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陈永志一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已逐渐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和探讨。进一步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郭沫若早期的哲学观点，以及这一观点的渊源和发展，对于了解他早期思想的全貌，了解他早期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都是至关重要的。《女神》最早的评论者谢康早在1922年就指出了泛神论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却一直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1959年，楼栖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过去有一些诗评，对这个问题都不很重视，虽然有人提到过，但也仅仅提到而已。寥寥几笔，语焉不详。”于是楼栖同志一反既往，抓住泛神论这条线索来评论郭沫若的诗歌。与楼栖同志差不多同时，在1959年4月号的《语文学习》上，严家炎同志发表了《“女神”和“五四”时代精神》，稍后一些，冯其庸等同志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上册）出版，他们都较为详细的分析了泛神论在郭沫若诗作中的表现，突破了“寥寥数语，语焉不详”的局面。从那时到现在，对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研究似乎又停顿起来了。今年1月28日，《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楼栖同志的《再论“女神”》，但没有突破他自己以往的研究水平。不管是楼栖同志，是严家炎同志，是冯其庸同志，还是其他许许多多郭沫若诗歌的评论者，

简介： 《思想政治教育与近现代社会变革》把思想政治教育和近现代社会变革的探讨相结合，尤其是比较深入地剖析了近现代乡村自治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此书对现在的村民自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对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与近现代社会变革》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革命”，主要就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如何在农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发动农民暴动等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第二部分“农村自治理论与实践”，主要就我国近现代农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题探讨。第三部分“社会变革与理论思考”，主要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几个侧面。

简介： 古往今来，世界文学中涌现的作家，多如恒河沙数，若其登峰造极，成为一代宗师，象托尔斯泰那样，却是寥若晨星。高尔基说：“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在我看来，这是人类为自己所建立的三座纪念碑。”实际上这只是就近代欧洲而言。这句话看似夸张，却非出于偏爱，持同样看法的还有许多外国作家。例如：高尔斯华绥把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并称，罗曼·罗兰说他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并列，弗朗索瓦·莫里雅克称他和巴尔扎克为欧洲小说家的“两个顶峰”，卢卡契称他和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是“最伟大的作家”。固然，这个名单可以稍稍增加，但它却也确实道出了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和“历史地位”。正象一个人的优劣不是由他的自我评价来判断，一个作家的世界声誉也通常由外国的作家来确定。外国作家的见解之所以可贵，不仅因为他们是行家里手，具有深湛细腻的艺术鉴赏力，而且因为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的成就来衡量和比较，因而其观察更为敏感，其评价也更为客观而可信。欧美评介托尔斯泰，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他作为俄国文坛的新人，以自传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而崭露头角，立时在国际上获得反响。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欧洲对他最早的评论，是一八五六年德国报刊上刊载的关于他的创作的短评和一八五八年波兰的一部百科手册所列的他的简介。但是，直到七十年代后半，他在国外，似乎还不大知名。例如一八七五年德国出版的一部《当代俄国文学史》就没有给他开辟专章；一八七八年英国批评家和翻译家威廉·罗斯丹拟评论托尔斯泰时，非得向托尔斯泰本人了解生平情况。托尔斯泰作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起就有外文译本，但他的震动国际文坛却有赖于一八七九年的《战争与和平》法译本的出版。法国名作家福楼拜读了这部史诗后，虽然对其中哲理性的议论颇有微词，但却盛赞托尔斯泰是“出色的心理学家”，说书中“有莎士比亚的东西”。这些评语出自一个大作家之口，是国际上最早一次给予托尔斯泰的应有的评价。同年年底，莫泊桑在关于屠格涅夫的《“虚无主义”一词的发明者》一文里又称托尔斯泰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此后，托尔斯泰引起欧美文学界的普遍重视。从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八年间，波兰作家克拉谢夫斯基、德国批评家查别尔、法国作家沃盖、英国批评家安诺德、作家王尔德、美国作家豪威尔斯、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先后对托尔斯泰及其创作进行评论。这些评论的相继涌现，不是孤立的现象，乃是同当时欧美的“俄国热”同时发生的。安诺德在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谈到，“俄国文学如今风靡一时”，英国人甚至可能因此要“学起俄语来”。法国一个评论家说，当时法国博学而有鉴赏力的人士，每逢彼此会晤时，总是问对方有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头一个便是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则说：“任何时候，我也忘不了一八八○年左右划破欧洲长空的这个启示性的闪电。”他指的是俄国文学，首先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种靡然向风的热潮下，欧美评论界惊呼俄国文学的“入侵”，一个美国作家就曾以《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的入侵》为题发表文章。“入侵”一词可以说是亦谐亦庄。它既生动有趣，又表达了一些作家的不安心情和不满情绪。例如法国作家爱德蒙·龚古尔因这“入侵”致使自然主义文学黯然失色而愤懑不平，甚至责怪在法国大力介绍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沃盖没有“爱国心”。但是，这次“入侵”的主力托尔斯泰毕竟还是胜利进军。他博得高度的赞许，很多人把他比之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等大作家，从此他开始作为第一流作家出现于世界文坛了。这里也应该指出，托尔斯泰之所以获得世界声誉，固然由于他的史诗艺术的力量和社会批判的激情，但也由于“当时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由于俄国开始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的征服欧美文坛，还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文学进程。卢卡契曾经谈到：在当时西欧主要国家中，一八四八年革命和英国宪章运动的失败，“带来了一个普遍严重的意识形态的低潮”，一种世界性的悲观情绪使一些作家发展了客观主义或虚无主义，并使另一些作家转向唯美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客观情况下，托尔斯泰取得世界范围的成就。阿·凯特尔有颇为类似的看法。马修·安诺德也说：当时法国小说，“理想终结了，抒情干涸了”,“那种观察精神和略带严酷的意味……大为发展”，以致大大失去了吸引力，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小说家”也相继去世而没有杰出的后继者，因此，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小说代之而起，“传诵一时”。罗曼·罗兰也认为：对于“福楼拜、莫泊桑和雷诺阿的冷嘲热讽和疲惫不堪的法国”，对于这个“在不幸的战争、失败的革命中，在第二帝国的道德堕落中糟塌了血液和信念的法国”，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来自地心的狂烈的气息”,“永恒的亚当的觉醒……”。他指出，这两位俄国作家的力量“首先是对真实的火辣辣的热爱”。这也就是说，欧洲文学正处于萧索时期，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正是以虎虎有生气的现实主义文学取得“入侵”的胜利的。近百年来，欧美有关托尔斯泰的评论从未间断，在上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集中的是几个时刻：九十年代《黑暗的势力》在法、德等国的演出，一九○一年托尔斯泰的被革除教籍，一九○八年的作家八十诞辰，一九一○年的作家出走和逝世，一九二八和一九六○年的百年诞辰和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当然这只是从评论的数量着眼，而从评论的内容和倾向的发展变化来说，则大致可以依苏联研究者莫蒂辽娃关于托尔斯泰的世界影响的区划，分为三个阶段。上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阶段的开始。当时托尔斯泰主要以现实主义大师，以文学创作作为被评论的对象，但是他的宗教和哲学的论文以及政论也已引人注意。两世纪之交至他逝世前是第二阶段。在当时，托尔斯泰激烈反对土地私有制，反对沙皇政府暴政和宗教黑暗势力，反对国际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他的影响已超出文学领城，因此，他的评论者间，不同政治阵营的人，由过去的一致肯定，分化为毁誉不一了。进步的评论界既赞许其艺术，也肯定其批判力量，同时又批评其落后的一面；反动的评论界则肯定转变前的托尔斯泰，否定转变后的托尔斯泰，肯定“艺术家”托尔斯泰，否定“思想家”托尔斯泰；有的人则歪曲或利用他的消极成分。第三阶段从第一次大战和十月革命前后开始，直到现在。在这个时期内，对于他的艺术，现实主义作家推崇备至，并在反对现代派的斗争中倚为中流砥柱；而现代派作家除个别外，则不是表示冷漠或加以曲解，就是宣称他已经“过时”，抬高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贬抑他。而对他的思想，也始终有两种立场：一种是批判地对待他的创作和学说，另一种则是利用他的不抗恶等反动说教。上述一切是欧美托尔斯泰评论史的一个轮廓。由这些情况可以知道，研究这个历史，亦即研究欧美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领会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而且还可以借托尔斯泰这个实例来探索文学的国际影响的共同规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比较完备的欧美作家论托尔斯泰的资料汇编。这不仅我国为然，就在苏联，虽然在一九六五年出版了《托尔斯泰与外国》（《文学遗产》第75卷）两厚册，但由于该书选材的范围以此前在苏联未发表的为限，因此许多重要的材料，如外国最早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外国的托尔斯泰评传等等都未收入。这一方面给我们的编选工作带来困难，我国的外文图书奇缺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对我们编选工作也是一种促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本完整的资料就显得更有意义和更为必要的了。本书的编次，以作者国别为经，以文章发表时间为纬。这是因为一国的评论一般有自己的传统。把一个国家的评论依次排列一起，便于观察其彼此继承或反拨的关系。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国评论的相互影响。本书以法国开卷，因为福楼拜的书信和沃盖的论文是公认的欧美对托尔斯泰最早最有影响的评论。要说明的是，沃盖在俄国担任过七年的外交工作，对俄国文学、对托尔斯泰有较深刻的理解。他的包括论托尔斯泰的专章的《俄国小说》（1886）一书，在欧美颇受重视，对俄国文学、托尔斯泰的斐声国外和广泛流传，起了很大作用。法国部分最重要的是罗曼·罗兰。这位“法国的托尔斯泰”从学生时代起二十年间（1887—1906）先后写过七封信向伟大的俄国作家求教，既惊叹其创作，也景仰其为人。他一生中不仅在文章、书信、日记和回忆录里一再谈到托尔斯泰，还为之撰写评传。这些文献反映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看法的演变，也反映了他本人思想观点的进展。但他对于这位俄国作家的艺术的见解，始终一贯，其中颇多精深独到之处。在法国其他作家中，法朗士对托尔斯泰的热烈崇拜，情见乎辞；布洛克谈《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的思想影响，生动具体；莫洛亚盛赞托尔斯泰的艺术真实，断言他决没有“过时”；阿尔芒·拉努肯定托尔斯泰的创作的规模及其同生活的联系，批驳现代西方某些作家的妄加非议。马丁·杜·加和弗朗索瓦·莫里雅克同罗曼·罗兰、法朗士一样，都是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前者私淑托尔斯泰，说他是未来小说家的“最好的导师”；后者既钦佩托尔斯泰的艺术，又说他“永远是我的良心的一种呼声”。我们还选收了一些不同的见解。例如爱德蒙·龚古尔否定托尔斯泰，说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师法法国自然主义文学；布尔热虽然承认托尔斯泰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却指责其作品缺乏结构；普鲁斯特也肯定托尔斯泰，却把托尔斯泰客观地反映现实的作品看作是作者主观地表现某种法则的产物。在英国，马修·安诺德是托尔斯泰最早的评论者。他的文章叙述多而分析少，而且把托尔斯泰笔下的真实理解为“生活的断片”，亦即只写观察所得而没有虚构；但他对安娜等形象的分析，他所看到的俄国文学的特点，有其可取之处，他对俄国文学的评价，就其反映当时英国人的有关观点而言，也颇有意义。莫德同托尔斯泰有亲密的交往，他的《托尔斯泰传》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我们这里只选收其中评论艺术作品的专章。应该说，莫德也未能摆脱西方资产阶级评论界的一些偏见，例如他在《托尔斯泰传》中所分析的艺术作品，只以一八七八年前的为限，而对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创作，包括《复活》那样的杰作，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肖伯纳认为托尔斯泰的言行有所矛盾，但仍充分肯定其社会批判的激情；他不同意《什么是艺术？》的某些观点，但却象高尔斯华绥那样，赞同托尔斯泰对现代一些“荒诞无稽的文学”的批判；他称托尔斯泰为悲喜剧作家，言简意赅地阐明其艺术真实的力量。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毛姆除论述托尔斯泰的个性外，分别对《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作了分析，威尔斯固然不免偏颇，而后面二位作家关于托尔斯泰的艺术和风格的特色的理解，是相当中肯的。王尔德虽以唯美主义见称，但他在对比分析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时，却大致上是公允得当的。奥凯西说当代千百万人仍处于贫困和愚昧的重压下，英国还存在着贫富的对立，因而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保持其现实意义；阿诺德·凯特尔认为，英国自宪章运动后，小说家日益脱离人民，大都不能发扬狄更斯的传统，而在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则看到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以美国置于英国之后，是因其同种同文，两国的文学毕竟有渊源关系。豪威尔斯是美国最早评论托尔斯泰者之一。他认为，托尔斯泰在艺术方面完美，在道德方面更为完善。德莱塞谈到自己受托尔斯泰的启发而开始自己的创作，但他对托尔斯泰的消极思想能持清醒的分析的态度。海明威激赏托尔斯泰的战争描写的真实性，肯定其得力于亲身经历；但在他看来，《战争与和平》中关于历史哲学的议论纯系必须删节的赘余。赫·加兰、厄·辛克莱、萨洛扬、马尔兹都各自表达了对托尔斯泰的敬慕之忱，以及思想上的共鸣。亨利·詹姆斯，就其贬抑托尔斯泰而言，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欧美颇有影响。他不喜欢托尔斯泰反映的生活面过广，认为不足师法。但就是他也不能不承认托尔斯泰“奇异惊人”。在德国，查别尔的俄国文学史也是欧美最早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献，可惜在国内还未能找到。在他之后，较早的就是冯塔纳。一八九○年《黑暗的势力》在德国“自由剧场”上演，引起激烈的争论。冯塔纳作为热烈的拥护者发表了剧评。他对这个剧本虽也有保留意见，但却是十分推崇托尔斯泰的。梅林和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高瞻远瞩，能发前人所未发。这些评论发表的时间，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相先后。一般认为，在当时评论托尔斯泰的马克思主义者间，卢森堡最接近于列宁的评价。霍普特曼说自己从不否认“我的文学渊源于托尔斯泰”，认为自己的《日出之前》是《黑暗的势力》孕育出来的。但梅林却强调指出二者的区别。霍普特曼多次谈到托尔斯泰，这里只选收其“代序”一篇。托马斯·曼的文章涉及的面很广。他的思想和文字相当抽象费解。他以诗意的象征的语言颂扬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和其作品的史诗性质。他另有专著《歌德和托尔斯泰》，在那里他以托尔斯泰比拟歌德，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拟席勒，但其基本论点，大致上具体而微地见于我们所收的两篇论文。布莱希特没有专门论述托尔斯泰的文章。但他于三十年代末在同卢卡契论争中却多次谈到托尔斯泰。他肯定托尔斯泰的艺术，却反对以他和巴尔扎克为唯一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应该指出，前人说过，两个人说同一句话，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布莱希特的立场决不同于现代派作家。他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肯定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赞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不愿以现实主义固步自封，是象他说的，为了“从劳动者和同他们相联系的、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对待现实”。麦耶尔的论文颇有创见。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凡是合乎逻辑发展的，都必须首先同社会分离，而一般德语教育小说中的主义公则是寻求社会中的立足之地。这个论点是值得细细体味的。孚希特万格推崇托尔斯泰的艺术，却完全否定托尔斯泰的哲学思想，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安娜·西格斯谈自己在不同处境和心情下读托尔斯泰创作所体验的不同感受，有助于我们一般地理解文学上共鸣的原因。法朗克赞许托尔斯泰，主要是共鸣于《战争与和平》中反对战争的思想，不过是从自己的观点来理解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著有关于托尔斯泰的文学传记及一些文章。这里选收的一篇，简要地叙述了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不过，他纯粹从托尔斯泰的个人动机来考察，对其同时代同人民的联系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在意大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肯定托尔斯泰的人民性，认为他对《福音书》也是从民主的立场来理解。但葛兰西在致儿子的信里，却以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为例，说对艺术作品的美的欣赏有时和思想上的共鸣是相矛盾的。这个论点是值得商榷的。莫拉维亚在威尼斯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反映了现代欧美一些作家的看法。他赞叹托尔斯泰的艺术真实和视野宽广，却把他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依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富于现代精神，而推崇托尔斯泰则是偶像化。与他针锋相对，另一个现代意大利作家皮奥维涅在同一个纪念大会上断言托尔斯泰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托尔斯泰对现代文学而言不是过时而是属于未来，并就托尔斯泰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在当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热和现代派靡然成风之际，这不啻是空谷足音。最后是东欧和北欧。波兰的克拉谢夫斯基和丹麦的勃兰兑斯在其本国以至全欧也是托尔斯泰的最早评介者之一。波兰的显克微支在托尔斯泰的矛盾中看到他的强有力的抗议，能同时肯定他作为艺术家和作为思想家的积极意义；普鲁斯赞扬托尔斯泰艺术的无情真实，人物的丰富多彩，并就托尔斯泰和现代派在风格上的差异作了形象性的对比。罗马尼亚的萨多维亚努十分欣赏《战争与和平》，满怀激情地生动地描写其中人物形象给他的深刻印象；而彼特列斯库则就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创作方法的异同，提出自己的饶有兴趣的见解。捷克的尼耶德利分析了苏联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托尔斯泰的态度的三个阶段；保加利亚的巴甫洛夫则就托尔斯泰关于美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的卢卡契。他在欧洲现实主义发展的广阔背景上，从各个角度观察托尔斯泰的成就和贡献，肯定这位俄国作家在当时欧洲文学整个衰落之际所起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在艺术分析上有不少创见。例如他关于“客体的整体性”的观念，即托尔斯泰作品中各个场面的描写，对于作品中的主题及其矛盾的开展，对于人物性格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必须的有机成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巧合的东西等等，是颇有见地的。的确，卢卡契对创作和世界观关系的观点，值得商榷；他过分推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相对地低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就，也有问题；但他的论述在全部托尔斯泰评论中仍是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刻的。他的两篇论文篇幅很大，为了保持完整的印象，我们仍收入全文而不加以删节。北欧的资料，我国最为欠缺。但所收的三篇都系各该国的代表人物的手笔。易卜生的信寥寥数百字，却是一个大戏剧家关于戏剧的见解，值得重视。斯特林堡的文章以自己的观点论述托尔斯泰民主思想的发展。他还有一篇文章，论述托尔斯泰对上层阶级文化的态度，题为《托尔斯泰和文明的统治阶级》，与本文是姊妹篇，但因无法罗致，只好从缺。勃兰兑斯学识渊博，独具只眼。例如他关于托尔斯泰的悲观主义和当时法国文学中悲观主义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艺术的观点的差异等论点，就是对我们今天的批评界，犹有发聋振聩的作用！编选资料，一般有两种倾向：一是体例谨严，取舍甚精；一是拾遗辑逸，力求全面。我是偏向后者的。在我国，资料难得，多多益善。“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确实都有用处。自然，我们也不是毫无选择。我们有自己的选材尺度，首先是要有创见，但也不拘一格，还从其他角度着眼。例如，有的文章因其出现之早，在托尔斯泰评论史上起了开创作用；有的文章则因其有代表性，为研究者所经常提到；有的文章则因其出自行家，与一般耳食者不同，看似一味赞扬，仍不乏自己的见解。我们还选入反面的意见，这不仅因其也偶有合理成分，而且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其中是包含一定的真理的。不言自喻，百多年来，欧美的托尔斯泰评论，真是汗牛充栋。我们暂时只能以较著名的作家或批评家的言论为限。在这个范围内，重要的资料，这里大致已十得六、七。不过，兹编所录，也有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比如克利夫顿·法迪曼、乔·威尔森·奈特和格林伍德并不是很著名的批评家。但他们的文章或以细致的艺术分析见长，或以涉及我们较少研究的领域而有参考价值，因而也“破格”采用。本书的编选，得到许多同志的协助：戈宝权同志惠借书籍，蒋路同志热情支持，徐成时同志慷慨无私地提供长期收藏的几篇重要资料和出色的译文，杨静远、谭立德和高仲甫同志给予了这样那样的帮助。谨向他（她）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也应该一提邵殿生同志，她在选材和校订上做了不少的工作。陈燊1981.12.

简介： 麦克马洪线在学术界是一个议论很多的问题，自从中印边界争端发生以来，更加受到广泛的关注。艾奇逊《条约集》真伪版本问题和麦克马洪线修正线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有关麦克马洪线的历史所取得的新成果。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无效的。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为这一事实提供了有益的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揭露麦克马洪线的不可见人的面目也有很大帮助。本文准备按个人粗浅的理解对这些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与评论。一、艾奇逊《条约集》的真伪版本问题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西藏，迫使中国政府同意召开所谓中、英、藏三方面的会议。这次会议于1913年10月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后来一般即称为西姆拉会议。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夏扎，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25日另在德里签订了秘密换文，在换文附图上非法画出不丹以东的印藏边界线，后来一般即将它称为麦克马洪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始终没有提到西姆拉会议上来。以后在西姆拉条约附图上画出一条标明西藏地方境界的红线，其中一段的画法与麦克马洪线相同，但是这条红线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提出来的，丝毫没有说明

简介： 本书主要是探讨古今中外的道德学说。全书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从中、西方的古代直到近代道德学说的发展历史中，揭示了道德学说的发展规律，指出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产生的必然性。本书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基本内容之后，叙述了它在批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道德学说，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的成长和发展。

简介： 作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思潮，现代主义既具有反传统的先锋气质，也不乏唯美的颓废色彩；左翼思潮既注重现实批判精神，也常常忽略艺术自身规律。中国新文学在这两种思潮的融合与冲撞中开始现代性追求，并汇入世界现代文学潮流。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化思潮关系复杂而密切。它们既在反对传统成规上表现出先锋激进的同一性，叉在艺术与政治的主张上存在矛盾冲突。左翼作家大多接近过现代主义，现代派作家也曾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然而，茌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深受左翼文化思潮的影响，社会的革命性不断改塑、遮蔽并最终消解艺术的现代性，这种状况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启示。

简介： 吴必虎我很幸运，能够在周琳女士的大作《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制度创新之路》正式付梓之前就有机会拜读，并深为其探讨的旅游制度创新的深度与广度所折服。遗憾的是，我对旅游政策及制度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对其作品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对中国旅游改革发展事业的积极推动作用，也担心做不出系统的评价。但通过初步浏览其覆盖的广泛内容和依据的深厚理论基础，针对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深度剖析，以及提出的若干条具有对症下药效果的政策建议，仍然不难看出这是一本适逢其时、值得一读的专著。特别是在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全域旅游背景下，各地政府表现出对旅游发展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这本书对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和政策研究者来讲，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对于什么是全域旅游，我近期应邀连续在多个省级行政区作了十几场讲座报告，提出的基本观点不外乎两点，一是将全域旅游视为一种发展哲学，将旅游产业放到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发展的质量层面来理解旅游发展；二是将全域旅游推荐为各级政府的一种政策工具，通过全域旅游的理念和措施，将各地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落实到具体的行政运转过程中去。但是我每一次都对各地领导干部提出忠告：有同样的全域旅游发展思想，却没有同样的旅游发展路径。要是说有什么对旅游政策、制度的理解的话，我想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和落实各项政策、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角度。尽管周琳女士的大作已经对中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制度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广大读者也一定会从她的著述中获得足够的理论指引和实践建议，我仍想借此机会，谈一下我对目前中国旅游发展转型时期的政策供给方面的不足，或者面临的多种挑战，谈一些个人的见解，以供读者相互参考、扩展思路、察近虑远。诚如作者周琳在其著作中呈现的，涉旅制度包括多个角度和方面，包括国家和地方、资源和市场、企业与员工等多个领域。但是我个人由于学术视野较多局限于旅游资源及规划利用方面，所以就集中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吧。总的感觉是中国已由紧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阶段，涉及旅游资源的管理与利用方面的制度创新在因时制宜方面存在很多紧迫任务。第一个是资源的物权制度及其真正实施。根据中国现有制度设置和法律框架，中国的旅游资源物权不外乎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情况。各种地上、地下、领域内水下的资源如温泉、洞穴、瀑布、文物、山水，一般情况下都是国有的。这个问题毋庸多论。但是问题主要出现于按照《宪法》和《物权法》规定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宅基地的旅游开发问题。所谓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三方面权利。但是农民对其以村为核算单位的耕地、林地、宅基地的处置权利却并不能真正实现三方面的权利。根据现有《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是没有权利对其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施物权权利的，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到银行抵押贷款，目前的做法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和撤村并镇、一户一宅、拆旧建新政策的推行，大量的符合生态平衡、景观美丽的旧村落被大面积拆毁，即使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传统村落也因人口流动进城出现大量空置浪费现象，而由于制度方面的障碍，农民不得将其转让给城市居民而得到进城发展的第一桶金，也阻碍了城市居民在满足了城市内部第一住宅的消费后，不断出现和高涨的到乡村置业第二住宅的需求的实现。城乡人口之间的对流，已经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设施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如果从法理上说，既然农村土地物权属于村集体所有，村民集体决议是有权利拿出一部分村里的土地或宅基地（比如说其中的30%）进入市场流通的，不是说“谁的地盘谁做主”嘛。但如果这样落实农民的物权，地方政府就会失去土地财政的源头支撑，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一定会竭力反对农民权利的实现。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在盘剥农民利益的老路上彳亍不前。基于这样的农村制度改革的滞后，目前的乡村旅游和民宿事业发展，只能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通过正常的土地征收变为国有土地然后招拍挂实行普通的旅游地产开发，由房地产商开发提供乡村别墅产品，但这种产品显然过于城市化，缺乏特色，失去乡村的基本吸引力；其二是市民或开发商通过与农民签订租赁协议，对不具有产权的农宅进行有限的改造，没有投资者愿意花巨资重新开发只有200平方米左右的农民宅基地，因此乡村旅游产品的创新受到了严重的阻滞。第二个是国有旅游资源的利益部门化及其调整难度。虽然各种部门法都声称各种资源是国有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国家海洋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宪法授予国务院代表国家对这些国有资源的拥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却常常实际上掌握在各个政府部委手里，包括住建部、环保部、水利部、文物局、林业局、海洋局……这些部门分别主导制定了各自的法律、条例、规定和管理细则，不同程度地存在预设利益空间、排他管理、自行运营的条块，在面对大众旅游时代的集中需求时，过去的体制和管理方法，特别是集所有权、管理权与经营权三位一体的模式，已经完全不能满足国民对这些资源的无障碍进入权、受教育权的公平要求。为了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的系统构建及相关立法、制度建设，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阶段，但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权力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于每个被授权的部委来讲，他们的管理目标和价值观实现也许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在整体的资源管理和价值实现方面，我们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第三个是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并举的效率问题。由于上面述及的第二个原因，各类国家所有的旅游资源在保护与利用关系、不同利用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就必然存在更多的矛盾和冲突。首先是各个部门只考虑单一的保护目标而忽视与之紧密关联的合理、适度利用问题。文物法本应同时解决、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两个问题，但却只谈保护而无视利用，或只允许少数的利用方式，目前一般只允许文物保管所、博物馆和游览场所三种利用方式，而禁止国家级文保单位的商业经营使用。但是观察全球其他国家，都是允许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开放给社会各界的商业性利用的。再比如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目前也只允许观光旅游的产品形式，禁止进行休闲度假类型的产品的开发。反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的风景名胜区之所以叫名胜区，而不叫保护区，就是因为历史上各代文人雅士商贾僧侣的择址建筑而逐步形成的。西湖、庐山、鼋头渚、鸡公山，莫不如此。因此很有必要将现行风景名胜区单一的类型划分为城市建成区之内或其近郊的游憩型和远离城市的自然型两大类，对于前者应该允许进行经过高水平的规划设计提供必要的休闲度假产品。其次是不同的利用之间相互排斥，不能混搭，导致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利用率十分低下。农业用地只能用于农业，水利部门控制的地段只能用于水利，交通部门控制的土地不能用于其他领域，住宅和商业必须截然分开，原因竟然是因为双方的基价核算方法不同，从来没见过人是这样被尿逼死的。一块地，为什么不能同时混合使用实现最大效率呢？不是技术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而是因为部门利益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各自占山为王。由于政府权力过大、忽视市场的调节机制，面对存在的利用效率低下弊端，各个部门也就视而不见或者不需承担因此出现的高昂成本，而长期得不到切实的解决。关于“农地农业用”，在过去粮食供给不足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一项国策，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和后城市化时代，粮食市场出现了高产量、高仓储、高价格、高进口的“四高”现象，中央也一直要求农村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因此农业用地也必然会出现一定比例的“非农用”安排。河道两侧根据《水利法》和《防洪法》要求，控制防洪之外的其他利用，平时的滨水空间的利用，特别是游憩利用不足，造成相当大的闲置浪费。由铁路部门一家说了算的高铁站范围内，与城市其他交通方式的无缝对接和出行便利非常不够。凡此种种，触目皆是，但凡改进，都会涉及既得利益重新调整，要想真正改善，唯有通过市场力量和民主监督去推进。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正如作者在其著作中述及，中国已经进入旅游产业转型、旅游产品更新、在由世界旅游大国迈向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过程中，除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是其最为重要的推进和保障力量。希望这一领域的研究进步，能够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解决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为序。国际旅游研究院 院士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 委员盘古智库创始会员、专家委员会 委员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主任2016年12月12日

简介： 1954-1960年主编 尹达副主编 刘大年1961-1966年主编 黎澍1975-1982年主编 黎澍1982-1985年主编 庞朴1985-1988年主编 徐宗勉1988年主编 徐宗勉副主编 田居俭1988-1992年主编 田居俭副主编 阮方纪1992-1994年主编 宋德金副主编 阮方纪1994-1997年主编 宋德金1997年主编 宋德金副主编 张亦工 高世瑜1998-2001年主编 李新达副主编 张亦工 高世瑜2001-2002年主编 张亦工副主编 高世瑜2002-2003年主编 张亦工副主编 王和 徐思彦2003-2007年主编 徐思彦副主编 王和2007-2008年主编 徐思彦副主编 路育松 王和2008-2009年主编 高翔副主编 李红岩 路育松2009-2010年主编 高翔副主编 周溯源 李红岩 路育松2011-2013年主编 高翔副主编 李红岩 路育松2014-编委会主任 高翔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卜宪群 王巍 王建朗 刘庆柱 邢广程 宋镇豪张顺洪 李红岩 李国强 周群 周溯源 赵文洪高翔 舒建军 路育松主编 李红岩副主编 路育松 周群 舒建军——写在《历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