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诗歌形式中的内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全书共四篇。第一篇介绍诗耿内形式的基本概念及内形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二篇介绍诗耿内形式中的大内形式，为其后小内形式的探时先期铺垫。第三、四篇深人现代诗歌的文本内部，观察其内在构造的特点和规律。本书首提“小内形式”的诗学概念（与“大内形式”相对），并首提诗歌的“意节”概念（与传统诗学的“音节”及山分节形成的“形式节”相对）。本书认为：诗歌的小内形式主要由诗歌言说的三个基本义项（书中代号为A、B、C）构成其常型与变体；一个独立的“ABC组合”就是诗歌言说一个诗思涌动、三级递进而“推陈出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一个诗歌的“意节”（即超越了目视所见之“形式节”以及耳听所获之“音节”而必须心想方能感知的意义节）；诗歌的意节像诗歌“DNA”一样决定着诗歌文本“诗意”的存在。进人现代，诗体大解放等大潮涌动，诗歌的外形式以及音韵、格律甚至“新格律”等，均不再具有诗歌言说的规约力。诗歌艺术经诸多锻打之后仅存的普遍遵守，只剩下诗歌的小内形式。中国诗歌的形式建设，须告别外形式建设而步入内形式建设。

简介： 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派”是白话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增加，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成果日益丰硕。为了借鉴国外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相互交流，对中国“现代派”诗人在国外的接受进行总结就显得更为迫切。本书的目的即是站在跨越异质文明的角度，对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希望能够促进中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简介： 南宋严羽论诗推崇盛唐，不满意本朝之诗。谓：“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沧浪诗话·诗辨》）这话虽含贬义，却道出了宋诗的特色所在。宋人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宋诗宋注也因而发达。用典密集，用意深曲，给以诗为学的宋代注家们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在今天所知的六十余家宋诗宋注中（这里还不包括宋词宋注、宋文宋注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和陈师道诗的注本占了大半，便足以说明宋诗宋注繁盛的原因所在了。门人晓黎博士好学深思，又酷爱宋诗，则以宋诗宋注为“学”，潜心数载，网罗爬梳，辨伪正误，分析考论，撰为此书，成就了她心目中的宋诗宋注之学，也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宋诗宋注和宋诗学研究的力作。对于宋诗宋注的研究，此前学术界已有不少积累。像张三夕教授早年的《宋诗宋注纂例》（南京大学硕士论文，1982年）、姜庆姬的《宋诗宋注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以及王水照、黄启方等先生关于苏诗施、顾注、王十朋注、王安石诗李壁注、黄、陈诗任渊注等宋诗宋注本的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晓黎博士此书，较之前人，详他人之所略，略他人之所详，材料更为丰富，视野更为开阔，识见也更为闳通。她对宋诗宋注相关文献的搜罗，几乎是竭泽而渔式的；她对前人所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重新作过思考，因而研究的收获也就丰硕。多年来，谈到宋诗宋注，人们习惯讨论的其实都未超出“他注”的范围。“他注”当然是宋诗宋注的主要方面，然实际上“他注”却并非宋诗宋注的全部。故晓黎博士认为，这个“注”是应该包括“他注”和“自注”两方面在内的。宋诗宋注的重新定义，扩大了她的研究视野。张三夕曾考出宋诗宋注36种，晓黎博士逐书辨证，得29种。姜庆姬补出宋注8种，晓黎考实6种。除此之外，晓黎又考得27种，将宋诗宋注的总数增加到62种。其所得不可谓不多。宋诗宋注所以至南宋而大盛，既有宋诗创作发展繁荣的原因，也有注释之学本身发展的因素。前人论宋诗宋注，时代多局限于宋，注则局限于宋诗，并未能把宋诗宋注置于注释学发展的历史和宋诗学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晓黎博士不然。她既注意到了宋诗宋注的渊源，即唐诗唐注，又关注到《文选》注在宋代的传播与宋诗宋注的关系，以及宋诗宋注在宋代诗学中的地位。她对现存四种唐诗唐注，即张庭芳《李峤杂咏诗注》、郑嵎自注《津阳门诗》、陈盖注、米崇吉评注胡曾《咏史诗》和周昙自注《咏史诗》的兼重出典和释义、以史证诗的注释方法、体例等，进行了探讨；对《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在南宋的合流及其对宋诗宋注的影响等，作了合乎逻辑的分析；对宋诗宋注与宋诗选本和宋代诗话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所论皆视野闳阔，卓有见地。在数十种宋诗宋注中，苏诗施、顾注和王十朋注、王安石诗李壁注、黄、陈诗任渊注，无疑最为重要。所以，历来的研究，也一向以这些诗注为中心。然晓黎博士除了关注这些注本之外，更将视野扩大到朱熹和魏了翁等理学家的十余种诗注上。诸儒对朱熹《感兴诗》的注释，固然主要是义理阐释，但王德文的魏了翁《渠阳诗注》，却综合了传统诗注和理学诗注的方法。于是晓黎博士又指出，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理学名家，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折中朱陆两派，对理学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如刘宰所云：“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怅怅然无所归。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论，既未免误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诱学者于无。非有大力量如侍郎（魏了翁）者，孰能是正之。”（《漫塘集》卷十《通鹤山魏侍郎了翁》）自南宋吕祖谦以来，理学之文与文学之文实有趋于合流之势，魏了翁正顺应了这一潮流。晓黎博士能从宋诗宋注研究的角度，揭出此点，眼光是很敏锐的。晓黎博士的研究风格既闳阔又十分细致。比如以往研究苏诗王十朋注，学者多从外部加以论证，而少有从注释本身进行研究者，晓黎则在对全书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从纷繁的注文中细心梳理出数十条王氏注，一一加以分析。例如，她在书中拈出王十朋注11条，谓：“王十朋的这十一条注释，都是立足于某一点，对诗集另一首诗中内容相同、可以互见互注的注文，进行指认：或者明确定位，如 ‘见某卷某诗某句’；或给出具有定位性质的指示，如 ‘见前（上）诗注’；或直接给出另一首诗的诗题，如 ‘见某诗’，充分说明了王十朋对《百家注》立足全局的把握，尤其是第2、3、4、5、7、9这六条注释，或指明卷数，或指出位置，是只有编者才能做到的事情。”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其他像指出今所见朱熹《武夷棹歌》的句中注既非陈普所为，也不是元刘概所摘引，而是出于朝鲜文人之手；施元之、顾禧注苏诗的句中注，对施宿的题下注有直接影响，不可轻视；刘辰翁评点《简斋诗集》增注引“中斋”，未必是邓剡，还有待考证；等等，都是非细心寻绎而不能察觉的。颇有意味的是，自现代以来，学界最早的宋诗宋注研究的成果，便是在先师程千帆先生指导下、由硕士生张三夕学兄（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完成的《宋诗宋注纂例》（1982年）。其文从大量的文献入手，对宋诗宋注的存佚和注释体例等，做了较全面的探讨，筚路蓝缕，难能可贵。其后，另一部对宋诗宋注进行全面考察的学位论文，也出自南京大学。这就是2006年由博士研究生姜庆姬完成的《宋诗宋注研究》。此文在张三夕研究的基础上，从注例与特色两方面，对宋诗宋注兼重作品编年和探寻本事、注释出典以及诗歌批评的特点，作了较深入的讨论，亦多创获。如今，上距三夕兄完成论文36年，距姜庆姬完成论文12年，晓黎的书稿《宋诗宋注考论》又将要出版了。薪火相传，学术的传承和发展正未有穷期。有理由相信，以宋诗宋注的研究为起点，她对宋诗学的研究，会不断扩展；她以后的学术道路，也会越走越宽广。晓黎勉旃！巩本栋戊戌暮春于钟山东麓有容斋

简介： 耿占春记得是刘思谦老师在面试的时候问李海英，如进入博士阶段准备做哪方面的研究，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直接回答这个应该有所准备的问题，但我听见李海英说：“我想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不知道在座的导师们满意否，我心想，看来今年就是她了，至少在我的批评写作中，本雅明也曾经是一个路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英，但她说不是，她蹭过我在文艺学专业的课，能背出我在课堂上讲的诗。想起来这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海英确实在朝着“本雅明式的批评家”这一自我认知的目标努力。那么，一种本雅明式的批评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认知，但至少，这是一种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置于更加深远的历史语境中的做法，应该与自足性的纯文本研究拥有迥异的旨趣。这是一种将诸种文学批评的元素置于更普遍的文化功能中去的方式，如将“故事”或叙述置于从神话传说到现代小说的嬗变过程中，将语言与修辞放在从圣言到新闻语言的演变脉络中，将风格与形式的考察置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的方式，并且这种考察从不会忽略文本的脉络，仍然是从文本内部出发的活动。的确，如今可以从海英的这些批评文章中发现这样一种特质。呈现在这本书的文章已显露出这一意义指向。她对昌耀“早期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年代措置的质疑，根据一种社会修辞学的考察有依据地提出了“后期修改”的可能性，并质疑了学界相当权威性的前辈们的论断。当然她的质疑并非是某些青年学者有意为之的冒犯，我记得第一次让她写文章是给了多多的一组新诗，一个月后交文章，她拿着1980年署名“多多”的一个小文《坚持冷练的老诗人》问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多多，我认为对一组新作进行评论不必考证所有的文本，她居然直楞楞地回我，“要的，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以前什么样子。”很快我明白她的坦荡指向的是自身，她要清晰自己的感知或判断，并没有对他者的任何冒犯之意。就像对当代最重要的诗歌史中的若干问题、对最具影响力的几位诗人“长诗写作”的分析，其根本的意图是沟通和维护，出自对文学本质的尊重和期待。当然更见其诗学功夫的是她对一些重要的诗歌文本所作的阐释，如城市与诗歌、地方经验与诗歌、创伤经验与诗歌关系的考察，她对诗歌的理解更多的是对心灵的理解。当海英企慕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的时候，我把这一想法理解为对流行的文献主义的批评，是对排除了主观契机的求知方式的不满，或许，还有对平庸的语言活动所造成的意义之枯竭所做出的否定。这是一个起源为诗的过程，因而研究也就是一种别样的写作了。事实上，她对文献极端重视，一开始我认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训学传统有关，后来觉得可能是性格原因，对情绪敏感，对词语敏锐，对思想迷恋到无可救药，对神秘事物持有热切向往……许多看似矛盾的东西在她身上相持不下，这些东西有利于写作或研究，却也会将心灵置于深渊，她后来又迷恋过鲍曼、博德里亚、列维-施特劳斯、希里斯·米勒、文德勒、威廉斯等人，曾多次眉飞色舞地向我们讲述某个人某本书，旋即神色黯然：“我滑到了黑洞之中”，或许研究和阅读原本是她试图抓住的自救稻草，然而思想与知识的漩涡随时都可以将人吞没，瓦解一种黑暗的同时重建另一种黑暗。海英说她想做一个本雅明式的批评家时，本雅明并非唯一的参照，本雅明属于一个家族，他在这个谱系之树上属于一个开始者，在形式主义批评之后，那些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将某种文学元素与政治理论、社会思想以及历史哲学等关联起来的研究都属于这个重新启动的批评传统。这既指向文学与批评本身，也指向批评者自身。从相反的方向看，就像在历史学家海登·怀特那里，把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方法运用于历史哲学，他把这一挪用描述为“对即将到来的启示的理解”的一种思考。去探究文本化了的历史思考或历史叙述，就是去面对“一部尚无立足之地的文学作品”。在怀特看来，不能将文献视为一个开端，那么开端在哪里？转义是一个开端，它发生于其他事物之前。一个批评者如何在总是已经开始的话语中确立一个开端？这些问题曾让她多次迷惑，甚而陷入困顿，对真理的探究或许一直都是对黑暗的探究吧。萨义德在《开端：意图与方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对意义生成的强调，“开端就是意义的有意生成的第一步”，而且，“开端开创了另一种深思熟虑的意义生成……”。在批评方法与批评文体的意义上，这或许是维柯、尼采早已预示的一个问题。但在个体生命的意义上，怎样完成对一个混沌世界的创造性的表达？海英给自己这些年尝试的批评命名为“未拨动的琴弦”，是其焦虑也是其忧郁。毕加索在蓝色时期创造了那幅著名的《弹蓝色吉他的人》，这一形象被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用来探索艺术家如何创造性地表达这一主题，琴弦会作伪，如何弹奏事物如其所是？我们无法带来一个圆满的世界，如何尽我们所能将其缝补？这是诗学的难题更是生命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她已俯身那把“蓝色吉他”，选择弹奏——“想象中的松树，想象中的松鸦。”2017年秋日

简介： 朝戈金巴·布林贝赫关于蒙古史诗诗学法则的总结，集中体现在其《蒙古英雄史诗诗学》一书中。概要地说，其诗学思想生发自对本土材料的熟稔和对西方诗学传统的融会贯通。在结构安排和论域展开上，该书充满原创性；在诗歌法则的总结上，则兼备细节上的精审和体系上的宏阔。作为一宗开创性的学术作品，该著从大处着眼，举重若轻，从史诗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到故事人物的形象塑造，以八章的篇幅完成了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体系化总结。许多阅读过该书原著的学者都建议尽快将其汉译出版，以飨更多读者。不过，这部著作涉及的蒙古语文知识点甚广，汉译需要由精通蒙、汉两种文字且具备诗学素养的学者来承担。因此，虽说前后有过几回翻译的动议，但具体工作却被长期搁置了下来。笔者曾不揣冒昧，将该书的“骏马形象”一章，以《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为标题，择其主要部分，翻译为汉文，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上，意在向汉语学界引介其中的文学形象研究的方法。如今，经过译者陈岗龙教授等的努力，该书以全貌呈现在汉语读者面前，一宗长久的心愿至此得以实现，令人深感欣慰。特撰此文，意在向作者表达敬意，向译者郑重致谢。值巴·布林贝赫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欣见集其史诗诗学思想之大成的专著《蒙古英雄史诗诗学》汉译本付梓。该著蒙古文版早在21年前便已出版4273771，作者正是由此创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诗学范式，该范式对推进诗歌研究和诗学建设，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一巴·布林贝赫广有诗名。蒙古文学界一致认为，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是20世纪中国蒙古新诗的两大奠基人。巴·布林贝赫的诗作，一向以语言考究、意境优美、意象隽永、激情澎湃见长。他的学术研究论文，也具有颇为相似的特点：词句极为考究，语言极为凝练、论见极为犀利、表达极为生动。读者往往会惊叹其以鲜活的形象化表述替代沉闷的抽象论说的本事。在这些学术著述里，诗人的形象思维方式与学者的理性思维方式，得到绝妙的统一。可以说，在当代蒙古文人学者圈子里，能够这样精审地使用语言，以形象的提炼和转喻，高度精妙地概括社会面相的，大概是无出其右的。要想准确理解这部关于蒙古史诗诗学法则的著作，至少需要知晓他的另外一部诗论著作《蒙古诗歌美学论纲》（蒙古文）4273772。在这部同样极为简明的、被一些学者称为“第一部蒙古诗歌史”（乌日斯嘎拉教授语）的著作中，蒙古史诗是作为早期蒙古文学的典范被讨论的。关于史诗构造法则、艺术特征、审美倾向、程式属性、语词特点等，书中都有独到的总结。回到这部《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笔者有一些想法愿意陈述于此，希望能多多少少有助于读者理解该书的主要特征和价值，虽然也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实属不易。下面只能极为简要地为该著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作为一部诗学著作，《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结构和论域，会让熟悉一般诗学著作的人感到一点诧异。从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开始的西方诗学体系，在阐释文学与现实关系方面，在提炼作诗技艺方面，渐次形成了大致的论域系统，铺垫了后世长期追随的范式。所以，看到本书的论域和章节安排，一定会产生与既往理论框架和预期不对位的感觉。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该著作诸多原创性的一个方面。那么，本书的论域和结构安排，为什么会是今天大家看到的样子呢？这与作者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理论建构有独特的理解和体悟有关。作者在第一章“导论”中论述了作为特定社会历史现象的史诗所具有的三个主要属性：原始性、神圣性和范式性。在第七章“文化变迁中的史诗发展”中主要分析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如何施加影响于史诗创编之上，使得形成于不同时代——生长期、发展期和衰落期的史诗，因此被赋予了各自时代的特色。这一前一后的关于社会历史背景上史诗的特质和形态的讨论，就为我们理解蒙古英雄史诗与社会历史的关联，营造了一个粗线条的，但仍不失为深具阐释力的框架。在这两章中，不断出现关于社会历史与口头艺术创作之间关联的论说，我们从中感到的是作者反复将文艺活动置于社会历史背景上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努力。该诗学著作的历史连续感和扎根生活实际的特色，正是因此才得以确立的。从第二章“宇宙结构”开始，作者进入诗学内部要素的讨论。在作者的理解框架中，蒙古英雄史诗所展示的事件舞台，在时空上无限大，时间轴上可以上溯到宇宙形成之初，空间轴上可以贯通天界、人间和冥界，可以远到苍天所覆盖的大地的尽头。史诗所处理的艺术世界的规模，恰恰是史诗作为“重大文类”（master genre）4273773所应有的基本属性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诗学著作中，讨论史诗中上中下三界、时空、方位、数量等概念，就是恰如其分的。作者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共三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史诗艺术中正方的白形象体系、反方的黑形象体系和骏马形象。以往我们常见的，是关于史诗形象的文学阐释，这里则展开讨论了形象构造的基本法则问题。在蒙古英雄史诗的世界中，形态不外乎由一个二元对立的体系构成：正方的白形象系列——英雄、战友、家人、国人等；反方的黑形象系列——敌人（恶魔蟒古斯）、同伙、亲友、同类等。英雄的坐骑和恶魔的坐骑则分别属于正、反两个系列。但因为骏马形象在艺术上的特点非常鲜明和饱满，所以单独列出一章予以讨论。在西方的诗学工具书中，一般都总结说，史诗主人公往往是神、半神半人或是人间豪杰。对于作为英雄对立面的形象，则所涉无多。在民间叙事样式中，形象塑造倾向于“偏平化”，性格特征倾向于推向极致，对比手法倾向于反差分明，这应该说是常见的现象。不过，如此提炼和总结蒙古英雄史诗的二元对立结构，指出它是蒙古人将异己力量对象化和具象地抽象化，从而以蟒古斯形象完成二元结构的论见，则是在既往的研究中不曾有过的。特别应当提及的是，作者不仅从形态和现象上归纳出这些形象的一般构造规律，还进而对这些形象的内在品质和属性进行了剖析，通过对神格与人格、共性与个性、高贵性与童稚性、纯真品性与暴烈习气等方面的深入解析，完成了超越具体故事的结构性的、规律性的概括。这个阐释框架，将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蒙古人历史上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马匹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在迁徙和征战中，还是在躲避和逃亡中，其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马匹的地位也是极高的。虽然如此，一部诗学著述用专章来讨论一种家畜，笔者此前没有见过。在蒙古人的长期艺术创造活动中，马匹早就成为一种特殊的、复合性的、承载着多种含义并具有多重指代功能的形象了。一般而言，按照巴·布林贝赫的说法，蒙古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是人性和神性的统一，蟒古斯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只有骏马是神性、人性和兽性三者的统一体——预知福祸像神、口吐人言如人、吃草负重乃兽，一身而兼具多重属性。在蒙古人的审美世界中，只有骏马有此殊荣。因此，巴·布林贝赫在这里并不是心血来潮，由于特别喜爱骏马而专门设置篇章。在蒙古英雄史诗中，骏马往往有名字，出生有来历，在与英雄的关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推进故事情节的转折和发展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在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法则的讨论中缺少关于骏马的讨论，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把骏马形象在这样的深度上予以充分解析，却也是以往所没有的。作为蟒古斯恶魔的坐骑，以及英雄的骏马的对立物，具有反审美价值的驴子也被予以明晰的解析，从而使得关于骏马形象的分析，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域和更为多向的维度。说起本书的开创性探索，骏马形象的总结也是其中之一。关于如何通过史诗演述体现蒙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或者换句话说，对“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呈现的？”这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构成了本书第六章的内容。巴·布林贝赫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顺应的关系，而是具有多个层面的、复杂的、深层的关系。在“心理化自然”状态，自然以人们希望的样子出现，于是，自然就是人们意念中的、理想中的自然，在这种状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在“拟人化自然”层面，自然是按照人们自己的样子塑造的，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模仿关系。在“超自然力量”层面，自然则被大大地夸张了，以极端变形的、幻化的方式出现。本书的最末一章讨论了蒙古英雄史诗的意象、韵律和风格。这一章的内容与我们所熟知的诗学著作所关注的论题较为接近，但是，其中却不乏巴·布林贝赫不落窠臼的立意。这些新颖的观点没必要逐条罗列于此，但我特别想强调的一个论见是，在巴·布林贝赫看来，蒙古英雄史诗中存在大量抒情因素，而对抒情因素构成的程式性单元展开分析，就不能简单套用“母题”单元。在他建构的诗学体系中，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最小的抒情单元是意象。他通过大量的事例，令人信服地证明，在那些抒情性的段落中，结构性的、程式性的表达单元，可以用意象作为最小的单元做出划分和分析。对这部诗学著作的论域和结构的简要勾勒和粗浅评骘先到这里。我想说的是，作者遴选这几个话题展开讨论，并不是效仿了某个之前的范例或理论框架，而是在广泛的蒙古史诗阅读经验中，发现了这些环节和要素，并且认定在形成蒙古史诗基本特征和范式方面，这些环节和要素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若要简单地概括该书在结构和论域方面的特点，我认为，这里所搭建的框架和展开的论题，就是构造蒙古英雄史诗的最基本的诗歌创编法则。营造场景和场域，描摹主人公和对手，设置各要素间关系，推进故事进展和场景转换，乃至搭建句子和段落，都遵循了这些法则。二可以想象，这部专著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在迻译过程中一定让译者颇费心思。我这里只想强调一点，特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往往会伴随着新术语体系的建立。那么，该著在整个蒙古史诗研究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整个中国史诗研究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需要有所铺陈。按我的理解，巴·布林贝赫诗学建构的意义，可以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在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中国蒙古史诗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假如不把报刊上的一般介绍性文字考虑进去，则大体上较为系统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形成一定规模的。随着相关论文和著作的渐渐增多，在介绍和描述之外，一些学理性思考陆续出现在各类出版物上。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理论趋向大致同步，中国的蒙古史诗研究也经历了从俄苏文论体系的巨大影响中慢慢走出来的过程。4273774西方同行的成果令国人惊艳，也因此产生了一些趋之若鹜的情况。譬如，德国著名蒙古学家瓦尔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所总结的蒙古史诗14个母题系列的学说，就引领了某种形式主义意味的研究潮流。巴·布林贝赫和宝音和西格教授合作，编辑了基于海西希母题系列的分析框架而形成的蒙古史诗选本和母题索引4273775，说明巴·布林贝赫对这个理论框架也是十分熟稔的。但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景象。他并没有逆向地拆解史诗直至其构成单元，从而说明蒙古史诗的故事构造法则遵循了怎样的母题连接和组装顺序。相反，在他的诗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痕迹不重但却是对古典诗学强调总结“作诗法”的回归倾向。他的诗学立场，隐然有一种立足民间诗人的意味。某些艺术现象的心理成因，也是他比较感兴趣的方面。于是，不单是“从外部”讨论现象和形式，而同时兼有“从内部”讨论成因的文字，就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虽然我反复强调过，他的诗学体系建构来自大量的材料和阅读经验，是“立足本民族”的。但他又从来不是一个关起门来只看自己民族材料的学人。在他的知识谱系中，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到莱辛的印痕，也可以看到黑格尔《美学》和维科《新科学》的踪影。在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领域，巴·布林贝赫的意义，还可以从如下方面理解：其一，如何牢牢立足本土材料，从中发现规律，尽力避免理论视阈上的狭窄和近视导致的裹足不前和缺少理论锐气，而是博采众长，取精用弘，游刃有余地处理本土材料，并充满自信地提出理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少数民族学者群体中，他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率。其二，新生代的史诗学者在口头诗学范式的影响之下，倾向于将口传史诗理解为一个演述传统、一个生活事件、一个有时会与仪式等活动同时发生的操演。于是，对特定文本的解析，以及对特定传承人和演述事件的自我设限，多少丧失了宏观地把握口头艺术一般规律的眼光。这样一来，从美学视角理解和阐释语言艺术的特征和规律的努力，就不大见得到了。对于史诗研究而言，这种对文学的、美学的、诗学的回归，具有很大的矫正作用。中国史诗研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这种取向和维度的研究。其三，从文体和风格上说，巴·布林贝赫的这部诗学著作，开创了一种简明地、优雅地、诗意地讨论口头艺术的写作风格。不是匠气十足地亦步亦趋于某种写作格式，而是随着思绪的飘动，按照人的艺术精神的生发和活动状态，以诗歌般的语言极为精炼地概括艺术活动及其背后的动因和规律，这种写作姿态和气度，倒是显现出某种与古典学学者心意相通的地方。其四，优秀的人文学术成果的产出，离不开其生产者广博的人文素养和深湛的学术功力。假如有人对这一铁律表示怀疑，那么，巴·布林贝赫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曾负责部队报纸编辑工作的他在不到三十岁时就能将一部东蒙书局出版的蒙文词典从头到尾背诵下来。这种远超同侪的蒙语语文能力，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1958年内蒙古大学成立，他被点名转业到蒙文系做教师。看看他在写作本书时引用的著述，就知道他的学术修养是涵盖着从蒙、藏、佛学知识到西方文艺理论经典的宽广谱系的，其间还体现出其对蒙古民间文化信手拈来的熟稔和从容——这些知识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见诸文字文献的，没有丰富的蒙古文化体验，就不可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和阐释这些民间文化的材料。三巴·布林贝赫的诗学思想主要体现于其先后完成的《心声寻觅者的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蒙古诗歌美学论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蒙古英雄史诗诗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直觉的诗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四种专著中。以上著作皆以蒙古文撰写，一同映射了巴·布林贝赫不断开拓的诗学探索之路。如果说，在诗歌创作方面，巴·布林贝赫是蒙古新文学（主要是新诗，尤其是母语写作）的奠基人的话，在蒙古诗学体系建设方面，他也同样是奠基人——他开创了结构完整、特色鲜明、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诗学格局。乘故乡的风，听春天的喷泉，寻觅心声六十载；驭命运之马，望英雄的星群，直觉诗学五十年。这是笔者在巴·布林贝赫2009年辞世之际，用他的诗篇和著作名连缀而成的挽联，用以缅怀他一生的诗歌创作和诗学建设的卓越成果。从今天以后，无论蒙古诗学的探索朝着什么方向进发，巴·布林贝赫的诗学建树，都会是一个起点、一个标杆、一个巍然耸立着的“圆圆的山峰”4273776。自《蒙古英雄史诗诗学》蒙古文版问世以来，其影响已渐及国内外。对于中国的蒙古史诗研究而言，巴·布林贝赫开创了一种有异于他人的、立足本土美学范式的诗歌理解方式。这种新研究范式已经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当然目前还主要集中于用蒙古文撰写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中。例如，我们从赛西雅拉图、却日勒扎布、陈岗龙、额尔敦巴雅尔等多位学者的专论或述评中，就能感受到他们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多方面肯定。4273777本人拙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的结构和程式样例的遴选，也可视作对《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理论成果的某种接续和继承。就国际影响而言，蒙古国的一些学者，原本对该书就不陌生。2017年，作为在蒙古国晚近出版的“中国蒙古学经典”学术文丛中的一种，《蒙古英雄史诗诗学》的西里尔文版，由哈·苏格丽玛转写，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今后国际学界对此会有更多的借鉴和引述。该著的汉译本虽说延滞多年方得以面世，但无论就巴·布林贝赫诗学思想在蒙古文学学术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中国本土的史诗学理论建设而论，该著的学理价值在其进入汉语世界后可望形成更广泛且更深入的讨论，也必将在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留下其应有的轨迹。这是因为巴·布林贝赫的这部史诗诗学著作，不仅对于史诗研究而言，具有经典和示范意义；就一般的文学研究而言，其意义还在于如何在本土传统与国际性的学术范式之间展开学理性对话，把特定文化传统的知识体系与国际学术格局中那些分析性的、学科范式性的成果熔铸为一个充满原创性思考的阐释体系。这种孜孜矻矻的努力正是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当发扬蹈厉的学术自觉。

简介： 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涉酒作品去认识杜甫的全新视角。主要内容包括杜甫人生经历与涉酒诗文概说、涉酒诗文、解题、注释、集评五个部分。选录杜甫涉酒诗文共三百一十八首，基本囊括了他与酒有关联的作品。杜甫人生经历与涉酒诗文概说及解题部分，尽量用简要的文字勾勒出杜南在该阶段的人生轨迹及其涉酒诗所反映的心路历程。注释部分则抓住重难点，用简洁易明的文字加以解释，不作繁琐的考证。集评是选录后人有代表性的评价，不追求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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