的。希望召集这次会议的同志，想想办法，组织大家写一些宣传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革命回忆录，使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根据记录整理）

简介：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und ihreAnwendung in der DDRDietz Verlag Berlin 1969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狄茨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应用》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64年开始实行的经济改革基本完成后编写出版的。该书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作为一个从产生、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加以阐述的，它特别结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及其运动的机制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作了较全面的理论概括和说明。本书是集体编写的，主管经济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京特·米塔格任主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反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基本经济政策。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经济改革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史也是有益的。尽管本书出版后曾遭到苏联有关方面的指责，但由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本书在阐述许多问题时也反映了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