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宦乡同志生于1909年11月2日，祖籍贵州遵义，生长在湖北汉口。1922年至1925年在汉口文华中学读书。他年轻时期就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反帝浪潮中，因组织同学起来驱逐外国校长而被开除。1926年转入上海南洋中学（交通大学预科班）三年级，1928年从预科直升交大管理学院。1931年上伦敦经济学院函授班。1932年考入海关工作。1934年底至1935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旁听半年课。1937年抗战后，他积极参加救亡活动，是《海鸥》等杂志主要撰稿人之一。1938年，

简介： 本文集收进的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所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比较重要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在当时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少数是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写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在国内各种报刊和论文集上公开发表过。这些文章的写作都有其时代背景，它们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此，其中所论述的观点有些可能过时，有些包含错误。但在这里都保持原貌，未作任何更动。这些文章都按发表时间先后次序排列。最后，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对这本文集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仇启华2007年1月

简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我们在积极参与哲学体系改革研究的过程中，曾提出了一个试图将实践观点贯彻到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这在当时及稍后出版的几部专著和一些论文中有所体现。但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说，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的建构只是一种前提性、预备性的工作。近年来我们的工作是试图从哲学范式发展的视角进一步发掘和理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想，亦即从哲学范式的发展上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是一种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现代实践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诸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辩证法与实践智慧、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作用等问题，进行一种实践哲学的阐释。为了深化这种研究，还有必要将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拓展到对从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阐释进路的梳理，比较不同阐释进路理论上的得失。此外，对几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的反思，也是实践哲学阐释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即从哲学思维范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实践类型的匹配性关系中，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逻辑，当是构成我们这一系列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或可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范式这一深层上的亲合性，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中国化的可能方式。以丛书的形式将我们近年来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公之于众，其目的是抛砖引玉，与学界同行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陈晏清 王南湜2006年10月

简介： 本书围绕现代新闻思想发展的学术特征，首先梳理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演变规律，勾勒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演变进程，在对中国现代新闻思想进行宏观考察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采访、编辑、媒介经营与管理、自由、报刊舆论、伦理、教育、学术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与特征，从八个侧面分别透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的发展特点与规律，实现了中国现代新闻思想研究的宏观概括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概括了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1896至1898年问，各地维新志士组织的学会有40多个，创办的报刊有70多家，形成近代新闻史上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与国人研究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第一次高潮。其研究特点是：受西方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影响，以理想化了的英国《泰晤士报》为报纸的楷模，办报的目的，是为了改革政治、变法维新；突出政论作用，重视宣传艺术，特别重视报纸功能的研究；在办报实践基础上，也提出一些办报理论。第二次高潮：以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开端，至1927年戈公振出版《中国报学史》为结束。这是我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创建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新闻学术研究团体的兴起与新闻教育的创办，大众化商业新闻学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主流。第三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由于蒋介石对全国新闻界实行法西斯统治，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新闻自由成为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的深入阶段，新闻学术团体与新闻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新闻理论，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派的批判，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礼下，一些爱国的民主主义新闻学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转变。《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传人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过程，李大钊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新闻现象。张友渔则是我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学者。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全面形成与成熟的重要时期，也是无产阶级新闻学战胜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关键岁月。从1922年2月12日李女钊发表《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开始，到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的发表，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最终形成。

简介： 《战争与战略》一书选自《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有关战争、战略等条目。这些条目反映了苏联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理论、军事思想和作战观点，对军内外广大读者研究外国军事有一定参考价值。《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编成于七十年代末期，有些条目含有错误和偏见。为使读者了解原著，我们在编译过程中，除对原书个别地方略作删节外，余均保持原状，希望读者注意鉴别。本书条目顺序是按各条内容性质分组编排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译组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五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主要作战工具——武装力量的观点的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提供有关战争的起源和社会性质的系统知识，研究决定战争的发生、进程和结局的规律；揭示武装力量的社会性质及其产生的规律性。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说的一部分，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的哲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和社会政治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从总的方面研究军事发展的独特过程，是社会主义国家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的直接的方法论基础。无产阶级关于战争和军队的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的制定是同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着有机联系的，它是马克

简介：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也应当实行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新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社会现象。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正是拥有发达的新社会主义。本书系统地提出和发挥了以新社会主义为对象的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重新认识和评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地研究和恢复了1953年以前中共新社会主义理论史的历史原貌，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就是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简介： 本书对传统矛盾学说包括它的基础作了实质上的体系性重新构建。作者依据复杂性、层次性、演化性等现代科学思想，对矛盾关系概念与矛盾概念自身作了化的重新界定，修正了流传两千年的赫拉克利特理论误植，提出了整合适中性等新结论。本书内容丰富，是关于矛盾理论的研究由经典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的历史思潮中的一本学术专著。

简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12月算起，至今已跨进第20个年头。2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我国却在这20年中走过了一段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漫长道路。伴随而来的，是“体制外”的经济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经济步履维艰。我们庆幸，没有从一个极端迅速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我们避免了俄罗斯式的大起大落、大合大分。中国的近代史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折腾，给予国家领导人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驾驶着中国这艘巨轮，避开激流险礁，穿过风风雨雨，向着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的辉煌彼岸平稳驶去。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经历了扩权让利、经营承包、厂长负责、利改税、拨改贷的尝试，最后认同了现代企业制度；从完善“一大二公”的国营企业开始，到认同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股份制，思想的轨迹是从“无所遵循”到“符合国际惯例”，从脱离实际的设想到经过实践检验证明可行的设计，虽然不再指望自创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循的经济规则，实际上却正在成就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三个有利于”的科学态度，正在鼓舞着无数改革志士，投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人们期望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年，完成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从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变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衡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否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否正常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指：较快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有效的资源利用与配置，更好的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健全的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社会秩序和服务水平，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健康长寿。这一切，离开了物质基础是谈不上的。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物质基础是公有财产。在我国，公有财产的主要部分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资产，包括资产本身及其附属权利，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正是这个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越性的发挥程度。实践证明，这个基础得到加强，社会主义就得到巩固。我国的国有资产，形成于建国初期，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解放区的公营企业资产，二是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资产，三是通过“公私合营”和赎买方式将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改造为国有资产，四是依法宣布国有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洋等自然资源为国有资产。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是扣除了资源性国有资产），截止1996年底，国有资产从建国初期的约200亿元增长到了65894亿元，相当于建国初期的329倍，平均年增长率约13.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庞大的国有资产，是支撑我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管好用好这部分资产，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来说，其意义十分深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优越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比资本主义更加高级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表现，它不能凭人们的主观臆想来确定。如果社会主义不能证明自身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那么不但不能取代资本主义，甚至还要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获得成功，而是在落后的农业国里率先取得胜利。这就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提出了难题：落后的农业国能否借助于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能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超过在同等条件下起步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答案显然是明显的：能则存，否则亡。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是错误的，中国不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应该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忽视了历史。事实上，中国人民曾经艰难地探索过，当初要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先生是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先行者。但是没有成功。国内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人民走这样的道路。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令人失望，它代表的是少数大官僚的利益，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民当初该不该革命，该不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革命胜利以后该怎么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是站在现在的起点去走出一条为全体人民摆脱贫困、愚昧和落后的正确道路。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政府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有直接推动和间接推动两种。政府集中社会财力，通过投资和建立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直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对于迅速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在短期内建立国家工业化基础是十分有效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这条路在50年代初期走得很好，只是随着日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便开始坎坷起来，效率开始递减。于是，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物质手段──国有资产就面临着转变使用方式的变革要求，而政府用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面临着转变管理方式的变革要求。向何方转变？我们当初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因为有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导，所以随着在实践中对国情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更深入的了解，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达成了理性共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报告）。要走市场经济之路，走政府以间接方式为主来推动经济发展之路，就要对国有资产的运用作出新的安排，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新定位，对政府的职能重新划分与调整，对不同用途的国有资产重新分类，对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实行分类管理：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制定不同的法规和政策、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本书正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来的。限于作者的水平和眼界，这里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接受作者的看法。这里所表达的，只是经过作者思考而确认的观点。作者所企盼的，是这些观点能够对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对国家和社会根本利益的增长，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