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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道论研究

作者: 闫利春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14次
简介: 贾谊的思想皆是围绕“道”展开的,什么是“道”、如何行“道”是他的毕生关怀。贾谊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是人们处理宇宙间问题的根据。“道”有本末之分,本是“虚”,末是“术”,本末皆道。“道”通过“德”显示创化之功,德之“六理”“六美”是“道”在宇宙天地间的运作方式。贾谊正是基于他的“道德”形上学建构其政治哲学,他以“道”论政、以“道”论礼、以“道”论治。贾谊的“道德”形上学不仅贯通于其政治哲学,而且还体现在他的生命实践之中,形成体道的君子人格。

王充经学思想研究

作者: 吴从祥
出版日期:2012-01-10
浏览次数:21次
简介: 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思想史不仅要研究经典和精英的思想,还要研究“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2660702。因此,经学思想研究不仅包括儒经文本、研究儒经的著作以及有经学著作的学者等经典和精英思想层面(即精英经学)的研究,还应包括受到儒经影响的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就是说,经学思想研究必须以所有接受和运用儒经的人群、论著(即大众经学)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从高(精英层)到低(大众层)多层次、多维度的经学思想文化有机体,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经典和精英思想的“念珠式”排列与组合,从而全面认识经学的影响,准确把握经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王充是汉代一介边缘化的失意儒生,其不以传经、授经、解经而著称于世,亦无经学著述流传于后2660703,但《论衡》一书大量征引经传,并作适当解说,以阐释自己观点。王充思想可视为当时非主流思想代表,而其经学思想可视为大众经学代表。因此,王充经学思想不仅应当纳入汉代经学研究范围,而且值得作深入探讨和研究。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王充并非经学家,因此其经学思想一直未受到学者们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充经学才进入学者们研究视野,出现了一些相关论文。学者们对王充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学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认为,王充主张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五经。李维武《王充与中国文化》一书认为,王充反对将圣贤之书神圣化,认为儒家《五经》并非完全可信。徐复观认为,“王充心目中的五经,实际只代表一段历史知识”2660704。边家珍《汉代经学发展史论》就王充批评今文经学的方法及其局限性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庄大钧《王充经学观论略》一文对王充的经学态度、治经方法和治学目的作了较好的分析2660705。张造群《王充经学思想探微》一文则从儒生观、“五经”观、圣人观等方面对王充经学思想作了分析2660706。(2)谶纬观大多哲学史和思想史都认为王充反对谶纬,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卷二)等。只有少数学者对此持折中的态度,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等。近期以来,一些学者认为王充并不反对谶纬,反而附会谶纬,如徐复观认为王充“对图谶反以符瑞相傅会”2660707。(3)经学流派黄晖认为王充以今文经学为主(见《论衡校释》注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认为王充是古文学派,周桂钿则认为王充“既不属于今文经学派,也不属于古文经学派”2660708。庄大钧《王充经学观论略》一文认为王充兼采今古文说。张造群《王充经学思想探微》一文认为,王充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今文经学,也不同于古文经学,而是“对汉代主流经学的反动”2660709。岳宗伟《引书研究》一文认为,“王充对待经学的一贯作法,是兼采今古文之说”2660710。对于王充《五经》的流派,黄晖、庄大钧、岳宗伟等学者亦有所言及。(4)《五经》思想对于王充具体的《五经》思想,学者亦有所涉及。张涛《王充易学思想简论》从天道观、人生价值观等方面对王充的《易》学思想作了简要分析。2660711徐芹庭《易学源流》一书认为,王充常以人事与黄老之自然来解《易》。孙中华《引 考论》一文从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对《论衡》引《易》情况作了较全面的探讨2660712。戴维《春秋学史》认为,王充“只是将其(《春秋》)作为一种手段”,“从而对《春秋》没有整体认识”2660713。赵伯雄《春秋学史》详细分析了王充“抑虚崇实的《春秋》观”2660714。岳宗伟《引书研究》一文认为,在《春秋》三传中,王充最倾向于《左传》,但也没有否定《公羊传》2660715。对于王充的《诗》、《书》、《礼》思想,学者少有言及。其他相关问题,如王充对东汉经学风气的影响,王充对魏晋经学和玄学的影响等,学者们虽有所提及,却多未作详细论述。虽然学者们对王充经学思想作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一,不够全面。专门研究王充经学思想的论文很少,至今有许多问题学者们较少涉猎,如王充的《诗》学思想,王充经学与东汉经学思潮之关系等。研究王充的专著很多,可是至今尚无专门研究王充经学的专著问世。其二,不够深入。王充思想极其复杂,《论衡》一书前后相互抵牾之处不少。一些研究者常将一些问题简单化,其结论往往难以让人信服。如王充对谶纬的态度等,在《论衡》中既可以找到不少正面材料,也可以找到不少反面材料,对于此类问题只有立足于全部材料方可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其三,主观色彩较浓。自20世纪初以来,学者们往往以唯物论、阶级性等教条对王充思想作简单化的处理,一些学者虽能不受此影响,独出新见,但也带有不少个人主观色彩,如徐复观、邓红等。其四,研究方法有待改进。一些研究立足于感性分析,缺乏量化数据支持,结论往往难以让人信服;一些研究未能准确把握王充与其时代的关系,其结论往往与历史真实偏差较大。二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王充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对其经学思想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其一,促进对王充的认识和理解。经学是王充生活的一部分,经学思想是王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经学思想的认知是全面认识王充思想的基础,也是正确评价王充的重要前提。遗憾的是学术界对王充经学思想研究还不够,许多问题或无人涉猎,或仅有只言片语提及。本书研究将会推动王充研究,为科学认识和评价王充提供重要参考。其二,促进汉代经学研究。目前经学研究往往局限于经学家和经学著作研究。其实,经学不仅存在于经师学说和经学著作之中,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大众的知识、信仰与生活之中。因此经学研究不仅包括著书立说的经学家(即所谓精英经学),还应包括曾经研究经学、运用经学却未著书立说的经师、儒生(即所谓大众经学),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经学发展的轨迹及其规律,从而推动经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王充只是一介出身寒微、终身沉沦下僚的边缘化的失意儒生,他的经学思想可视为大众经学的代表,对其经学思想的研究无疑可加深对汉代经学的认识与了解。其三,促进汉代士人研究。在明经入仕的汉代,经明而仕途失意者很多。无情的现实不断打击和瓦解着儒生们的经学信仰,使他们的经学信仰逐渐变形,甚至走向其反面。王充是一介失意儒生,其经学思想很具有时代典型意义,通过其经学信仰我们可以洞察当时仕途失意士人的信仰、心态、思想等,从而加深对汉代士人的认识与了解。其四,促进汉代思想文化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包括精英与精典思想研究,而且还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研究。王充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介平凡儒生,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导致了他的思想学说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但也使得他能够摆脱当时主流思潮的约束,真实地展现具有浓郁边缘色彩和世俗气息的非主流的社会思潮。也就是说,《论衡》为后世展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另一侧面(非主流思潮),对王充思想(包括经学思想)的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与了解,为汉代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其五,对王充经学思想研究可以加深对汉代学术思想、社会政治和生活信仰等的认识与了解。三 研究思路及其研究方法本书以王充经学思想为切入点,以此透视汉代经学思潮发展的轨迹与规律,加深对汉代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的认识与理解。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如下:(1)将文献考辨与量化统计相结合,梳理出《论衡》中引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称经、化经等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分析王充的经学思想;(2)将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知世论人,对王充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学术价值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3)将精英层面的思想与大众层面的思想分析相结合,辩证地分析王充及其思想在汉代的典型代表性及其意义;(4)以文献考证和思想史研究方法为主,兼采用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四 对于相关问题的一些说明(1)本书所讨论的“经学思想”是广义的,既包括经典层面(精英经学)的经学思想,也包括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层面(大众经学)的经学思想;(2)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所引常见古代典籍一般随文作注,不一一注标明版本、页码等,其版本参见文后“主要参考文献”,对于可能会引起歧义、误解或不易查找的引文,则详细标明版本、卷数、页码等;(3)本书征引《论衡》原文数量极多,为了简便,一般仅随文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标出书名和页码;(4)本书所引纬书文献除特殊注明外,一般都引自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5)对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著作、学术论文等,均详细注明出处,一示不掠人之美,二为便于查找核实;(6)本书对前贤方家研究成果吸纳颇多,在此先予以致谢,如标注或有疏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以便及时纠误、致歉。
关键词: 王充(27~97)  研究  经学  

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研究

作者: 栗玉仕
出版日期:201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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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演进历程及其社会结构,也决定了政治形态或政治模式的特殊性,即伦理政治。所谓伦理政治既不是伦理与政治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伦理与政治或政治与伦理之间的某种修饰,而是伦理与政治在历史和逻辑之中的相互整合、融通一体。以家为国或以国为家,家国同构性原理的重心在于家庭,国是家的放大和伸展,家是国的模本和价值定位。而始于家庭的血缘宗法关系既是伦理的,又是政治的。或者说伦理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相互重合和一体化,正是伦理政治的内在依据。人们常将中国传统政治笼统地定性为伦理政治,从其发展趋向和基本形态上看,是不错的。然而,若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和政治理性的完善程度去科学地认识,事实上它伴随着社会的形态裂变,经历了历史的“正”、“反”、“合”。准确地说,伦理政治模式是适应汉代封建社会定型化的历史“合题”。中国的奴隶制社会至殷周时期,更加圆熟,同时也是伦理与政治混合模式这一历史“正题”的典型化。从社会结构看,血缘氏族组织及其宗法关系是其基本架构,因而对血缘关系的尊重和维护就成为利益取舍的标准,尤其是政治行为之鹄的。宗法关系的“实体伦理”与政治权力构图混而合一,宗法制度也就直接被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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