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刊由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张玉来教授主编。本刊敦聘戴庆厦、丁邦新、江蓝生、蒋绍愚、孙宏开、许嘉璐、王士元等先生为学术顾问，丁邦新先生题写刊名。本刊以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以汉藏语言比较为学术背景，立足汉语本体，注重跨语言比较，努力探寻汉语及东亚语言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汉语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探索。本刊主要栏目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汉语史、汉藏语及东亚语言比较、出土文献语言、传统小学文献、学术史研究等，特别欢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反映学术前沿问题的佳作。本刊适量发表有学术价值的书评、人物评介及争鸣文章。

简介： 本书从程度副词的6个量级中各选择了两个程度副词，包括“最、顶、更、越发、稍微、略、太、过于、很、十分、有点（儿）、有些”，以它们带由一般动词构成的动宾词组格式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比较、归纳、统计、探源以及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探讨了它们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情况，并分析了这种格式成立的条件、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另外，还从共时平面探讨了新兴的“暴”类程度副词带动宾词组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12种“程度副词+动宾词组”格式总的发展路向基本是相同的，都是呈直线前进型发展。这种格式成立的条件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或动宾词组一般没有很强的动作性，大多是非典型动词，在语义上都具有[+性状]义和[+程度]义，或者在一定的语境中能够获得这样的语义特征。推动这一形式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求新求变的语用心理、类推机制、部分动词使用频率的提高和程度副词自身的发展变化等。丰富性、频率主导性、不平衡性、虚化度和渐变性是这种形式发展变化的主要规律。

简介： 本书选择了汉语三种体裁的语篇语料，对零形回指的使用环境及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建立了数据库，共记录1万多条与6401例零形回指有关的数据。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和揭示：零形回指在三种体裁中的个性和共性；零形回指的距离特征；先行语的句法位置规律与排序；零形回指的生命性与主题性规律；先行语的生命性排序；平行性和层次性的多种呈现及与零形回指的关系；长距离零形回指与平行性、层次性的关系；零形回指的模糊性。理论上，本书对中心理论关于“中心”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在指称参照点方面，增加了一个主语之上的参照点——主题，在语句划分上增加了句法层次。运行这些数据进行零形回指解析，本书取得了对数据库中88.3%先行语的确认。进而选择了LOGISTI CREGRESSION系统尝试解析本书总结出来的108例共124类零形回指，获得了83.2%的正确率。

简介： 本刊由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办，张玉来教授主编。本刊敦聘戴庆厦、丁邦新、江蓝生、蒋绍愚、孙宏开、许嘉璐、王士元等先生为学术顾问，丁邦新先生题写刊名。本刊以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为指导，以汉藏语言比较为学术背景，立足汉语本体，注重跨语言比较，努力探寻汉语及东亚语言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汉语的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探索。本刊主要栏目有：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汉语史、汉藏语及东亚语言比较、出土文献语言、传统小学文献、学术史研究等，特别欢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反映学术前沿问题的佳作。本刊适量发表有学术价值的书评、人物评介及争鸣文章。

简介： 本书以云南地方文献中的语言文献为语言材料，运用文献研究法、“古代汉语—方言—普通话”方言比较研究法、传统音韵学分析法和关于中古音的研究成果，从古籍系统研究出发，分析云南语言文献特点、云南语言文献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关系、云南少数民族语言对云南汉语的影响，揭示云南汉语变异原因，揭示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发展影响的一般规律，描绘出云南汉语的发展史。本书包含三个不同层级的研究。一层为地方语言文献研究，梳理和总结地方语言文献中保存的历史语言现象；二层为从文献看汉语史，即比较古汉语与现代共同语，分析汉语发展史；三层为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研究，即比较方言与古汉语，深入分析云南方言的形成及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

简介： 本书以汉语个体量词为研究对象，从历时发展的角度描写汉语个体量词产生与4发展的过程。研究范围从殷商卜辞一直贯穿到现代汉语，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个案研究”“系统研究”和“专题研究”三个方面，重点在于“系统研究”，根据各时代个体量词的产生数量、使用频次、称璧范围、重叠方式、构词能力、前置比率等综合标准，动态考察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总结汉语个体量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简介： 墨子是继孔子之后春秋战国之际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墨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书以《墨子》书中的语料为第一手资料，切入语言肌质，力图概括先秦墨家的语言观和《墨子》的语言逻辑特性。在主体研究基础上，一方面，沿波讨源，考察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墨家语言观渊源所自；另一方面，通过比较，考察墨家语言观与先秦其他诸子的异同，以及先秦诸子批评的核心概念。

简介： 阳国亮正当中国与东盟各国形成稳定健康的战略伙伴关系之际，我校以经济学、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经济学科为基础，整合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文学、新闻学、外语、教育学、艺术等学科力量，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于2005年成立了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同时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与发展研究”作为“十一五”时期学校“211工程”的重点学科来进行建设。这两项行动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要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研究，发挥广西大学智库的作用，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服务，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高水平的文科科研团队。几年来，围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及东盟各国的国别研究，研究院的学者和专家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使学者、专家们的智慧结晶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展示并服务于社会，发挥其更大的作用，我们决定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结集并以“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文库”的形式出版。同时，这也是我院中国—东盟关系研究和“211工程”建设成果的一种汇报和检阅。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研究是国际关系中区域国别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无论对国际经济与政治还是对我国对外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非常重要。广西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广西的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中，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会给广西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中国与东盟及各国的关系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自我国春秋时期开始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繁荣，秦汉时期的番禺（今广州）就已成为“珠玑、犀、玳瑁”等海外产品聚集的“都会”（《史记》卷69《货殖列传》）。汉代以来，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商贸迅速发展。大约在唐朝开元初年，唐朝在广州创设了“市舶使”，作为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宋元时期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促使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贸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至明朝，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把双方的商贸往来推向了新的高潮。自明代始，大批华人移居东南亚，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尽管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东来，中国几番海禁；16世纪开始，东南亚各国和地区相继沦为殖民地；至1840年中国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呈现复杂局面，但双方的贸易仍然在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世界格局的影响以及各国不同条件的制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东南亚各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逐渐实现正常化，双方经济关系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至90年代初，国际和区域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折，双边经济关系进入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总之，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关系由来已久，渊源深厚。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兴起和亚洲的觉醒是东盟得以建立的主要背景。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一次浪潮兴起，拉美和非洲国家涌现出中美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组织、加勒比共同市场等众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再次兴起。在两次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意识到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并减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各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觉醒并形成了亚洲意识。战前，亚洲是欧美的殖民地；战后，尽管亚洲各国已经独立，但仍未能摆脱大国对亚洲地区事务的干涉和控制。20世纪50—60年代，亚洲各国民族主义意识增强，已经显示出较强烈的政治自主意愿，要求自主处理地区事务，不受大国支配，努力维护本国的独立和主权。亚洲各国都意识到，要实现这种意愿，弱小国家必须组织起来协同合作，由此“亚洲主义”得以产生。东盟就是在东南亚国家这种意愿的推动下，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东盟的战略地位首先是由其所具有的两大地理区位优势决定的：一是两洋的咽喉门户。东南亚处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既是通向亚、非、欧三洲及大洋洲的必经航道，又是南美洲与东亚国家间物资、文化交流的海上门户。其中，每年世界上50%的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这使得东南亚成为远东制海权的战略要地。二是欧亚大陆“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欧亚大陆有一条战略家非常重视的扼制欧亚国家进入太平洋的新月形的“岛链”，北起朝鲜半岛，经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我国的台湾岛，连接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东南亚是这条“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卫东亚、南亚大陆的战略要地。其次，东盟的经济实力也决定了其战略地位。1999年4月30日，以柬埔寨加入东盟为标志，东盟已成为代表全部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至此，东盟已拥有10个国家、448万平方公里土地、5亿人口、737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7200亿美元外贸总额，其经济实力在国际上已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最后，东盟在国际关系中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战略地位。东盟所处的亚太地区是世界大国多方力量交会之处，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大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追求。东盟的构建在亚太地区的国际政治关系中加入了新的因素，对于促进亚太地区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磋商、制衡大国之间的关系、促进大国之间的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保证地区安全稳定、推进国家间的合作、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东盟也面临一些问题。东盟各国在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政治多元的状况会严重影响合作组织的凝聚力；东盟大多数成员国经济结构相似，各国间的经济利益竞争也会直接影响东盟纵向的发展进程。长期以来，东盟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大国核心，不但影响政治经济合作的基础，在发生区域性危机时更是无法整合内部力量来抵御和克服，外来不良势力来袭时会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这对于区域合作组织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极为不利。因此，到区域外寻求稳定的、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是东盟推进发展必须要解决的紧迫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及其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在1992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加入WTO，使东盟不断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东盟也进入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发展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缘上看，东南亚是中国的南大门，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海上通道；从国际政治上看，亚太地区是中、美、日三国的战略均衡区域，而东南亚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对中、美、日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从中国的发展战略要求看，东南亚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居是中国周边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可以有效防止该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是中国稳定周边战略不可缺少的一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对促进双方的贸易和投资、促进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一合作还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步骤；从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要求来说，加强与东盟的联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世界通道的问题，预计在今后15年内，中国制造加工业将提高到世界第二位的水平，中国与海外的交流日益增强，东南亚水域尤其是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运输的生命线，因此，与东盟的合作具有保护中国与海外联系通道畅通的重要意义。总之，中国与东盟各国山水相连的地理纽带、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共同发展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互相合作的厚实基础。经过时代风云变幻的考验，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关系不断走向成熟。东盟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战略依托，中国也成为与东盟合作关系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具有较为严密的制度安排的区域一体化经济合作形式，这些制度安排涵盖面广、优惠度高，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及知识产权等领域，在贸易与投资等方面实施便利化措施，在农业、信息及通信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以及湄公河流域开发五个方面开展优先合作。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还要扩展到金融、旅游、工业、交通、电信、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环境、生物技术、渔业、林业及林产品、矿业、能源及次区域开发等众多的经济领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既有助于东盟克服自身经济的脆弱性，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又为中国对外经贸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对于双边经贸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拥有近18亿消费者，人口覆盖全球近30%；GDP近4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0%；贸易总量2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10%；还拥有全球约40%的外汇。这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且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广西和云南一样都处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接合部，具有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良好的区位条件。从面向东盟的地理位置看，桂越边界1020公里，海岸线1595公里，与东盟由一片海连接。从背靠国内的区域来看，广西位于西南和华南之间，东邻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西毗西南经济圈、北靠中南经济腹地，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广西成为我国陆地和海上连接东盟各国的一个“桥头堡”，是我国内陆走向东盟的重要交通枢纽。广西与东盟各国在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上具有互补性。广西从东盟国家进口的商品以木材、矿产品、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而出口到东盟国家的主要为建材、轻纺产品、家用电器、生活日用品和成套机械设备等工业制成品；在水力、矿产等资源的开发方面还有很强的互补性。广西与东盟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很好的前景和很大的空间。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承办地，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与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新格局的构建为广西与东盟各国的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另外，广西与东南亚各国有很深的历史人文关系，广西的许多民族与东南亚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如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与广西的京族是同一民族，越南的岱族、侬族与广西的壮族是同一民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与广西的壮族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这些都是广西与东盟接轨的重要人文优势。2004年以来，广西成功地承办了每年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以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论坛、中越青年大联欢等活动，形成了中国—东盟合作“南宁渠道”，显示了广西在中国—东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总之，广西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发挥广西的作用，既是双边合作共进的迫切需要，对于推动广西的开放开发、加快广西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建立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2927.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继续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使这一合作更为成熟并达到全方位合作的实质性目标，还需要从战略上继续推进，在具体措施上继续努力。无论是总体战略推进还是具体措施的落实都需要以理论思考、理论研究为基础进行运筹和决策，因此，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加强对东盟及东盟各国的研究是国际区域经济、政治和文化研究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东盟各国及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稳定和发展是我国构建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和关系的关键。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东盟各国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和产品的竞争，在意识形态、宗教历史、文化习俗、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性，合作组织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危机共同应对机制等因素都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要把握东盟各国及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走向，就要加强对东盟各国历史、现状、走向的研究，同时也要加强对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因素和制约因素的走向和趋势的研究。我国处理与东盟各国关系的战略、策略也是需要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要从战略上发挥我国在与东盟关系的良性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中国—东盟双方共同努力的发展格局；要创新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机制体系；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作为中国—东盟合作主要平台和机制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下一步发展趋势和内在要求，从地缘关系、产业特征、经济状况、相互优势等方面充实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完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全面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战略思想到实施措施上展开全面的研究。广西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如何利用机遇、发挥作用更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深入研究。要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进一步明确广西的战略地位，在对接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特别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进程中，发挥广西的优势，进一步打造好中国—东盟合作的“南宁渠道”；如何使“一轴两翼”的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机制创新成为东盟各国的共识和行动，不仅要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创新形式、拓展领域，也要为广西的开放开发、抓住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机遇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如何在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中不断推动北部湾的开放开发、形成热潮滚滚的态势，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综上所述，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无论从历史现状还是发展趋势来看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广西大学作为地处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区域的“211工程”高校，应当以这些研究为己任，在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丰富的创新成果，为我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发展、为广西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并使广西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在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的学者、专家们在中国—东盟各项双边关系的研究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者、专家们背负着民族、国家的责任，怀揣着对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热情，积极投入到与中国—东盟各国合作发展相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中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多年的积淀与发展，研究院的组织架构日臻完善，团队建设渐趋成熟，形成了立足本土兼具国际视野的学术队伍，在学术上获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取得了“CAFTA进程中我国周边省区产业政策协调与区域分工研究”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两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围绕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从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合作以及广西和北部湾的开放开发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和论著。这些成果为政府及各界了解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历史、了解东盟各国的文化、把握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极好的参考材料，为政府及各界在处理与东盟各国关系的各项决策中发挥了咨询服务的作用。这次以“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文库”的形式出版的论著仅仅是学者、专家们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文库的顺利出版，是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的学者们在国家“211工程”建设背景下，共同努力，经过不辞辛劳、锲而不舍的研究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文库的作者中有一批青年学者，是中国—东盟关系研究的新兴力量，尤为引人注目。青年学者群体是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青年兴则学术兴，青年强则研究强，多年来，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致力于培养优秀拔尖人才和中青年骨干学者，从学习、工作、政策、环境等各方面创造条件，为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搭建舞台。同时，众多青年学者也树立了追求卓越的信念，他们在实践中学会成长，正确对待成长中的困难，不断走向成熟。“多情唯有此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学术生涯是一条平凡而又艰难、寂寞而又崎岖的道路，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更多的是崇山峻岭、荆棘丛生；但学术又是每一个国家发展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正如水与空气之于人类，整个人类历史文化长河源远流长，其中也包括一代又一代学者薪火相传的辛勤劳动。愿研究院的青年学者们，以及所有真正有志献身于学术的人们，都能像春草那样年复一年以自己的新绿铺满大地、装点国家壮丽锦绣的河山。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亚洲发展孕育着重大机遇，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地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健康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要求和愿望。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将继续组织和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研究，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出发，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专题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紧密结合当前实际，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思考；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相关企业提供贸易投资参考。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会陆续将研究成果分批结集出版，以便使“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文库”成为反映我院中国与东盟各国及其关系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同时也希望能为了解东盟、认识东盟、研究东盟、走进东盟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由于时间仓促，本文库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学者、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批评指正。是为序。（作者系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院长）201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