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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道论研究

作者: 闫利春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55次
简介: 贾谊的思想皆是围绕“道”展开的,什么是“道”、如何行“道”是他的毕生关怀。贾谊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是人们处理宇宙间问题的根据。“道”有本末之分,本是“虚”,末是“术”,本末皆道。“道”通过“德”显示创化之功,德之“六理”“六美”是“道”在宇宙天地间的运作方式。贾谊正是基于他的“道德”形上学建构其政治哲学,他以“道”论政、以“道”论礼、以“道”论治。贾谊的“道德”形上学不仅贯通于其政治哲学,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之中,形成体道的君子人格。

王充经学思想研究

作者: 吴从祥
出版日期:20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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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思想史不仅要研究经典和精英的思想,还要研究“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2660702。因此,经学思想研究不仅包括儒经文本、研究儒经的著作以及有经学著作的学者等经典和精英思想层面(即精英经学)的研究,还应包括受到儒经影响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就是说,经学思想研究必须以所有接受和运用儒经的人群、论著(即大众经学)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从高(精英层)到低(大众层)多层次、多维度的经学思想文化有机体,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经典和精英思想的“念珠式”排列与组合,从而全面认识经学的影响,准确把握经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王充是汉代一介边缘化的失意儒生,其不以传经、授经、解经而著称于世,亦无经学著述流传于后2660703,但《论衡》一书大量征引经传,并作适当解说,以阐释自己观点。王充思想可视为当时非主流思想代表,而其经学思想可视为大众经学代表。因此,王充经学思想不仅应当纳入汉代经学研究范围,而且值得作深入探讨和研究。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王充并非经学家,因此其经学思想一直未受到学者们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充经学才进入学者们研究视野,出现了一些相关论文。学者们对王充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学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认为,王充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五经。李维武《王充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王充反对将圣贤之书神圣化,认为儒家《五经》并非完全可信。徐复观认为,“王充心目中的五经,实际只代表一段历史知识”2660704。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就王充批评今文经学的方法及其局限性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庄大钧《王充经学观论略》一文对王充的经学态度、治经方法和治学目的作了较好的分析2660705。张造群《王充经学思想探微》一文则从儒生观、“五经”观、圣人观等方面对王充经学思想作了分析2660706。(2)谶纬观大多哲学史和思想史都认为王充反对谶纬,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卷二)等。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折中的态度,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等。近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王充并不反对谶纬,反而附会谶纬,如徐复观认为王充“对图谶反以符瑞相傅会”2660707。(3)经学流派黄晖认为王充以今文经学为主(见《论衡校释》注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认为王充是古文学派,周桂钿则认为王充“既不属于今文经学派,也不属于古文经学派”2660708。庄大钧《王充经学观论略》一文认为王充兼采今古文说。张造群《王充经学思想探微》一文认为,王充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今文经学,也不同于古文经学,而是“对汉代主流经学的反动”2660709。岳宗伟《引书研究》一文认为,“王充对待经学的一贯作法,是兼采今古文之说”2660710。对于王充《五经》的流派,黄晖、庄大钧、岳宗伟等学者亦有所言及。(4)《五经》思想对于王充具体的《五经》思想,学者亦有所涉及。张涛《王充易学思想简论》从天道观、人生价值观等方面对王充的《易》学思想作了简要分析。2660711徐芹庭《易学源流》一书认为,王充常以人事与黄老之自然来解《易》。孙中华《引 考论》一文从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对《论衡》引《易》情况作了较全面的探讨2660712。戴维《春秋学史》认为,王充“只是将其(《春秋》)作为一种手段”,“从而对《春秋》没有整体认识”2660713。赵伯雄《春秋学史》详细分析了王充“抑虚崇实的《春秋》观”2660714。岳宗伟《引书研究》一文认为,在《春秋》三传中,王充最倾向于《左传》,但也没有否定《公羊传》2660715。对于王充的《诗》、《书》、《礼》思想,学者少有言及。其他相关问题,如王充对东汉经学风气的影响,王充对魏晋经学和玄学的影响等,学者们虽有所提及,却多未作详细论述。虽然学者们对王充经学思想作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不够全面。专门研究王充经学思想的论文很少,至今有许多问题学者们较少涉猎,如王充的《诗》学思想,王充经学与东汉经学思潮之关系等。研究王充的专著很多,可是至今尚无专门研究王充经学的专著问世。其二,不够深入。王充思想极其复杂,《论衡》一书前后相互抵牾之处不少。一些研究者常将一些问题简单化,其结论往往难以让人信服。如王充对谶纬的态度等,在《论衡》中既可以找到不少正面材料,也可以找到不少反面材料,对于此类问题只有立足于全部材料方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其三,主观色彩较浓。自20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往往以唯物论、阶级性等教条对王充思想作简单化的处理,一些学者虽能不受此影响,独出新见,但也带有不少个人主观色彩,如徐复观、邓红等。其四,研究方法有待改进。一些研究立足于感性分析,缺乏量化数据支持,结论往往难以让人信服;一些研究未能准确把握王充与其时代的关系,其结论往往与历史真实偏差较大。二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王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对其经学思想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其一,促进对王充的认识和理解。经学是王充生活的一部分,经学思想是王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经学思想的认知是全面认识王充思想的基础,也是正确评价王充的重要前提。遗憾的是学术界对王充经学思想研究还不够,许多问题或无人涉猎,或仅有只言片语提及。本书研究将会推动王充研究,为科学认识和评价王充提供重要参考。其二,促进汉代经学研究。目前经学研究往往局限于经学家和经学著作研究。其实,经学不仅存在于经师学说和经学著作之中,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大众的知识、信仰与生活之中。因此经学研究不仅包括著书立说的经学家(即所谓精英经学),还应包括曾经研究经学、运用经学却未著书立说的经师、儒生(即所谓大众经学),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经学发展的轨迹及其规律,从而推动经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王充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终身沉沦下僚的边缘化的失意儒生,他的经学思想可视为大众经学的代表,对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无疑可加深对汉代经学的认识与了解。其三,促进汉代士人研究。在明经入仕的汉代,经明而仕途失意者很多。无情的现实不断打击和瓦解着儒生们的经学信仰,使他们的经学信仰逐渐变形,甚至走向其反面。王充是一介失意儒生,其经学思想很具有时代典型意义,通过其经学信仰我们可以洞察当时仕途失意士人的信仰、心态、思想等,从而加深对汉代士人的认识与了解。其四,促进汉代思想文化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包括精英与精典思想研究,而且还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王充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介平凡儒生,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导致了他的思想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但也使得他能够摆脱当时主流思潮的约束,真实地展现具有浓郁边缘色彩和世俗气息的非主流的社会思潮。也就是说,《论衡》为后世展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侧面(非主流思潮),对王充思想(包括经学思想)的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其五,对王充经学思想研究可以加深对汉代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和生活信仰等的认识与了解。三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本书以王充经学思想为切入点,以此透视汉代经学思潮发展的轨迹与规律,加深对汉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的认识与理解。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如下:(1)将文献考辨与量化统计相结合,梳理出《论衡》中引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称经、化经等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王充的经学思想;(2)将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知世论人,对王充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学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3)将精英层面的思想与大众层面的思想分析相结合,辩证地分析王充及其思想在汉代的典型代表性及其意义;(4)以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主,兼采用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四 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1)本书所讨论的“经学思想”是广义的,既包括经典层面(精英经学)的经学思想,也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层面(大众经学)的经学思想;(2)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所引常见古代典籍一般随文作注,不一一注标明版本、页码等,其版本参见文后“主要参考文献”,对于可能会引起歧义、误解或不易查找的引文,则详细标明版本、卷数、页码等;(3)本书征引《论衡》原文数量极多,为了简便,一般仅随文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标出书名和页码;(4)本书所引纬书文献除特殊注明外,一般都引自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5)对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学术论文等,均详细注明出处,一示不掠人之美,二为便于查找核实;(6)本书对前贤方家研究成果吸纳颇多,在此先予以致谢,如标注或有疏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及时纠误、致歉。
关键词: 王充(27~97)  研究  经学  

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

作者: 栗玉仕
出版日期:201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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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演进历程及其社会结构,也决定了政治形态或政治模式的特殊性,即伦理政治。所谓伦理政治既不是伦理与政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伦理与政治或政治与伦理之间的某种修饰,而是伦理与政治在历史和逻辑之中的相互整合、融通一体。以家为国或以国为家,家国同构性原理的重心在于家庭,国是家的放大和伸展,家是国的模本和价值定位。而始于家庭的血缘宗法关系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或者说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重合和一体化,正是伦理政治的内在依据。人们常将中国传统政治笼统地定性为伦理政治,从其发展趋向和基本形态上看,是不错的。然而,若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政治理性的完善程度去科学地认识,事实上它伴随着社会的形态裂变,经历了历史的“正”、“反”、“合”。准确地说,伦理政治模式是适应汉代封建社会定型化的历史“合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至殷周时期,更加圆熟,同时也是伦理与政治混合模式这一历史“正题”的典型化。从社会结构看,血缘氏族组织及其宗法关系是其基本架构,因而对血缘关系的尊重和维护就成为利益取舍的标准,尤其是政治行为之鹄的。宗法关系的“实体伦理”与政治权力构图混而合一,宗法制度也就直接被当成

“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以《谷梁传》与《公...

作者: 吴涛
出版日期:20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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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张宝明在中国古代,经学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是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而《春秋》在经学中更是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中国文化自古就重视历史经验的记录和总结,生当春秋末世的孔子自觉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但在过去,修史一直是政府的事,孔子以匹夫而修史实属僭越。所以孔子要说:“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不过,孔子的修史却不同于前人,孔子在修史的过程中寄托了很多的深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之矣!”这两段话虽说出自孟子的记录,但却是历代儒生所深信不疑的。近代以来,学者纷纷有撰文论证《春秋》非孔子所作。其实,《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并不重要,关键是历代儒生都相信那就是孔子所作。司马迁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在儒生看起来,孔子所修的《春秋》并非记录了已然的历史,而是记录了应然的历史。也正由于此,在儒生的眼中,《春秋》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其他任何经典所无法取代的。据孟子说在孔子修成《春秋》之后就立即收到了“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以我们今天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仅以经学即将衰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例,《春秋》无疑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显著的一部儒家典籍。常州学派兴起以后,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开始复兴。至清末就发展到顶峰,成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的《春秋》学继承了汉代《春秋》学的基本精神,大张三世之说,认为孔子在修《春秋》时把24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而且于所传闻世见据乱,于所闻世见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康有为认为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太平世,所以还不能施行共和,而只能进行立宪。为了张大《公羊》,他还极力攻击《左传》,说《左传》是西汉末年刘歆割裂《国语》而伪造的,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帮助王莽篡逆。他认为自己是发千古前人所未发。而章太炎力主革命,所以针对康有为的《春秋》学,章氏大力提倡《春秋》攘夷说提倡革命,并极力表彰《左传》而写出了《春秋左传读》一书。在经学时代终结以后,《春秋》的影响依然不可小觑。近代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疑古思潮就与《春秋》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对古文经典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康有为托古改制之说,更是对顾颉刚形成了很大的启迪。顾颉刚终身坚信《左传》系伪书。顾颉刚的重要发现是他的层累说。他的这一说法无疑很有启发意义。他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表达了对《左传》的看法,他认为刘歆的《世经》中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是在为王莽的篡逆服务。由于《左传》中有可以证成刘歆《世经》的内容,所以他就进一步说《左传》是伪书,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他认为刘歆通过伪造《世经》和《左传》,成功地将汉家之德由土改成了火,这样就可以使王莽顺利地以土代火。他就这样将自己的层累说与刘歆割裂《国语》伪造《左传》说捆绑了在一起,为了维护层累说他不得不坚持刘歆造伪说,直到他晚年也没有改变。于是关于《左传》的真伪,就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很多重量级的学者都陷入其中未能自拔。甚至在抗战中,著名学者杨树达还曾写出过《春秋大义述》一书,充分发挥《春秋》尊王、攘夷、复仇、大一统等观点,来宣传抗战,鼓舞士气。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春秋》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在已经走出经学时代的今天,还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吗?答案是肯定的。史学就要承担起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作用。那么今人的研究和前人有何不同呢?不同于前人经学式的研究,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研究是经学史的研究。经学的研究,是信仰者的研究,其目的是论证其中的微言大义。而经学史的研究,是批判者的研究,其目的是发现经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吴涛博士的《“术”、“学”纷争背景下的西汉〈春秋〉学》就是这样一部经学史的著作。吴博士以其导师朱维铮教授“术”、“学”两分理论为指导,对西汉《春秋》学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将西汉《春秋》学的进程与西汉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就西汉《春秋》学的事实而言,前人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在汉武帝时期《春秋公羊传》被立于学官,而后汉宣帝时期试图扶持《春秋谷梁传》,汉哀帝时又在刘歆的倡导下试图扶持《春秋左氏传》。就这一史实,似乎争论不大。吴涛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在于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他首先注意到了《公羊传》在汉武帝时期内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对汉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接着揭示出《公羊》学的王道立场和汉家王朝霸道政治之间的矛盾,于是“革命”与“不准革命”也就成了西汉中后期《春秋》学史的主旋律。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汉《春秋》学的认识豁然开朗。著名大学问家严复说过:“持果求因,是为科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涛博士论文“为什么”背后的问题意识为当下学术研究提供的意义存照。可以看出吴涛的研究跳出了既往经学纷争的臼窠,没有把自己陷入今古文经学之争的老路上去。把西汉《春秋》三传的升降沉浮还原到西汉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做到了“论从史出”。帝制时代的中国,学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它的发展更是与具体时代的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经学史研究,几乎都写成了学术史。经学是特殊的学术,这就决定了经学史并不能等同于学术史。通过吴涛的研究,使我们发现推动西汉《春秋》学发展的主因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选择。政治影响学术,似乎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吴涛的研究并非在空发议论,而是将他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据说当年孔子解释自己为何写《春秋》时曾经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显然,吴涛的研究也是当得起“深切著明”这一评语的。吴涛师出名门。在当下学风日益骄嚣的时代,我看到这本博士论文尤为欣慰。我在和他不多的交谈中,常能感觉到他学术功底的扎实、经学知识积累的深厚。我常说:“名师出高徒,严师出高足。”吴涛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在复旦“博学”、“切问”学风的熏陶下,在朱维铮教授的严格培训下,吴博士奠定了坚实的学术根基。2007年来到我校后,很快就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当然,吴涛博士论文的出版只是他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开始,我相信,他在自己学术道路上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因为,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简短交流中,我更多地感受到了他的纯粹、淳厚和执著。在抛开势利、功利这样沉重的包袱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涛以“静水流深”的心态,学术一定能走得更远。
关键词: 学术思想  西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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