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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

省际信息流动空间结构及其对区域等级体系的影响

作者: 梁辉
出版日期:2015-10-01
浏览次数:43次
简介: 本书试图揭示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间信息流动的空间格局以及形成机理。作为信息价值得以实现的保证,信息的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信息经济的研究包括情报学(主要为宏观信息经济)和经济学(主要为微观信息经济)两个角度,本书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资源宏观空间配置这一分支的研究,总结了信息流和信息流量的概念与特征以及信息流动的规律;在把信息流动看作源于区域间相互联系的基本思想下构建模型,揭示出信息流的宏观空间分布格局——多中心网络化。分析信息流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信息流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章提出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创新之处。从实际背景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信息流动的作用日益凸显。从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域发展相伴而生,目前研究仍集中于对物流、人流、资金流等空间结构和影响上,信息流的研究由于其非实物的形态,数据获取的困难性影响了它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本书试图构建一般模型揭示区域间信息流动的规模进而得到信息流动的空间结构特征,并分析这一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讨论信息流动带来的区域等级体系的变化。第二章介绍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述评。由于信息与信息流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不一致是阻碍信息空间流动研究的一个因素,本章首先对信息和信息流以及信息量和信息流量概念进行梳理,给出本书对信息流的理解。研究以信息流动源于区域间相互作用为基本假说,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过去的研究多为静态的、孤立的分析,方法上主要利用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本书认为信息流动受到区域经济地位、产业发展以及在城镇体系中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基于动态的、整体的视角,引出下面的研究。第三章是对信息流的现状分析,并据此提出本书的研究框架。现状分析包括信息存量的空间极化和信息需求的空间分层两部分。发现现阶段信息存量已明显形成三个发展极:京津地区、沪苏浙地区和广东省。北京市的信息化指数最高,广东地区的信息网络建设最好,沪苏浙地区在信息技术应用上领先。现代信息载体空间集聚非常明显,其中又尤以现代电器和电信设备的波动较大。传统载体中图书期刊的普及程度波动较大,说明我国现阶段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和科学教育的投资能够更明显地弥补信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对信息需求的讨论发现不同行业、社会背景、学术背景的人群间信息需求产生明显分层;不同地区间网络信息的需求从应用深度和需求种类上也分层明显。信息化发展较好的区域实现了对信息的主动反馈、整合和应用,而信息化较弱的区域还停留在被动接受阶段。信息需求的空间分层形成多元化的信息流向,即在“质”上的数字鸿沟。结合我国主要城市间航空客流的分析,本书提出假说:我国信息的空间流动已经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格局。第四章研究区域信息流总体趋势。从信息流与实物流关系、信息流的社会性和信息流的地域衰减性几个角度分析区际信息流的邻近效应。因此某区域与周围区域信息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信息流的方向,可以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我国现阶段区际信息流动的总趋势。实证发现,我国信息化程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正显著,揭示出信息流动不是随机的,而是有显著的相互依赖性;信息化程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揭示各区域对周围区域信息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出各区域信息流动的趋势,并以“极化中心”“扩散中心”“局部扩散”和“低洼地”对各区域的信息流动状况进行分类。发现我国已经形成三个发展极,而在其周围都出现“低洼地”。前面的实证只是对区域信息流动总趋势的讨论,第五章具体给出各区域间信息流规模。区域的空间相互作用表现为信息的区际流动,因此本章以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基本模型——引力模型为基础并进行修正,构建区际信息流动规模模型。结合上一章实证结论,发现我国现阶段信息空间流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网络以各层信息流集聚中心为节点,以三大集聚中心之间和集聚中心与邻近腹地间信息流动为连接边。具体到各区域,三大集聚中心信息流动活跃但流动方向不同,与各腹地的关系也不同,京津地区是信息辐射中心,沪苏浙地区和广东省是信息的吸收中心。中部地区内部诸省间信息流动不活跃,组成了稀疏的社会网络,使得信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信息化难以发展,但“疏网”结构松散、利用吸收“异质”信息的特征也给中部地区信息化发展带来希望。和中部相反,西部地区内部联系密切,但与外部交流甚少,属于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依赖于区内信任平台,加大与区外的联系是西部地区信息化发展的途径。总之,信息流形成三大中心,每一中心与腹地形成网络化信息流动结构,基本符合随距离衰减的规律,信息流作用下新的区域等级秩序形成。第六章研究信息流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首先,信息流动的信源和信宿双方在认知结构和宏观经济结构上的增值性(包括量和质)构成信息流的增值性,信息流动过程中物质载体、社会关系因素、信息时效、吸收能力等都会引起信息流的衰减。信息流的增值性和衰减性造成信息流的规模报酬递增,进而信息流势必集聚于信息化发展成熟的地区以及它们的邻近地区。其次,区域总是处于社会网络中,信息流动构成社会网络,发现不同结构和联系的网络信息流动的规律不同,处于网络不同位置的区域信息吸收或辐射也不同。强关系网络内信息流动意愿强、效率高,共同的背景有利于不可编码信息的传输,但也使信息冗余严重;弱关系网络适合可编码信息的传递,扩大了交流的范围,促进了创新。网络密度越大,信息流动越有效;区域间越“团结”,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而密度越小,信息吸收能力就越强。从而得出信息流动会在某些网络内或网络间集聚以及多层分化。第七章研究信息流的经济效应,以2001年到2007年数字鸿沟的演变为代表。从信息流规模和层次上分别定性地讨论信息流动对数字鸿沟演变的影响,得出信息流的空间极化产生的“马太效应”扩大了信息中心与其他地区间数字鸿沟的结论。第八章以就业信息为例分析信息流动的社会和经济效应。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从寻职到就业,再到职业流动、社会和经济地位提升的全过程,体现了信息流动的效应。以职业搜寻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构建农民工的职业搜寻模型。并在数理模型的基础上,以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对农民工寻职过程的跟踪数据,分析农民工职业搜寻过程对其职业流动状况的影响。第九章为结论、局限与展望。在前面章节讨论的基础上,得出本书的结论,根据这些结论尽可能地提出一些切实的政策建议,最后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今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键词:信息流 空间自相关 引力模型 规模报酬递增 社会网络
关键词: 信息经济  研究  中国  

信息技术制造业FDI投资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基于FDI—CGE模型

作者: 石季辉
出版日期:2015-06-01
浏览次数:55次
简介: 本书通过对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在宏观经济层面和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在宏观经济层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较强的资本形成效应和较高的就业促进效应。我国目前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但是,在具体产业层面,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效果却并不总是乐观的,虽然整体上看,它可以带来产业的增长,并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但却并不一定能够使得东道国的产业得到健康、安全、自主的成长。我国信息技术制造业就面临这样的情形,通过对我国信息技术制造业统计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整个产业从资产总值、生产总值到就业人数占行业比例等关键经济指标方面,外资企业占有的份额超过了2/3,有的指标甚至达到80%。这意味着多年来我国引以为豪的信息技术制造业实际上对我国的经济贡献并不理想,20多年来,信息技术制造业内资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如宏观经济层面一般繁荣。但是,近年来,信息技术制造业内资企业在投资以及创新方面出现的新趋势,使得我们必须关注行业内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投资和溢出效应的影响,以确定当前以及将来内资企业发展所面临的真实状况,并为帮助内资企业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寻找有效的政策途径。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信息技术产业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对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或者企业级的微观层面,关于中观层面产业方面的研究不足,得到的一些研究结论也模棱两可,更少有专门以外国直接投资对信息技术制造业内资企业影响为内容的相关研究和成果出现。在已有研究结论中,由于所依赖的一般线性计量经济模型无法准确并确切地反映外国直接投资对具体产业的影响,其得出的结论在应用于我国信息技术制造业时面临诸多短板,而CGE模型自身的非线性特点对于研究这一类问题恰好有着独特的优势。统观CGE模型相关的国内外研究,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很少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影响因素考虑而纳入模型予以表达,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多见。并且,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资金来源,还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知识资本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所以,在CGE模型中恰当地表达它面临更多复杂的情形。本书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在CGE模型中的适用性和可行性进行讨论及分析后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产业性、市场竞争、投入产出、溢出效应等方面均与CGE模型的特点相符合,所以,使用CGE模型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相关问题应该十分适合。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在要素分配、价格机制、供需机制、生产机制等方面均对开放经济下的单国CGE模型产生多方面复杂冲击,本书通过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在开放经济模型中的作用,将经济体各生产部门中的外资部分分离出来形成单独的经济主体,使这一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模型的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构建FDI—CGE模型的方程体系,对由于分离生产部门中外资部分而产生重要变化的主要方程予以说明和解释。随后对模型的宏观闭合条件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选择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闭合条件,即模型允许劳动力、资本要素失业和自由流动,投资驱动储蓄,所有机构税率固定,政府储蓄内生,实际汇率固定,国外储蓄和贸易平衡内生。构建FDI—CGE模型之后,本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模型的运行准备基础经济数据和相关弹性参数、份额参数等。在这一部分,本书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财政年鉴》、《中国资金流量表》、《中国海关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以及商务部提供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主要行业参考数据》、《中国吸收外资几项经济指标》、《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投资中国系列报告》等数据进行整理后,构建了模型所需的社会核算矩阵,然后使用待定系数法及无偏估计方法等并对模型中的资本存量、生产弹性、份额参数等重要数据和特征参数进行了估算。在问题研究部分,本书首先依据研究内容设定了信息技术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投资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模拟方案,然后使用所构建FDI—CGE模型进行模拟。一方面对2010年前后的宏观背景进行基期模拟,另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政策条件冲击观察政策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影响。在对当前状况进行基期模拟和冲击模拟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后,本书发现:基期模拟的初期阶段内资企业资本存量增长率明显较高,甚至高于外资企业增速,但后期增速表现为下滑趋势;在冲击模拟结果中,内资企业每一期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均有较高水平,并且一直保持上升趋势,每一期的增长率都高于外资企业,显示出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内的国内投资部分有着较为明显的挤入作用,并且这种挤入作用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在当前以及之后一段时期内,信息技术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生的生产力方面的溢出效应将一直保持在正、负效应临界点之外,即以正溢出效应为主,但是,离临界点并不远;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内资企业的就业水平的提高也有着相当程度的溢出作用;信息技术制造业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内资企业劳动报酬起到激励和带动作用。在针对外资企业进行的实际税率提升32%的政策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对外资企业实际税率的上升可能带来短期的严重后果,但是,由于我国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不会出现外资全面撤出我国的现象,短期内反而给内资企业带来发展机遇;但内资企业由于创新力缺乏不得不在相当时期内仍从属于外资企业,继续长期依赖外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所以,对外资实际征收税率的提高应当逐步进行,而不能一蹴而就。本书从问题相关的各研究领域的不足之处入手,展开对信息技术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投资效应和溢出的研究,并得出了相应研究结果。但是,本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型对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生产函数的使用未将技术内生入模型;二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许多重要数据无法获取而采取估算导致模型模拟结果精确性受到影响。这两方面也是今后继续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信息技术制造业 外国直接投资 CGE模型 投资效应溢出效应
关键词: IT 产业  外商直接投资  研究  中国  

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标准竞争与合作研究:基于网络效应的视角

作者: 耿乃国
出版日期:2010-02-01
浏览次数:43次
简介: 知识经济条件下,信息通信技术(ICT)在整个国家的技术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围绕信息通信技术形成的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愈加明显。以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核心技术的ICT产业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特征,因而在技术兼容的情况下,对ICT产业的不同标准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产业组织领域的前沿领域之一。《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标准竞争与合作研究——基于网络效应的视角》是耿乃国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成书的。本书作者长期关注和追踪ICT产业的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并且多年从事产业组织理论尤其是竞争理论的研究。本书以网络效应为研究视角,拓展了传统的ICT产业标准竞争的研究范式,将这一产业的标准竞争问题研究演化为标准竞争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将合作纳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分析范式中来,进而形成了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的分析框架。当下,标准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技术领域,围绕技术标准展开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技术优劣的较量,而且牵涉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标准竞争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其战略价值至少可以涵盖以下三个层面:首先,从企业层面看,标准不仅是现代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之一,而且是企业的经营战略选择;其次,从产业层面看,标准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的兴衰;最后,从国家关系和参与世界竞争的层面看,标准竞争决定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与国际化接轨的利害得失。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在标准问题上失之毫厘,就会在网络结构下无限放大,这种效应导致结果上谬之千里。鉴于标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程度,本书较好地诠释了“信息通信技术产业与网络效应”、“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和标准竞争”等问题。本书还解读了“作为策略行为的竞争主体的竞争行为与合作行为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影响”、“后起国竞争主体如何面对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标准竞争与合作问题”,以及“政府角色定位”等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关键性难题。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标准竞争与合作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在技术标准竞争与合作行为对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以及信息通信技术产业市场结构的动态和静态结合分析方面,需要进一步分析与研究。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我期待着本书作者在学术道路上矢志不渝,勤奋耕耘,有更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面世。唐晓华2009年10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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