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朱绍文文集》是笔者几十年来为了祖国的现代化，为了研究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留下的几篇心得，也是笔者的复兴祖国研究经济的思想。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求得民族解放，民富国强，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封建专制势力，否则，人民只有当奴隶，国家也永远不能走上现代文明、民主和富强之路。《朱绍文文集》共六编。前五编主要是笔者思考如何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要学习人类历史发展不朽的经典理论。现代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我们的国家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方面，我们既要改革开放，进入全球化的世界，在一百多年来落后的劣势中去谋求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跳跃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填补在商品生产和市场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民族产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历史发展的空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理论上知道现代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近代发展史的基本过程和经验教训，认真学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弗·李斯特的《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经典著作，特别是还要学习马克思的科学分析资本家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的《资本论》。笔者的这种认识好像是经院学派学者的书生之见，但由于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公民社会，这就使我们不容易真正体会到这些经典著作的核心精神。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该思考的科学发展观。《朱绍文文集》第一、第二编是叙述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生产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以及市场经济中货币的本质问题。这是笔者半个世纪之前写的，早就以为在笔者被错划为“右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耻辱的坎坷人生过程中被毁了。哪里会想到，五十多年以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忽然从一个破箱子底下发现了这些稿子，让我自己找回了几十年的心血。所以，在这里记上一笔，以示庆幸。《朱绍文文集》的第三编是笔者曾在拙著《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中发表过，现在略加增订，编入本集。笔者希望能为青年学子提供一点“老马识途”的作用。《朱绍文文集》第四编是在1992年中国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以后写的。笔者认为，构成市场经济的单位细胞是现代企业，也就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基础的微观经济。企业经营的理论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当时，笔者在这方面没有研究，但感到非常重要，开始学习了符合东方社会传统的“日本式企业经营”的经验与教训，还为此，努力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日本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该编是笔者对“二战”后日本经济和日本企业经营的学习笔记和论证。《朱绍文文集》第五编是笔者在不同时期所写的零星文章，其中心思想是以“赤子之情”，热切希望祖国稳步走上现代化的征途，努力向人类现代化的学问和历史经验学习，因而强调翻译的重要性，吸取人类现代科学的精华，发挥后进赶先进的有效功能。《朱绍文文集》第六编是［附录］，它记录了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件后对中国东北经济掠夺的部分历史实际情况。以警示后人，毋忘国耻，“落后者必挨打”的民族耻辱和牺牲。笔者已九旬有余，来日苦短，无限期待后人，但也鞭策自己不断前进，奋斗终生，以报答祖国人民和父母的养育恩情。这本《朱绍文文集》如能为青年学子提供经济学的基础，不致彷徨，则是笔者的望外之幸。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已面临亟须稳步转变的关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用了廉价劳动力引进外资进行加工贸易的“资源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政策，不惜牺牲祖国东南沿海的土地、 江河湖海和空气的污染，落得了一个“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名声。虽也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但现在国内外形势变了，美元大幅贬值，美国长期双赤字，经济江河日下，“次贷”危机深刻，美国又煽起了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以中国的巨额顺差为由，迫使人民币升值，等等。我们如何稳步转变这种经济形势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发展壮大本国的国民经济，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再不能在沙丘上建立大厦了。这本《朱绍文文集》的基本精神就是希望能为建立现代国民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提供若干经典著作中所应吸取的知识。祖国正在发展，但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迈出艰难的第一步。衷心期待青年学子的批评指正。朱绍文2008年5月

简介： 我于1953年8月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研究工作的生涯。先在当时的经济史组工作，不到一年又分配到现实经济组从事手工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等调查考察工作。1956年经济研究所成立农业经济组，我成为该组的第一批成员，明确了以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到1964年期间，我撰写了一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扩大再生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论文。1959年到1962年间我还参加了孙冶方所长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和汪海波同志合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1964年经济研究所开始“批判”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以后全所又到北京郊区搞“四清”运动，研究工作就基本中止了。1966年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1969年全所职工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就更谈不上搞研究了。1972年回到北京。从1974年起，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调查研究，一直到1979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我除了自己写，还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论文。1977年7月到1978年8月，我还参加了于光远、马洪同志主持的调研组，到大庆油田作了考察。在国家建委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方向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参与或主持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等课题的研究工作。以上经历使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多，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的方面和观点有：（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后，我国农业严重减产，许许多多人食不果腹，凸显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我在《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理解“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等论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我还研究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标志、形式和因素等问题，探索发展农业的途径。当时农业问题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即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期间，我曾和汪海波合写过几篇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意在克服生产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我还在收集和研究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级所有制》一文，在当时生产大队为基础的情况下强调要发挥生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该文在《经济研究》印成校样后，得知中央已决定实行生产队为基础，因此未能发表。（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的“理论”在当时有相当的迷惑力。我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报》上。文章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文章说：“最新的现代化技术，如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有机合成技术，等等，无一不是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是无法想象的”；《汇报提纲》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也是完全正确的。此文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说：“经过你认真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的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3）“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我在1977年开始系统地批判“四人帮”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等谬论。“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说社会主义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实行物质奖励就是“搞修正主义”。我主笔的《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12月5日）一文，对“四人帮”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批驳，率先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四人帮”操着“最革命”的语言，提出种种蛊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经济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呢？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的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从“四人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反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反对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方面，分析了“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受到与会人士的好评。在发言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和吴敬琏合作完成《“四人帮”——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招魂巫师》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文章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长得多，但我们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过比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早几年。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一时也来不及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深且广的影响作彻底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有机会就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号，挂起“革命”的招牌，进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就不奇怪了。因此，我们不仅面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4）政治经济学要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改革之初，我就强调要加强对企业理论问题的研究。1979年春，我在《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研究解决许多理论问题。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理论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让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人往往只把企业问题当做管理问题。而管理问题又被认为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由于对企业问题研究不够，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错误观点一直沿袭下来，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文章还分析了过去政治经济学忽视研究企业问题的原因：其一，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理解得过于狭隘；其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得非常片面；其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思想不解放，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文章呼吁一定要提高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加强对它的研究，掌握它的规律，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后来又发表了《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载《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8日）、《再谈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学报》1986年第2期）等论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5）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经过探索，我强调国有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78年底，由我主笔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一篇题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1日）的论文，除了论证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还论证了企业应该自负盈亏。论文指出：“我们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看来，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盈亏是由企业主承担的，那种盈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表现。”“而全民所有制的自负盈亏，则是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的要求，是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它和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负盈亏是不能等同起来的。”以后我写了《运用价值规律，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一文，提出了国有企业如何实行自负盈亏的设想，提出“需要研究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使企业“名副其实地成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独立经营者”。后来我又针对反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种种观点指出：“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我们说要使国有企业具有约束机制，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企业自负盈亏。”“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国有企业是自负盈亏的，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具备条件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自负盈亏。”1992年我写的《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反映了当时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我的主要观点。（6）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我认为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立起来。总结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我执笔的一篇文章中说：“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有的同志进而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这种思想使人们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这种流行的说法来自斯大林，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了这种说法，指出其谬误所在，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我执笔的《调整时期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载《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一文中还指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先要经过优先发展轻工业阶段；发展轻工业对社会主义甚至比对资本主义更加重要。这些观点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为80年代初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7）我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发展战略。为了指导经济调整工作，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布置了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此项调研工作的成果之一是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我草拟了该书的前言，撰写了第一章“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并协助主编对全书文章进行了修改定稿和统纂工作。此书于198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和日文版。《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问题，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1982年，我又撰文提出应该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进行研究，包括如何划分战略阶段，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如何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还总结了一些重要经验。文章指出：“过去30年我们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时，就能够提高经济效果，当盲目追求高速度时，就会导致经济效果下降。”“我们曾长期犯过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而这几年一部分人中又存在一种离开生产片面强调改善生活的偏向。经验表明，我们搞经济建设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又不能离开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来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这两篇文章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研究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多篇有关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主持了“六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8）产业政策的作用。1986—1990年，我主持“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七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和几位同志一起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三本专著。我曾提出：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策体系，它还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有很大的风险性。如何减少产业政策的风险性，使之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切实可行，有赖于研究工作的加强和政策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研究”。（载《人民日报》1986年7月7日）还指出，过去我国也有产业政策，但那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在和今后的产业政策则应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过去产业政策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改变了。产业政策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都要重视。在选择政策手段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运行的现实环境，包括体制条件、发展水平、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我国在双重体制条件下实施产业政策面临两项特殊任务：①怎样设计既不同于改革前的传统体制又不同于改革后的新体制的政策手段；②怎样减少双重体制的摩擦，使政策手段有利于改革不断深化。我还指出，产业政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绝非万能的。如果没有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企图用政策来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化经济改革，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1991年第5期）后来我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写过多篇论文。（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同。我曾比较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1983年，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1983年6月1日）一文中说：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区别，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这里确实存在着根本区别，但是，如果只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而不承认它们有共同之点，那也是不全面的。我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不少共同点：①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②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③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也存在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④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的作用有共同点；⑤在分工协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上也有共同点；⑥经营管理上有共同点。除了分析这些共同点，我也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我曾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探索。在世纪之交和新世纪我着手研究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10）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1988年，我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载《理论纵横：经济篇》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提出既要坚持“两权分离”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两权分离”理论。文章说：“两权分离”理论比传统的“两权合一”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我国经济改革起过而且现在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按照这个理论办事，仍难以使国有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给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充实和发展这一理论：①实行政府行政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分离；②对国家所有权实行分割，国家保留最终所有权，企业得到法人所有权；③在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还提出国有企业由产品生产者向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转变有五种递进模式：①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②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③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④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⑤有法人所有权的企业模式。经过以后的研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把在健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国家掌握最终所有权、企业掌握法人所有权作为目标模式。我认为，企业经营方式和企业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有企业“既要改革经营方式，又要重塑企业制度”（《改革》1993年第4期）。（11）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我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阶段性。我曾指出：决定经济改革艰巨性的因素有：①经济改革需要探索如何由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②经济改革将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③经济改革将影响有些人的权利；④人们对有关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认识不一致；⑤经济改革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要求政治体制相应地改革。我还指出，经济改革既然是长期的，就必须正确划分阶段。“经济改革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巩固新制度的任务”，“改革的每个阶段除了进行改革，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善和巩固新的经济关系，完善和巩固新的规章制度，而不能只有变更而没有稳定和巩固”。（《管理世界》1988年第2期）我认为，经济改革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应该有利于而不应该妨碍经济发展；必须克服为改革而改革的偏向；规划经济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关键问题，针对这些关键问题制定改革措施，部署改革工作。（《经济管理》1990年第7期）我还对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探讨。（12）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明确企业产权、理顺产权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明确企业产权就是要承认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有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当然有所有权，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也应有所有权，前者可称为最终所有权，后者可称为法人所有权。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分割为最终所有权（股权也是一种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为了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有必要弄清楚所有制是不是经济手段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一样也是一种经济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最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作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说所有制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说它是经济手段并不矛盾，说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和说人们选择所有制也不矛盾。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既然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人们选择的活动至少不是完全不自觉的。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选择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越来越自觉了。而究竟什么样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有生命力，能长期存在，则最终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光明日报》1993年7月13日）（13）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不是可有可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更是必要和必然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性。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是主导而不能是主体。什么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呢？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以下要求：①控制国民经济命脉；②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并有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益；③保证科技较快地进步；④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有活力和竞争力；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起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文章认为：国有经济范围过广、经营内容过宽，都不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采取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分类指导、尽快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强调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产业构成，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有关部门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作为振兴国有经济的一个战略问题，研究哪些部门要由国有经济垄断；哪些部门国有经济要继续经营，同时允许非国有经济经营；哪些部门国有经济可以退出，让非国有经济经营。现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处于自流状态，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而要掌握主动权，自觉地进行调整，还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与振兴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载《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14）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它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首先是为了说明社会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后来斯大林强调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为消灭旧基础“而积极斗争”。我认为，无论是从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说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角度看问题，都应该把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都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从前一个角度看，只有把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都看成是经济基础，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从后一个角度看，现在非公有经济也还有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题。为了使之健康发展，也需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把非公有经济也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势必要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旧基础”，重蹈为消灭它“而积极斗争”的错误覆辙。（《山西经济导报》1998年6月30日）（15）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经济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严重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我主张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就是主张把发展生产力当做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是把生产关系看做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根本标准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标准，但这些不是根本标准，说唯一标准就不能有别的标准了。为什么要坚持把生产力标准作为根本标准呢？①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沉痛教训；②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③为了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④这样才能促使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坚持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除了弄清楚发展生产力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目的、生产关系是不是一种经济手段等问题，还要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是整个社会最终变成一个大工厂。这种观念值得研究。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消费等情况看，个体劳动、个体经济可能会长期存在，整个社会不一定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厂。因为既没有这种必要性，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在公有制社会，公有制也会有多种形式，包括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会有原先的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从世界经济科技的现状和趋势看，社会主义国家在看得见的未来，前景不是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工厂，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混合经济。我还指出：由于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演变既有必然性，又有选择性，而演变是否是一种进步，最终是要看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生产力标准》，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2期）我还探讨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和如何坚持生产力标准等问题。（16）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我强调改革中要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论证了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进行改革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如果不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改革也难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在改革的同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和改进管理。（《经济研究》1989年第12期）为了改进管理，应该研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我1981年曾建议“建立一门企业管理对比研究的科学”，并利用到美国、日本等国家访问考察的机会，和马洪同志合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怎样对国外企业管理进行对比研究》等论文，还对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行了探索。企业管理应该包括企业经营，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经营问题，随着企业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来了。1981年我写了《重视企业经营的研究》（载《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过去国内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提出要重视培养社会主义企业家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还就售后服务、名牌战略和企业文化等问题写过几篇文章。（17）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问题。1992年3月我写了《重视城乡工业关系问题的研究》，指出“工业化既应该包括城市工业化，也应包括农村工业化”，“我国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以后，城乡工业之间出现了矛盾和摩擦，这才提出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应该“研究城乡工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而“城乡工业的矛盾也不会孤立存在，而是同城乡经济关系中的其他矛盾联系并交织着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后来，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课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从10个方面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①中国城乡产业变动与协调发展；②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③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及资本市场；④中国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结构；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变动；⑥中国农村城镇化及城市发展；⑦中国城乡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⑧中国城乡社会关系及观念变革；⑨中国城乡科技进步与协调发展；⑩中国城乡教育与协调发展。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与建议。此项研究的成果是我和郭克莎、金碚同志主编的《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三本专著。（18）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苏联剧变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当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处理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等社会制度问题。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法律、文教、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改革和建设的内容，任务极其艰巨。我曾撰写了《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再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什么是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公有制和需要什么样的公有制》等论文。我还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要看到并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有的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他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但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有可能抽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而且社会公平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我认为类似后面这个等号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2期）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这是实事求是的、非常英明的决策。完成这个任务，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奠定牢靠的基础。近几年来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相当突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争论也很热烈，本书也收录了几篇有关文章。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冀希能像蜜蜂酿蜜那样作出成绩。但很多场合是浅尝辄止，甚至像蜻蜓点水，成绩阙如。50多年的研究生涯使我感悟到，研究工作要作出成绩，打好基础、勤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庆幸改革后遇到这样的环境，使研究工作作出了微薄的成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也写过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尤其是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同志，如批判过费孝通同志、孙冶方同志，虽然后来向他们道歉，蒙他们原谅，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但这毕竟是我永远难忘的遗憾和值得吸取的教训。本书收集的文章大致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意在反映我的研究工作的历程。2005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中有《周叔莲文集》，为了避免重复，本书没有收录文集中已经收录的文章。本书还收集了近10篇我过去所有文集中没有收集过的文章，由于篇幅等限制，前面提到的有些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未能收入。我曾说过，我对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本书也反映了我认识有些问题的曲折过程和思想轨迹，说明我的有些文章的观点曾有所变化。最后，衷心感谢关心我和帮助我的师长、同志、朋友和亲人，对于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周叔莲2006年12月

简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1999年11月14日王绍飞（1929—1992），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29年7月1日王绍飞诞生在山西灵丘县一个贫农家庭。作为贫瘠黄土高原贫寒农家的孩子，王绍飞自然无缘读书。抗战军兴，当八路军在离他家几十里处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这个悟性高、成熟早刚满八岁的孩子，就卷入了民族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他参加了抗日儿童团。接着，共产党将他送到抗日高级小学读了三年书。在抗日战争空前残酷、根据地最困难的1942年，王绍飞中断学业，全力投身抗

简介： 作者在这篇自序中，叙述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过程、内容和进展。1956年夏，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了研究工作。作者的研究工作是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相联系的。据此，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1957～1963年；（2）1977～1978年；（3）1979年至今。一 1957～1963年这时作者刚毕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积极性都很高。作者年纪轻，教学之余，仍有很大精力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学术自由的氛围虽然远不如现在浓厚，但还相当宽松。这期间，作者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届毕业同学周叔莲（他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进行了有效合作。因而，这期间，虽是我的研究工作起步阶段，但在全国性报刊（《光明日报》，作为现在《经济日报》前身的《大公报》和《经济研究》以及有全国影响的地方刊物《学术月刊》、《中国经济问题》和《江汉学刊》）都发表过文章。就这期间发表文章的政治倾向和内容来说，大体可分为三类：（1）政治倾向和内容都是错误的。比如，《在城市街道建立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5531292（1958年）和《人民公社在实现农业技术改造中的伟大作用》（1960年）等文，就是宣传当时作为经济上“左”的路线的主要内容之一的人民公社的，政治倾向根本错误，内容也谈不上什么科学性。（2）主要政治倾向和内容都较好，但有片面性。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原因的探讨》一文，是在马克思关于级差地租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了以人民公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失败的教训，适应实行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客观需要而写的。但把社会主义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结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远远不够的，带有片面性。（3）政治倾向和内容都是好的。如《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1961年）一文，就是在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指导下，根据“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并适应实施农轻重为序方针的实践需要，将苏联和我国经济学界广为流行的扩大再生产公式Ⅰ（v+m）＞Ⅱc这样一个基本公式，扩展为Ⅰ（v+m）＞Ⅱe和Ⅱ（c+m）＞Ⅰ（v+m/x）这样两个基本公式。二 1977～1978年从50年代下半期起，“左”的路线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左”的实践趋于严重，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顶点。这样，学术自由的氛围越来越淡薄，到“文化大革命”就完全消失。所以，从1963年到1976年，作者也就完全停止了研究工作。但到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极大地激发了作者的政治热情。这时学术自由逐步恢复。作者同周叔莲等老同学又进行了良好合作。这样/作者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的以拨乱反正和批判“四人帮”为主要内容的文章。主要的文章有：（1）《按劳分配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2）《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3）《必须把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结合起来》。（4）《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5）《利润范畴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6）《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7）《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是生产劳动者》。（8）《企业管理的劳动性质不容歪曲》。（9）《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阶级对抗关系吗？》。（10）《必须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规章制度的谬论》。（11）《斥“四人帮”攻击〈条例〉的谬论》。（12）《一本宣扬“四人帮”反动谬论的坏书》。在这些文章中，论证了按劳分配、工资、商品生产、利润、生产关系和国有企业规章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它们在发展生产中的重大作用，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谬论。这里要说明：（1）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进行了经济整顿，在他的支持下，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这是当时整顿工业的指导文件。但在随后的“批邓”中遭到了“四人帮”的攻击。第11篇文章就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对这个《条例》的攻击的。（2）“文化大革命”中，某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集中地体现了“四人帮”的经济观点。第12篇文章就是批判这本书的。从主要方面说来，这些批判都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但是，也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框。可就当时情况来说，在有些问题上还是做了进一步探索。比如，明确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必须把劳动者的一部分收入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必须自负盈亏，以及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都是生产劳动者等。三 1979年至今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开辟了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这时起，作者在研究工作中比较自觉地遵循这条思想路线，并围绕这个主要特征满怀激情地开展了工作。在这方面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研究作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92年）论文中，主要分析了以下四个问题：（1）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前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再认识。（2）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包括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等方面。（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命运：不管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多少曲折变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担的历史使命最终一定会实现。2.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研究作者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认识且不说在改革开放前很差，就是在改革以后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比如，改革初期作者还认为国有企业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只是在后来才逐步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1998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生产目的、价值规律、竞争、市场、价格、劳动、收入分配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对改革前后在这些方面的流行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在有些方面还做了进一步探讨。（1）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研究。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1980年）、《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目的的探讨》（1980年）、《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症结何在？》（1980年）等论文中，并没有拘泥于流行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笼统地归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是依据企业的所有制情况做了具体分析。比如，作者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本企业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作者还提出，仅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2）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在《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1979年）论文中提出：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的自动调节。为此，要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独立经营者，要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该文虽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涉及了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3）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的研究。在《关于我国现阶段产业后备军的若干问题》（1989年）论文中，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将产业后备军看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范畴的片面性，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必然而且还需长期存在产业后备军。并据此提出要积极进行相应的、包括建立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还要把调控失业率作为一项全新职能列入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在《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基本格局》（1988年）论文中提出：这种基本格局可以归结为按劳分配（包括不劳动者不得食）纪律+失业纪律+自觉纪律。（4）关于社会主义分配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研究》（1988年）专著中，系统地深入地揭示了国有经济中生产资料补偿基金、劳动报酬基金和剩余产品基金的性质、量的规定及其分配过程。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作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随着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进展，才逐步得到了提高。在《论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1996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2002年）和《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2005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些基本内容（包括伟大历史意义、建立的必然性和特征等）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主要方面（包括企业、市场和政府等方面的改革）都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在有些方面做了进一步思索。（1）关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性的研究。在这方面，试图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依据我国国情（包括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种社会条件），肯定了计划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极作用，又依据这些情况的变化，论证了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必然性。（2）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研究。在这里运用抽象法，分四个层次（即从市场经济一般人手，引入有国家干预因素，再引入有较多国家干预的因素，最后引入制度因素）比较全面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的内涵。（3）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研究。作者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评经济私有化的观点》（1990年）一文中，针对当时国内出现的经济私有化的观点，尖锐地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是我国经济改革实践提出的问题，也是阶级斗争实践提出的问题。这个方向只能是和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继续自我完善，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私有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方面还出现了某种凝固化倾向。从理论上说来，这种倾向是同孤立强调经济稳定发展和社会稳定，忽视发展和稳定对改革的依存关系，以及忽视承包经营制在实现改革目标方面的局限性有关的。针对这种倾向，作者连续发表了《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重要认识问题》（1991年）和《90年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1991年）两篇文章，分析了上述倾向，提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及早采取得力措施推行改革。在1990年初，计划调节为主的观点又在某种范围内出现了回潮。针对这种倾向，作者发表了《试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兼评“计划调节为主论”》（1992年）。作者依据改革经验的总结，并适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在《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历史考察——兼论加速对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1993年）论文中，从传统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行为的比较中，提出以实行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依据当时情况提出了推行这项改革的措施。在《关于中国现阶段国有经济比重问题——兼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历史发展》（1996年）论文中，依据历史经验和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要求，提出实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同时存在和共同发展，是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按照当时国有经济覆盖面过宽、比重过大的情况，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提出依据产业、行业、规模和有进有退等项原则，适度压缩国有经济比重，以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和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两项内容：第一，在《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发展及其一般内容和理论意义》（2003年）论文中，依据对古代社会、古典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职能的考察，提出政府经济职能的一般内容，它包括维护经济基础、改革经济体制和承担社会公共职能三个方面。还提出了这种历史考察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一步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为研究转轨时期政府经济职能提供方法论。第二，在《中国转轨时期面临的经济环境与政府职能》（2003年）论文中，提出这种环境主要包括急需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经济安全四个方面。与此相对应的四个方面，也就是中国转轨时期的政府经济职能。（5）关于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在《历史经验的启示》（1987年）论文中，提出在维护基本经济制度下，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前者如中国由领主制度到地主制度的转变，后者如由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到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两项改革都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分析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意义。4.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1）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1980年）专著中，针对“四人帮”对脑力劳动的污蔑以及1958年以后多年存在的“左”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做法，不仅再次强调了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生产劳动者，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脑力劳动者也是生产劳动者；还着重提出无论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或其消灭，根本的决定因素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2）关于积累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积累和消费问题研究》（1986年）专著中，系统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根本特征、比例关系及其模式。特别是依据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自己在这方面构建的分析框架（即综合分析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城乡人民收入的成倍增长和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这三个因素，以确定积累率），推算出20世纪最后20年的积累率。在这里还要着重提到：鉴于英国经济学家黑伊·哈罗德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即产量（收入）增长率（G）=储蓄率（S）/资本产出率（C）]既有科学性也有局限性（即忽视了原有生产基金利用效率提高在产量或收入增长中的作用），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将这个经济增长模型拓展为：国民收入增长率=积累率×积累基金效率+原有生产基金效率的增长率。（3）关于经济效益的研究。在《中国经济效益研究》（1991年）、《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经济效益研究》（1990年）、《中国工业经济效益问题研究》（1990年）和《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探索》（1990年）等专著中对经济效益问题做了相当完整、系统的研究。其特点是：第一，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经济各部门（除了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以外，还包括科技、教育和卫生部门）、工业和工业各部门的经济效益以及各生产要素（除了包括劳动力、设备、原材料和资金等以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益。第二，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全要素生产率描述了我国经济效益的变化的历史和现状。第三，运用抽象法，通过四个层次（即从生产一般开始，引入商品生产因素，再引入工业化因素，最后引入制度因素）全面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这一概念的内涵。第四，系统地阐述了经济效益的运行特征：速度效益型、周期波动型、粗放经营型、资金和劳动力投入主导型、不平衡型和低效益型。并从经济体制、战略、结构、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分析了这些特征的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在对策方面涉及一个极重要问题，即要有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方面提出要依据我国国情把握这种速度的三个重要特点：即必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并适应非均衡增长条件和经济周期波动条件的适度增长。针对90年代初经济实践中又一次发生的由盲目追求速度忽视效益而导致经济过热的严重情况，作者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尖锐提出《真想还是假想提高经济效益》（1991年），强调《当前要强调提高速度与增进效益相统一》（1992年）。（4）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和经济运行的研究。在《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0年）、《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2002年）和《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全面发展》（2006年）等论著中，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的艰巨性和可行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及其实现的战略（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扩大就业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以及90年代以来的经济运行做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对其中的一些方面做了进一步探索。在《试析2002年通货紧缩的特征——兼及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的修正》（2004年）论文中，对其特征（主要是混合型）做了分析。并依据这个特征的分析，对学界流行的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提出了修正意见。即将通缩率=物价下降率修正为通缩率=物价下降率-由各种非需求不足因素引起的物价下降率；将通胀率=物价上涨率修正为通胀率=物价上涨率-由各种非需求过旺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率。在《对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2004年）论文中，在论及特征形成的原因时提出：1992～1997年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热、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1998～1999年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冷、制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0～2003年上半年继续完善和实践了以反经济过冷、实现经济回暖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2003年下半年以来又开始形成和实践了以反经济局部过热、实现“软着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及其战略含义——兼论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2005年）论文中，除了简要总结古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的经济周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以外，着重分析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运行特征，即以轻波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快速平稳持续发展。并指出了其战略含义就是中国在21世纪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试论“十五”期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运行特征及其变动趋势》（2005年）论文中指出，与以往九个五年计划相比较，“十五”期间投资率趋于巅峰，消费率驶入低谷，并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还指出了其变动趋势，提出了对策（包括提高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预期指标在宏观调控中的战略地位和科学性及其实现的保证体系）。在《当前亟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兼论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机制的治理》（2006年）论文中提出：当前投资过快增长的根源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和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因此，要控制当前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重点是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膨胀机制。在《新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的回顾：成就和经验》（2006年）论文中，分三个阶段（即“一五”计划、“二五”至“五五”计划和“六五”至“十五”计划）总结了其编制和实施的成就和经验。在《试论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2007年）论文中，指出了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和现状的特征是严重扭曲和严重滞后。从战略、体制、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揭示了其原因；强调了这是当前有关经济发展、改革深化、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一个全局性问题；为此，要从合理设置发展目标，创造有利环境，增加要素投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结构和布局，提高城镇化率，以及加快改革等方面，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优先发展。5.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993年）论文中，针对学界广泛流行的把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仅仅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个方面，经过系统考证和深入分析，把“新民主主义论”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个方面，并指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划时代发展。在《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学习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1998年）论文中，在详细考察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论述以后指出：邓小平这个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是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产物，是批判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产物，特别是揭露“四人帮”假社会主义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石，经济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1995年）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思想在陈云整个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形成的历史条件，这个思想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所起的重要指导作用以及它的深远意义。6.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关于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1986年）论文中，明确而系统地提出：第一，要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扬弃掉，并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和我国国情的部分运用起来。第二，要把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总结的、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我国国情的有用部分借鉴过来，并把其中庸俗的和不适合的部分批判掉。第三，要以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为基础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同时又要用已经为实践所证明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去指导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在《〈资本论〉研究要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1989年）论文中提出：要从改革前《资本论》研究主要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体制服务，转到主要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为此：第一，不能从已有原则出发，必须从事实出发。第二，要把握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系的原则，不能只把《资本论》看做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殊在理论上的反映，还要把它看做是发达的商品经济一般在理论上的反映。第三，要把握复杂事物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对《资本论》所反映的发达商品经济一般这个复杂机体，对它的各个范畴的运用，不能孤立进行，而必须注意其相互联系。7.关于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的研究1984年，作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理论和发展研究室主任，所长蒋一苇交给研究室一项研究任务：撰写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以填补这个学科的空白。这就是这个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涉足经济史研究的缘由。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专著（1996年）中，作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对新中国工业经济史这门新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标准等做了详细阐述。然后在正文中分时期地阐述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专著（2006年）中，作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了探索：一是用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作为首要标准，用生产力作为第二标准，划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二是以历史方法为主并结合逻辑方法，安排了每篇的章节框架。三是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既有详尽的史实叙述，又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四是力图在真实再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做了画龙点睛的总结。最后，还需要说明：（1）为保论著观点原貌，这次付梓只做了技术性的改动。（2）本书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工业经济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向他们表示感谢！汪海波2007年5月15日

简介： 同国内一些热心的朋友们的对话，得到他们的理解，这几乎已经成了我思考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文集”就是把这些对话，把这些似乎是炎夏乘凉的夜晚记录下来的“闲聊”，一股脑儿放在读者眼前。于是，我就陆陆续续出了三本这样的文集。现在，又是由于一位理解我的朋友的建议和督促，由于编辑张红女士的努力，第四本这样的文集又开始了它自己的生命。那位朋友告诉我，这本文集是《现代经济学学术丛书》的一种。“现代”，什么是现代性？为什么叫做“现代经济学”？当我们说“现代经济学”的时候，什么是我们所要意味的？这些问题正是我近来对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整理时常常思考着的问题。我的这些思考和经过我整理的经济学，是我希望写出来并且正在写的第一本专著。眼下的这本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它们是我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还没有超越经济学时的思考的记录。现代性，它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反思”。所以哈贝玛斯说康德是开启了“现代性”的第一人。当然，任何哲学都是反思，所以我们不妨说，苏格拉底的启蒙就是现代性的开端。反思的第一个结果是黑格尔和德克海姆首先发现的“现代性危机”：分工社会的发展和道德共识的瓦解，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基础的崩溃。于是人类的反思首先就引发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思考。我发现，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没有回答现代性危机引发的问题。在当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的，是一段沉默的距离。经济学家们，至少他们的大多数，埋头在日常经济问题中，正像海德格尔说的：必死的生命在烦忙中希望由“忙”而避免思考那“死”的必然性，避免那对于“死”的烦。中国改革，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基本困境，不可避免地就是人类一直以来面临着的基本困境，也就是由黑格尔提出的那个现代性危机。所以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也就是人类对现代性危机的再次回应。收录在这里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我对经济学的批评，同时也阐明了我所理解的经济学的“现代性危机”。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反思”才可能使经济学进入“现代”。而我对经济学的反思，把我带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时期。回到“古典”，才可能进入“现代”。我的这个立场表现在我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理解中。我的道德哲学思考贯穿着收录在这里的几乎全部论文。经济学家思考道德哲学问题的方式是在现实中思考。“在历史中阐释，在阐释中创新”。这不仅是这本文集最后两篇论文的主题，也是穿插在文集内那些讨论现实经济问题的文章的方法论基础。最后，我想借这个“自序”写几句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话（我对其他人的感谢和赞美，都写在为其他文集作的“自序”里了）。在我人生旅途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我走过了几个十字路口。如果不是父亲的指点，我一定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在我记忆所及的生命过程中，我几乎始终享受着提问、思考和说话的自由。我仔细地检索我的记忆，我看到我的母亲不断地，常常是毫无希望地追求她自己的梦。我觉得正是母亲的榜样让我理解了“自由”的真实涵义。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知识分子，同时他们是革命的一代。理想，只要是真的，就永远是感人的。父母的理想，在感人之外还带着亲切。读者一定能够从我的文章中看到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影子。

简介： 马秀卿于1937年5月出生于泰国曼谷，1943年回到祖国原籍广东汕头。1956年8月在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毕业，1960年8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3年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先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后于1986年3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1992年晋升研究员，1997年6月退休。在西亚非洲研究所工作期间，曾经担任中东研究室和中东经济研究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委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职称评聘委员会委员，《西亚非洲》编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此外还曾长期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和中国中东学会理事。1992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6年7月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1986年以后，我曾与她在西亚非洲研究所长期共同研究中东问题，并从事所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工作。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在中国是一个起步较晚的学科，大致是从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从研究中东石油问题发展而来的。她在1973年就参加编写了国内研究中东石油问题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第三世界石油斗争》，因此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投身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最早一批学者之一。此后，她便在这片学术新领域中辛勤耕耘，并生产出丰硕的成果。她作为主要作者，先后参加过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课题《中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七五”重点研究课题《改造传统农业的国际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国家“八五”计划重点课题《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等国家级和部委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和撰写工作，以及《中东手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等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发表过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和十多种内部研究报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经济卷》、《世界政党辞典》、《世界经济年鉴》等重要工具书撰写过条目；参加过《石油·金钱·权力》等国际名著的翻译。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立中东经济研究室以后，她担任第一任研究室主任，带领全室研究人员完成了《石油·发展·挑战——走向21世纪的中东经济》研究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研究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的专著。她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总共完成了超过150万字的科研成果，为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学科在国内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也成为这一新兴学科的知名学者。她对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宽领域、多层面的特点。研究范围既包括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包括石油工业、农业、金融和对外经济关系等主要经济部门；既包括对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包括对相关问题，特别是中东和平进程和水资源等问题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既包括对地区性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包括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等地区重点国别的研究。这一特点充分体现了她全面和扎实地把握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的学术造诣。她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反对夸夸其谈，总是力图把研究结论建立在充分占有和科学分析数据资料的基础之上。作为新兴学科，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不仅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很少，而且资料数据的获取也比较困难，而她却总是能够以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艰苦细致的资料收集工作。她经常把自己比作为酿制蜜糖而辛勤采集花粉的蜜蜂，并以这种“蜜蜂精神”激励青年学者。她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但为人谦和，一直与研究界的同行们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她也是一位顽强的学者，在眼睛高度近视的情况下，长期坚持科研工作。在视网膜脱落、视力严重减退的情况下，她仍然笔耕不辍，许多研究成果是在矫正视力下降到0.1的情况下坚持完成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合作精神和顽强的工作作风，使她受到同行学者的尊敬。在她的这部文集即将付梓之际，我作为长期共事的学术同行，深深地为她感到高兴，并由衷地向她祝贺。这部文集不仅是她个人学术生涯的结晶，也是中东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杨光2006年4月29日

简介： 刘国光先生是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翘楚，是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国光先生自1955年苏联留学归国半个世纪以来，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社会再生产和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高造诣，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后研究重点是在现实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见，受到学术界、中央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与尊重，在国际、国内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他长期领导并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研究，就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管理等方面问题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并逐步建立了“稳健派”、“宽松学派”，在社会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1979年6月，国光先生就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模式，指出要破除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主张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1984年，他提出要为改革创造宽松的经济环境；1985年又提出相互制约、互为影响的双重模式转换；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坚持稳定物价方针不动摇，驳斥“通货膨胀有益论”；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鼓吹者，强调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要使得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更加基础性的作用。自1993年起，国光先生不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职务，改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仍然关注国计民生，每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都发表有分量的观点，受到社会普遍关注。1997年至2002年期间，他深刻总结了“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及时提出对策措施，受到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国光先生长期以来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的重大贡献，他于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国光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1980）、《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1981）、《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1983）、《中国经济大变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1988）、《改革、稳定、发展》（1991）、《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1996）、《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1998）、《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2001）、《中国宏观经济问题》（2004）等；合著有《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1981）、《南斯拉夫的计划与市场》（1981）、《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2）、《苏联东欧几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1984）、《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1984）、《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1987）、《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1988）、《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1991）、《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1991）、《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性转变》（1996）等；主编有《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1980）、《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1981）、《深圳特区发展战略研究》（1985）、《海南经济发展战略》（1988）、《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1990）、《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经济发展战略》（1993）等。更完整的书目可见本书附录。对于一些有志于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和改革开放历史的同志来说，这份书目是非常宝贵的，据此可进一步查寻检索相关内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系统整理和出版多卷本《刘国光文集》。对于多数读者来说，阅读多卷本《文集》会有一定难度，他们很希望有一本能够多面而简要地反映国光先生学术思想观点的《文选》。现在这本《刘国光集》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要求，它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国光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论文，简约而全面地反映了国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与此前所编的《刘国光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刘国光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等相比，《刘国光集》时间跨度更长，因而也更有系统性和代表性。下面就《刘国光集》的部分文章及背景材料作简要介绍，便于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光先生的经济思想。（一）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1951—1955年期间，国光先生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当研究生，由于志趣契合加之勤奋刻苦，学习与研究工作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由此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是国光先生的首要代表作，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扛鼎之作，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国光先生回国之后的几年间完成的，其学术观点之新颖和研究水平之高，当时就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选入本集的两篇论文具有代表性：1962年，国光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比例和速度的数量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中根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刘氏增长模型”，即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投资增长率和投资效率，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表现为生产基金扩大和生产基金利用效率提高上。其特征除了表现在增长速度上外，还表现在部门协调和比例关系上，后者是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对于反思和批判大跃进中不切实际、不讲平衡的冒进主义是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1962年是值得关注的年份，它是结束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转折期，一部分经济学家经历了深刻思想变化之后，开始摆脱极“左”路线的思想束缚，对现实和现行体制进行大胆剖析与深入批判，产生了像孙冶方、顾准这样的思想巨匠。同年，国光先生发表了《论积累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对积累的制约》一文，进一步阐述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比例关系，开启了后来有关综合平衡的重要经济思想。综合平衡思想是有效遏制极“左”路线在经济领域无限蔓延的有力武器。1981年，国内再度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高潮，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讨论，国光先生发表了长文《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原理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并收录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这本书中。这本小册子一次发行量就高达13.6万册，影响空前。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对《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再生产理论作了深入透彻的解释，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学者深入钻研《资本论》第二卷的巨大热情。顺便指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综合平衡以及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石，这种理论渊源是值得关注的。（二）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1979年，国光先生在《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较早地明确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显示了一个理论家的胆识和远见。他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既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由外在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形式上的凑合，而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决定的一种内在有机的结合。为了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协调发展，维护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及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必须在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加强国家计划的指导作用。这一观点对于理清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混乱思想和模糊认识，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改革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国光先生在《再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问题》一文中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不应是板块式结合方式而是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指出市场调节不是权宜之计，对市场调节的种种疑虑是不必要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入，“买方市场”将逐步形成，价格趋向合理。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和比例，相应地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和比例。有组织的计划协调和价值杠杆的自觉运用是保持宏观经济决策与微观经济活动一致性的最重要手段。（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国光先生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的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概念，这是经济学界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在文中回顾了对计划和市场认识的曲折过程，指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现象形态，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以市场配置为主取代行政配置为主的方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所在。对于资源配置手段，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都要让市场去解决，只有市场管不好、管不了的才交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由于市场经济受到社会制度的广泛制约，不能脱离其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有着本质差别，表现在所有制结构以及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的分配制度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作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上仍然有着许多共同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实现企业机制、市场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配套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四）“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1984年，国光先生针对经济过热苗头和通货膨胀势头提出了“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必须要有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条件。它不同于纯粹以价格“闯关”为主线或以所有制改革为目标的改革思路，而是主张企业改革（所有制）与市场改革（价格）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推进改革措施，逐步扩大改革战果，实现渐进式改革。1987年，理论界对中期改革思路（1988—1995）展开了激烈争论，个别专家学者提出了“通货膨胀有益论”，认为“适度通货膨胀是获取高速经济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能用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速经济增长”，国光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课题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方案，与中央政府的意见取得高度一致。1988年初，国光先生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方针不能放弃，力陈治理通货膨胀对策，整理成的《正视通货膨胀问题》一文发表后，激起社会更大反响，也引起某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他的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无疑被1988年以后的经济过热及后来治理整顿的实践所证实。（五）从“双重模式转换”到“两个根本性转变”1985年，国光先生在《略论两种模式转换》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模式转换，即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模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是指从过去片面以追求增长速度为最高目标，以外延型增长方式为主、以不平衡发展为主要策略，逐渐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高目标，以内含型增长方式为主、以相对平衡的发展为主要策略，使增长速度、结构比例、经济效益优化结合，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地增长。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是指从过去过度集中的（行政）决策权力结构、直接控制的调节结构、平均主义的利益结构、政企不分的组织结构，逐步改变为以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多层次决策结构，以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制为主的调节体系、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结合起来的利益结构，以及政企分开的组织结构。实现体制模式转换的根本宗旨，就是不断增强企业的动力和压力。一手搞活微观经济，一手抓好宏观调控，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投资饥饿症”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的痼疾，彻底摆脱经济增长过程中“大起大落”的恶性循环。国光先生深刻指出，在我国经济大变动中同时进行两种模式转换，必然是密切关联、相互影响、互为制约的，是相互交错、互为表里的系统工程，这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两把标尺，只有双方共同促进，即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和更新，应成为经济工作始终关注和决策的重要内容。”国光先生这个时期所提出的“双重模式转换”已经孕育着十年之后中央文件所提出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这一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的主要内容。（六）论“软着陆”和“治理通货紧缩”1997年，国光先生《论“软着陆”》一文总结了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成功经验，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宏观调控方面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他指出，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之时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同时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既要坚持“总量平衡、适度从紧、适时微调”的方针，又要创造稳定、宽松的经济环境。大力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医治我国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抑制通货膨胀、搞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针对1998—2002年期间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国光先生认真分析了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特点和条件，查找原因寻找解决方案。他认为，出现供大于求的矛盾主要来自于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以及前期过度投资造成生产过剩，再加上当期需求不足。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和各项福利措施不到位，预期支出增加导致当前支出减少。克服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一方面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辅之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要促进消费需求，提高消费率。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扩大内需应是长期坚持的方针，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是短期政策，需要正确区分二者关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除了取决于财政自身的状况而外，应视企业自主发展动力的消长而定，并及时地转向中性财政政策。《刘国光集》共收录31篇文章，分专题按发表时间先后顺序编排。除个别文字改动以外，都保持了原文风格。桁林2005年6月

简介： 《李琮集》讲述了：理论研究贵在创新。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当然，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下功夫。我认为对于世界经济的研究来说，要做到创新，一是要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抓住世界经济的新动向、新趋势、新问题，集中力量，认真研究；二是重视西方学者们研究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分析地吸收他们的理论观点中有价值的成分，以丰富我们自己的理论；三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观察。就世界经济来说，就不能与世界政治、科技、文化相脱离；而世界经济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局部的问题，也都要从它与其他有关方面的联系中去考察；最后，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大干世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中，仔细分辨、去伪存真，深入探究其实质，毕竟，只有求深，才能创新。我自以为是努力这样做了，但个人能力实在有限，深感不能尽如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