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研究》序今天，几乎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国家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不仅因为“价值信仰”系统是文明发轫的前提、文明凝聚力的基础和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因为“价值信仰”系统的状态是文明有序与无序和文明盛衰的前兆。文明的实质是以“价值信仰”系统为核心和纽带而建立的人类生存共同体。文明产生的关键要素不是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发达的程度，而是创造了比较完备的“价值信仰”系统，并为绝大多数成员所接受。按照类似的理论，汤因比先生统计，在距今3000-5000年前，世界大约产生了24种文明。如，儒家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这些文明的突出特点是高度依赖自己的“价值信仰”系统。中华文明由于创造了优秀的“价值信仰”系统并能够在关键时刻自我超越，终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巨型古老文明。匈奴由于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无力创造优秀的“价值信仰”系统，“虽盛而亡”。犹太民族虽然在公元前就被罗马打垮并流落到世界各地，灾难不断，但由于坚定地保持自己的“价值信仰”系统，至今仍有生机和活力。苏联虽然科技发达，军力强大，但由于抛弃了自己的“价值信仰”系统，倏忽而亡。今日处于政治动荡旋涡之中的中东北非国家，基本上不是由于经济贫困，而是由于原有的“价值信仰”系统发生危机和冲突。可见，“价值信仰”系统关系文明和国家的起伏盛衰和生死存亡。回顾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一条根本性的规律——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必须“高势位”建构。这不仅是由“价值信仰”系统的重要地位和功能所决定，也是由“价值信仰”系统本身的特性决定的。第一，“价值信仰”系统具有结构性，其状如网络，有核心。只有核心价值观是“高势位”的才能凝聚、引导和整合其他价值观。第二，“价值信仰”系统具有流动性。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化集成》中说：“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季羡林：《东方文化集成·总序》，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价值信仰”系统的流动是由观念文化的“势位差”引起的。“高势位”的“价值信仰”系统必然会向“低势位”的“价值信仰”系统流去，并改造“低势位”的“价值信仰”系统，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第三，“价值信仰”系统具有合法性。所谓合法性指一种国家核心“价值信仰”系统被社会主体所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国家核心“价值信仰”系统只有“高势位”建设才能被公民广泛接受，建立信念，具有合法性并发挥巨大的功能。毫无疑问，建立“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所谓“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指与其他价值观念系统相比，不仅这种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的理论层次高和范畴的位阶高，而且特别是它自身所内蕴的知识、价值、规律和表现美等品质的含量也高，从而具有更大的势能和位能，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影响力和征服力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系统。它一般具有如下五项品格：第一，真理性品格。主要表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人民性，为国家和公民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正确选择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二，民族性品格。主要表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符合国情，能够完满地回答和解决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实践课题，并且已被长期的生存发展实践所证明。第三，时代性品格。主要表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能够走在时代的前列，正确地把握和涵容先进的时代精神，提倡和普及先进的理想、价值、品德、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第四，包容性品格。主要表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以人类文明的全部优秀成果为基础，海纳百川，能够吸纳和涵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叠加创新，融为一体，成为千百年来人类全部文明的继承、延伸和超越。第五，超越性品格。主要表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具有开放性和高度的理论自觉，能够不断反省和超越自身，做到与时俱进，反对任何僵化和教条。上述五项品格是总结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得出的结论。五千年来，有的文明诞生了，有的文明消亡了；有的文明像钟摆一样在兴盛和衰落之间摇来摆去，有的文明不断地遭受灾难和制造灾难；有的文明虽然曾经无比强大但却露出了困顿和危机，有的文明俨然走出了“强大-衰落-再强大”的马鞍形……深刻地分析每一种文明史就可发现，这一切令人困惑的文明现象都可以在以下两个问题中找到原因：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是否坚持了“高势位”建设？是否遵循并建设了这五项品格？这五项品格不仅是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也是检验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是否“高势位”的根本性标准。不论任何文明或国家只要自觉地坚持这五项品格，并努力做到，那么，任何艰难险阻和灾难都无法最终征服它，总有希望。然而，如果违背或放弃了这五项品格，那么在其生命发展的历程中难免要遭遇困难、挫折，甚至灾难。五千年人类文明经验还告诉我们，建设“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必须坚持“叠加创新”方针。对于今日中国而言，坚持“叠加创新”方针的主要课题是正确处理“马中西”的关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为根基，批判地吸纳西方和外国价值观的优秀成分，创建当今世界“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观系统。这不仅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要尽快培养一大批精通“马中西”的学术领军人物。建设“高势位”国家核心价值系统，是一项具有难以想象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艰巨历史任务。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中国传统文化，也深入了解甚至精通西方文化，是精通“马中西”价值理论的一流专家。只有培养出这样一支稳定的专家队伍，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才有可能完成。今天的中国人肩负着不仅给自己也给全人类探索一条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创建“高势位”的国家核心价值系统，使各个文明“优态共存”，让人类渡过危机，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凝结了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多年心血。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从考察“理念”和“价值理念”的最基本范畴开始，深刻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提出了“公正、诚信、和谐、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体系，并以“五篇十五章”的篇幅进行了深刻论证和阐述。本书有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体系，具有独特的探索性和创新性。第二，深刻论证和阐述了每个价值理念的理论来源、历史发展、丰富内涵和重大社会意义。本书具有方法创新、概念创新、内容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启发性。当然，本书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但作者的执著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可喜可贺。愿他们以此为起点，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为建设“高势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作出更大贡献。陈秉公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2012年4月22日

简介： 全书既注意对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制机制的体系化研究，又从学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点和实践热点出发，集中探讨执法司法机制、包括深入到司法价值冲突的整合机制、司法职业道德建设机制、群体性事件下的执法司法系统利益整合机制的提升等问题。试图弥补学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上，对具体制度落实、对具体的价值冲突和实现核心价值观在此方面引领等研究的不足。本书通过考察历史，比较研究，把握现实及前沿，关注生成和建构等多方面努力，进行了新的理论研究。比如，论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内在性的政治法律文化及其可以预见的深远作用。又如，指出对其通过制度机制、尤其是在价值多元下通过法制机制落实，其条件性、必要性、合理性及其制约边界等是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对此，书中没有囿于一般性的理论论辩，而是结合制度史、思想史和历史比较中的特定事件、相关思想和国运兴衰，进行了具体探讨。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简介： 本书系统地吸收了作者此前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研究方面的前期成果，从学理上研究利益机制与核心价值认同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利益机制的前提与根据及其对价值认同的功能作用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书对利益机制内涵、特点、类型和作用等的专门研究，以利益机制“何以可能”是破解价值认同难题的有效途径为基本思路来展开，探索了生产关系运动中的新的表现形式，推进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研究。

简介： 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的审视，进而提炼、借鉴传统价值观精华，使之附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可以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开辟一条独特路径。核心价值观的凝聚、提炼、倡导和培育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成果，因而其思想内涵乃至于表达形式内在地包含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的转换和传承；由传统价值观视角展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审视，不仅有助于发掘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着的传统价值观要素，也有助于“激活”传统的价值观精华，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时代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路径。

简介：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鲜明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中华民族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开展高校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6·25”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党章》规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动力，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共同愿望。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世人展现了我们党思想上精神上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和体制。与这些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相适应，必然有一个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核心内容作出清晰的界定越来越迫切。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一面旗帜，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就是要昭示人们，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不能动摇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的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党就会瓦解、社会就会动荡、国家就会分裂。对党和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科学的概括和清晰的界定，明确其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使之容易为全党全社会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价值取向日益多样的情况下，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明确揭示了我们共同思想基础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将会推动全党全社会更加自觉地维护我们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当前，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层次性。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着多层次的思想道德而降低甚至否定先进性的要求，也不能不顾人们思想道德的客观差异，用一个标准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那么，用什么来引领人们在思想道德上不断提升和进步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集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先进性要求，又体现了思想道德建设上的广泛性要求；既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兼顾了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状况；既体现了一致的愿望和追求，又涵盖了不同的群体和阶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竞争，不同文化既相互借鉴又相互碰撞。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既挑战着国家主权的内涵，又冲击着人们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感。国家之间的竞争，既表现为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又越来越反映在软实力之间的较量。在软实力中，最关键的就是核心价值体系，它直接反映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进一步凝聚民心、鼓舞斗志，提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此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只有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树立和谐的理念、培育和谐的精神，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塑造和谐的心态，才能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共同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和方向。作为一个产生于150多年前的理论，今天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科学真理，它把严格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有机结合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综观当今世界，各种理论思潮、流派纷呈林立，但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人类社会思想史的高峰，仍然是指引人类前进的一盏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这一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顾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儿女世世代代的追求和梦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改革开放29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又在除弊创新中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念。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年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形成了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时代精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交融，已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只有分清荣辱，明辨善恶，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和实践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教学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角度和视野开展核心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是我们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有效回应。因为，与其他教育研究形式相比，比较教育的研究具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独特优势和特殊功能。从比较教育研究的特征来看，它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特性。第一是国际性。比较教育至少要对两个以上国家的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它是跨国家的，具有国际性的特征。第二是可比性。在国际教育方面，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可能探索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作为本国的借鉴。第三是综合性或跨学科性。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任务，在于集中几门社会学科的成果应用于对各国教育的研究，它跨越了几门学科的范围。因此，需要有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并熟习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各国教育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具体分析和综合比较。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功能来看，它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殊功能。其一是借鉴性功能。人们研究比较教育，可以吸取外国教育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就是希望能借鉴他国的经验来寻求解决本国问题。其二是认识性功能。比较教育有很强的认识性功能，具有更新教育观念，排除陈规陋习，提高现代教育思想意识的作用。首先，比较教育的跨学科、跨国家的研究框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审视教育的视野，对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有重要作用。其次，比较教育的多元研究特点，能激发世界教育的多种观点碰撞冲击，有利于打破本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壁垒，冲破特定民族文化的封闭屏幕，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最后，比较教育提供大量信息和国际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将有助于提高本国国民的教育认识水平，认识教育与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功能，形成国民正确的现代教育观。其三是交流性功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在教育信息、教育改革以及教育发展上的交流和借鉴，增进国际了解，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建立兼容多样化特征的全球性教育体系，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教育的互动和合作。《全球视野下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书是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内在结构、基本特征以及实践要求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的指导，运用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发挥比较教育研究国际性、综合性、整体性、跨学科等重要优势，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世界主要发达核心价值体系的生成机制、主要内容、教育形式、成功经验、失败教训、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探讨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哲学和民族传统特点的基础上，研究了各国核心价值体系及教育的某些共同特点、发展规律及其总的趋势。在认真分析、研究和总结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影响因素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方法和途径、领导体制机制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见解和论断，这对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长期的借鉴作用和启发意义。本书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对所引文献、资料的作者及出版机构，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孙剑坪2014年6月3日

简介： 本书沿着“什么是培育”—“为什么要培育”—“怎么样培育”的基本逻辑思路，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展开研究。笔者坚持内在机理的探求与外在机制的综合分析相统一，将历史考察、理论分析、现实反思和对策探寻结合起来，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起来，首先就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现状、存在问题等方面的相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展开探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包括教材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教师队伍等方面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的外部环境，如“文化环境”“制度建设”“社会协同”等方面探讨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方法。

简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以《哲学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研究》为名的论文集，是甘肃省哲学学会2015年年会的会议论文集。从论文集的书名来看，是否有一些同义反复和多此一举呢？2014年9月25日，我们召开的甘肃省哲学学会会长会议，研究讨论2015年年会主题时，我提议讨论一下“哲学视野中的核心价值观问题”，一方面“哲学视野”是学会多年来研究讨论相关问题时的通行做法，具有较大的包容空间；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问题”的确是一个需要继续从哲学专业的视角讨论和研究的真问题。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实践领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凝聚共识、汇集力量、实现梦想，都成为重大的时代课题。哲学作为文化的思想基础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有必要在此问题上动脑子、出智慧、有说法、想高招、促知行。从本次年会收到的论文来看，这一初衷大体得到了体现。我本人先后担任了十年的学会会长，目前又担任名誉会长一职。在每次的年会上，我都会围绕主题尽力做一次发言。多数情况下学会同人们都称之为“主题报告”，但其实更多只能算作为大家抛砖引玉、提气壮胆的“引言”而已。今年我在学会年会开幕仪式上所做的《关于“哲学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的几个问题》的发言或许多多少少能“名副其实”，学会会长陈晓龙教授特别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教授为大会作了《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题报告，加之其他学者的精彩发言，使年会的主要学术场面被支撑起来了。会议前后收到论文95篇，绝大多数论文都紧扣讨论主题和重点，从哲学的不同二级学科切入，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也有一些论文瞄准实际问题深入解剖。这应该是多年来学会讨论问题最为集中的一次，相对来说也是整体质量比较令人满意的一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甘肃省哲学界当下总体的学术水准与现实关切。同时，学会在召开年会之际，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评奖，旨在引导大家特别是年轻学者关注年会主题、认真研究问题、体现学科特点、促进陇上哲学学术繁荣。学会秘书长王文东教授希望我这个“老哲学”写几句话作为论文集的，我推辞被拒，只好勉为其难，简单说明一下这个论文集的来龙去脉。如能称其为，就权当之。范鹏2015年12月10日于随缘斋

简介： 主要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毛泽东文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6、1999年版。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1978—2008）》（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8.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9.吕忠梅、朱书刚主编：《强学而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10.田海舰、邹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1.戴木才：《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现实与前景》，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2.李德顺：《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3.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4.兰久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廖小平：《分化与整合——转型期价值观代际变迁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6.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17.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8.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19.夏学銮：《转型时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1.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22.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23.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研究》，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24.田毅鹏、漆思：《单位社会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25.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6.田启波：《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7.孙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8.［美］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29.［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陆宏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30.［法］古斯达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3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2.李德顺：《怎样看“普世价值”？》，《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33.李德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普世价值》，《学术探索》2011年第10期。34.万俊人：《普世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年第1期。35.关海庭：《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政治发展》，《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5期。36.孙玉学：《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实践路径》，《江海学刊》2009年第5期。37.陈秉公：《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规律性》，《江汉论坛》2009年第11期。38.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认同调查》，《光明日报》2011年5月16日。39.庞井君：《社会价值主体的解构探析》，《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40.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41.周晓虹：《中国人社会心态60年变迁及发展趋势》，《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42.［新加坡］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联合早报》2011年12月6日。43.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44.崔月琴：《后单位时代社会管理组织基础的重构》，《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45.李德顺：《道德转型的足迹——对我国近30年若干伦理事件的评述》，《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46.赵可金等：《中国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人民日报》2010年12月9日。47.鲁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话语权与信息安全》，《求是》2010年第14期。48.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3期。49.《“后改革时代”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笔谈》，《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50.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51.《大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人民日报》2011年7月15日。52.任理轩：《理性看待当前的社会公正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2月16日。53.闾小波：《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54.［新加坡］郑永年：《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联合早报》200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