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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从恩格斯到“后马克思主义”

作者: 欧阳英
出版日期:2019-01-01
浏览次数:14次
简介: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谢世,但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的步伐。马克思之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连续不断的推进与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加以续写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重要反映。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自19世纪中叶诞生至今,毫无间断地得到了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这是人类政治哲学思想史上伟大的发展奇迹。本书力求通过史论结合和尊重文本的方式,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展开深入的剖析,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之后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思想内容的变化。本书认为,从宏观上看,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有两条大的发展主线:一条发展主线是由恩格斯所开启,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发展之路;另一条发展主线是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启,以思辨为导向的理论发展之路。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对上述两条发展线索,着力加以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 政治哲学  西方国家  

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从恩格斯到“后马克思主义”

作者: 欧阳英
出版日期:2019-01-01
浏览次数:14次
简介: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谢世,但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的步伐。马克思之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连续不断的推进与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加以续写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重要反映。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自19世纪中叶诞生至今,毫无间断地得到了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这是人类政治哲学思想史上伟大的发展奇迹。本书力求通过史论结合和尊重文本的方式,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展开深入的剖析,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之后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思想内容的变化。本书认为,从宏观上看,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有两条大的发展主线:一条发展主线是由恩格斯所开启,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发展之路;另一条发展主线是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启,以思辨为导向的理论发展之路。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对上述两条发展线索,着力加以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 政治哲学  西方国家  

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从恩格斯到“后马克思主义”

作者: 欧阳英
出版日期:2019-01-01
浏览次数:14次
简介: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谢世,但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的步伐。马克思之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连续不断的推进与发展,这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加以续写的过程,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重要反映。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自19世纪中叶诞生至今,毫无间断地得到了长达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这是人类政治哲学思想史上伟大的发展奇迹。本书力求通过史论结合和尊重文本的方式,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展开深入的剖析,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之后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思想内容的变化。本书认为,从宏观上看,马克思之后的政治哲学思想有两条大的发展主线:一条发展主线是由恩格斯所开启,以实践为导向的思想发展之路;另一条发展主线是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启,以思辨为导向的理论发展之路。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对上述两条发展线索,着力加以了系统的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 政治哲学  西方国家  

大陆新儒学评论.2017卷

出版日期:2018-01-01
浏览次数:72次
简介: 为了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大陆新儒学的实质及其发展的历史,也为了让人们对大陆新儒家的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我们特编辑了这本论文集,希望对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朋友有所助益。
关键词: 新儒学  哲学  现代思想史  中国文化  论文集  

宋代《论语》诠释研究

作者: 唐明贵
出版日期:2018-01-01
浏览次数:118次
简介: 本成果结合宋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集中研究宋儒以《论语》《四书》命名的《论语》诠释著作,通过对诠释文本具体细致而又全面系统的研究,勾勒宋代《论语》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宋代《论语》诠释的特点和规律,探寻经学与理学的关系。

陶冶性的讲演集

出版日期:2018-01-01
浏览次数:8次
简介: 汝信《克尔凯郭尔文集》(10卷本)中文版即将与读者见面了。这部选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编选和组织翻译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选集收入克尔凯郭尔的主要著作,并直接译自近年来出版的经过精心校勘的丹麦文《克尔凯郭尔全集》,内容准确可靠,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这对于中国读者正确理解这位丹麦哲学家的思想将会有所裨益。在西方哲学史上,克尔凯郭尔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生前默默无闻,其著作也很少有人问津,但过了半个世纪,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他对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雅斯贝尔斯曾经这样说:“目前哲学状况是以下面这个事实为特征的,即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两位哲学家在他们生前受到忽视,以后长时期内一直在哲学史上受人轻视,而现在他们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不断地增长。黑格尔以后的其他一切哲学家正越来越失势而引退,而今天这两个人则不容争辩地作为他们时代的真正伟大思想家而站了出来。”(《理性与存在》)他甚至说,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使我们睁开了眼睛”。雅斯贝尔斯的这些话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一般的意见。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确实代表了在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另一种以突出个人为特征的西方社会思潮,而与强调精神的普遍性的黑格尔主义相对立。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存在”只不过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抽象的环节,那么从个人的角度去深入地探索和反思“存在”(“生存”)的意义则是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的。克尔凯郭尔哲学是极其个性化的,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性格、情感、心理、理想和追求都深深地渗透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因此我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需要用一种与通常不同的诠释方式。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哲学史上的事实和活动有这样的特点,即: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这种看法可以适用于像康德那样的哲学家,我们几乎可以完全不去了解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而照样能够读懂他的著作,因为机械般的有秩序的书斋生活似乎没有给他的思想增添什么个性色彩,正如海涅所说,“康德的生活是难以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但是,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黑格尔的看法则是完全不适用的。克尔凯郭尔的全部思想都和他的个人生活和体验紧密相连,他的许多著作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精神自传的性质,从中我们可以聆听到他在各种生活境况下的内心的独白和生命的呼唤。他自己曾坦率地承认,“我所写的一切,其论题都仅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因此,要理解他的哲学,首先需要弄清楚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他短暂的生命中究竟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对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关于克尔凯郭尔个人生活的传记材料,应该说是相当丰富的。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写过不少著作,而且至今仍然是研究的热门题目。克尔凯郭尔本人仿佛早已预见到这一点,他在《日记》中说过,不仅他的著作,而且连同他的生活,都将成为许多研究者的主题。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中有不少是以个人生活经历和体验为背景的,此外他还留下了篇幅浩瀚的日记和札记,这些资料不仅是他生活的真实记录,而且是他心灵的展示。他虽然生活在拿破仑后欧洲发生剧变的时代,却一直藏身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不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区区小事,对我来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他孤独地生活,却不断地和周围的人们和环境发生尖锐的矛盾,在他的生活中激起一阵阵的波涛。对他的思想发展和著述活动影响最大的有四件事:作为儿子与父亲的紧张关系,从猜疑到最后和解;作为恋人与未婚妻关系的破裂;作为作家与报刊的论争以及作为反叛的基督徒与教会的冲突。1813年克尔凯郭尔生于哥本哈根的一个富商之家,他从小娇生惯养,过着优裕的生活,却从来没有感到童年的欢乐,他是作为一个不幸的儿童而成长起来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生来就有生理上的缺陷,使他自己不能像别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而深感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痛苦的原因就在于“我的灵魂和我的肉体之间的不平衡”。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从父亲那里所受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马可·克尔凯郭尔出身贫寒,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依靠个人奋斗和机遇,由一名羊倌而经商致富,成为首都颇有名气的暴发户。这位老人以旧式家长的方式治家甚严,他笃信宗教,对子女们从小进行严格的宗教教育,教他们要敬畏上帝,向他们灌输人生来有罪,而耶稣的慈悲就在于为人们承担罪恶,被钉上十字架来人为赎罪这一套基督教思想。这在未来哲学家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烙痕,既使他终身成为虔信的基督徒,又在他的内心深处播下了叛逆的种子。克尔凯郭尔后来批评他父亲的这种宗教教育方式是“疯狂的”、“残酷的”,他常说,他是没有真正的童年的,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回忆说,“从孩子的时候起,我就处于一种巨大的忧郁的威力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感到自己多么不幸”。“作为一个孩子,我是严格地按基督教精神受教育的:以人来说,这是疯狂地进行教育……一个孩子疯狂地扮演一个忧郁的老头。真可怕啊!”问题还不在于严格的宗教灌输,而在于他这个早熟的儿童以特有的敏感觉察到在他父亲表面的宗教虔诚底下掩盖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一种有罪的负疚感在折磨着父亲,使之长期处于某种不可名状的忧郁之中。他说,他父亲是他见过的世上“最忧郁的人”,又把这全部巨大的忧郁作为遗产传给了他这个儿子。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有一次父亲站在儿子面前,瞧着他,感到他处于很大的苦恼之中,就说:“可怜的孩子,你是生活在无言的绝望中啊。”父亲的隐私究竟是什么,克尔凯郭尔始终没有明说,但有一次从他父亲醉酒后吐露的真言中多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对父亲的道德行为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深感困惑和痛苦,这种对父亲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了他的沉重的精神负担,给他的一生蒙上了阴影。他自己这样说过,“我的出生是犯罪的产物,我是违反上帝的意志而出现于世的”。克尔凯郭尔一家从1832年起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幸事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家庭主妇和三个儿女陆续去世,只剩下年迈的父亲和两个儿子。这对这位老人来说自然是莫大的精神打击,过去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儿,上帝保佑他发财致富并有一个舒适的幸福家庭,现在则认为无论财富、名望或自己的高龄,都是上帝借以惩罚他的有意安排,要他眼看着妻子儿女一个个地先他而死去,落得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世上受折磨。他觉得自己是盛怒的上帝手心里的一个罪人,成天生活在恐惧中,并预感到他的还活着的两个儿子也将遭到不幸。家庭的变故和父亲的悲伤心情也同样使克尔凯郭尔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把这称为“大地震”。在他的《日记》中记述说,那里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我怀疑我父亲的高龄并非上帝的恩赐,倒像是上帝的诅咒”,“我感到死的寂静正在我周围逼近,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一个死在我们所有女子之后的不幸者,看到埋藏他的全部希望的坟墓上的十字架墓碑。整个家庭必定是犯了什么罪,而上帝的惩罚必定降临全家;上帝的强有力的手必然会把全家作为一次不成功的试验而扫除掉”。他相信父亲的预言,就是所有的子女都至多活三十三岁,他自己也不例外。实际上他虽然照样享受着愉快的生活,内心里的痛苦和折磨却使他甚至起过自杀的念头。在《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刚从一个晚会回家,在那里我是晚会的生命和灵魂;我妙语连珠,脱口而出,每个人都哈哈大笑并称赞我,可是我却跑掉了……我真想开枪自杀。”克尔凯郭尔父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曾导致父子分居,但父亲作了很大努力去改善关系,向儿子作了坦诚的忏悔,儿子深受感动,与父亲重新和解,并更加坚信上帝确实存在。双方和解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克尔凯郭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父亲在星期三(9日)凌晨2时去世。我多么希望他能再多活几年呀,我把他的死看做他为了爱我而做出的最后牺牲;因为他不是离我而死去,而是为我而死的,为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使我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人。”他说,从父亲那里继承得来的所有东西中,对父亲的追忆是最可珍爱的,他一定要把它秘密保存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能发现这种特殊的父子关系所留下的深深的印痕,这是解读他的哲学思想时必须密切注意的。除了父亲以外,对克尔凯郭尔的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是一位姑娘雷吉娜·奥尔森,他们之间短暂而不幸的恋爱,在哲学家脆弱的心灵上造成了永远不能愈合的创伤。他初次邂逅雷吉娜是在1837年,当时他正处于自我负罪感的精神痛苦中,结识这位少女给了他重新获得幸福的希望。据他自己说,他一开始就感到“我和她有无限大的区别”,然而在结识她之后的半年内,“我在自己心里充满着的诗情比世界上所有小说中的诗情加在一起还多”。父亲死后,他下定决心向她求婚并得到同意,他感到自己无比幸福,后来他写道:“生活中再没有比恋爱初期更美好的时光了,那时每一次会面、每看一眼都把某种新东西带回家去而感到快乐。”但这种幸福感很快就消逝了,他说,在订婚后的第二天,“我内心里就感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悔恨不已,“在那个时期内,我的痛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克尔凯郭尔究竟为什么刚订婚后就反悔,他自己并没有说得很清楚,看来这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经过短暂的幸福,他又陷于不可克服的忧郁之中。雷吉娜对此也有所察觉,常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快乐过,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你总是这个样子。”但她确实爱上了他,甚至几乎是“崇拜”他,这使他深为感动。他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忏悔者,不是这样忧郁,那么同她结合就是梦寐以求的无比幸福的事了。可是这样就必须对她隐瞒许多事情,把婚姻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上,这不可能使他心爱的人幸福。因此他竭力设法解除婚约,雷吉娜却不愿与他分手,再三恳求他不要离开她。他却克制内心的痛苦,不为所动,坚决退回了订婚戒指,并写信请求她“宽恕这样一个男人,他虽然也许能做某些事,却不可能使一个姑娘获得幸福”。后来他自己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痛苦时期:不得不表现得如此残酷,同时又像我那样去爱”。据他在《日记》里的记述,在分手后他哭了整整一夜,但第二天却又装得若无其事和往常一样。他时刻想念雷吉娜,每天为她祈祷。后来雷吉娜另嫁别人,而克尔凯郭尔始终保持独身,对她一直不能忘怀。他说:“我爱她,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我也永远不会再爱别人”,“对我来说,只有两个人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已故的父亲和我们亲爱的小雷吉娜,在某种意义上,她对我来说也已经死了”。直到他们解除婚约五年后,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一天我不是从早到晚思念着她。”三年后他又说:“是的,你是我的爱,我唯一的爱,当我不得不离开你时,我爱你超过一切。”其间他也曾试图与雷吉娜恢复关系,但未能成功,终于他意识到他已永远失去了她。他说:“我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唯一的爱。”于是他才倾全力于著作活动,他在《日记》中明确指出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雷吉娜:“我的存在将绝对地为她的生活加上重音符号,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工作也可以被看作是为了尊敬和赞美她而竖立的纪念碑。我把她和我一起带进了历史。”他说,抛弃了雷吉娜,他不仅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了文学生涯,“是她使我成为一个诗人”,他的遗愿就是死后把他的著作献给雷吉娜以及他已故的父亲。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拼命写作,有的著作实际上是为了向雷吉娜倾诉衷肠,是给她的“暗码通信”,如果不了解其背景,别人是难以充分理解的。前面我们着重叙述了克尔凯郭尔和父亲的关系以及他的爱情悲剧,因为这对于理解这位哲学家其人及其著作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生活经历和生存体验才使他成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他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是怎样被教育成一个作家的,且不说我和上帝的关系,我就应该回答说,这要归功于我最感激的一位老人和我欠情最多的一位年轻姑娘……前者以他的高尚智慧来教育我,后者则以她那种缺乏理解的爱来教育我。”他还特别强调,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正因为他失去了雷吉娜,如果他和她结了婚,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他自己了。他注定不能享受家庭幸福,他是一个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最不幸的人”。在克尔凯郭尔失恋以后,他的创作活动达到了高潮,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并出版了十几部著作。由于他继承了巨额遗产,可以自费出版自己的著作,使他的思想成果得以留传于世。但是,当时他的著作却没有多少读者,有的重要代表作仅销售数十册,社会影响也微不足道。克尔凯郭尔自己曾提到,《哲学片断》一书出版后,始终无人注意,没有一处发表评论或提到它。他为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而深感痛苦,他说,“本来我写这些东西似乎应该使顽石哭泣,但它们却只是使我的同时代人发笑”。但他一向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富有天才,曾这样写道,“我作为一个作家,当然使丹麦增光,这是确定无疑的”,“虽然在我的时代无人理解我,我终将属于历史”。克尔凯郭尔原以为自己只能活到三十三岁,因此他把出版于1846年的《〈哲学片断〉一书的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当作自己“最后的”著作而倾注了全部心血。他感谢上帝让他说出了自己需要说的话,觉得在哲学方面已经不需要再写什么别的了。他本打算就此搁笔,隐退到乡村里当一个牧师了此一生。结果却出乎他自己的预料多活了九年,而且又重新拿起了笔,原因是他同报刊发生冲突,进行了一场论战,即所谓“《海盗报》事件”,这对他的晚年生活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当时的丹麦,《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就其政治倾向来说,《海盗报》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用嘲笑和讽刺的方法抨击专制保守和落后的社会现象,但刊物的格调不高,经常利用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这份周刊在一般公众中很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却引起后者极度不满。克尔凯郭尔认为《海盗报》是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刊物,受到它的赞扬实无异于对他的莫大侮辱,于是他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和揭露《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差不多在1846年整整一年内,《海盗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对他的为人竭尽揶揄讥讽之能事,甚至就他的生理缺陷、服饰、家产、生活习惯等大做文章,并配以漫画。那时漫画还是颇为新鲜的东西,上了漫画也就成为公众的笑料。这深深地伤害了克尔凯郭尔的自尊心,甚至他在街上也成为顽童们奚落嘲弄的对象。他原先以为在笔战中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无情的现实却使他极度失望。他不仅没有获得人们的同情,反而感到人们因他受嘲弄而幸灾乐祸。他在《日记》中说,“我是受嘲笑的牺牲者”。他觉得自己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面对广大的情有敌意的公众,他说,“如果哥本哈根曾有过关于某人的一致意见,那么我必须说对我是意见一致的,即认为我是一个寄生虫、一个懒汉、一个游手好闲之徒、一个零”。又说:“对于全体居民来说,我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半疯癫的人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与人来往,性情也更孤僻了,当他每天上街作例行的散步时,唯一“忠实的朋友”就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把雨伞。《海盗报》事件使克尔凯郭尔得出结论,认为一般人都没有独立的主见,在所谓舆论、报刊的影响下,人人就完全被湮没在“公众”之中了。在他看来,多数人总是错的,真理只是在少数人手里。因此,他因自己的孤独而感到骄傲。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我就像一株孤独的松树,自私地与世隔绝,向上成长,站在那里,甚至没有一个投影,只有孤单的野鸽在我的树枝上筑巢”。不过这一事件也使他改变了想隐退去当乡村牧师的想法。“一个人让自己被群鹅活活地踩死是一种缓慢的死亡方式”,他不愿意这样地去死,他觉得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得“留在岗位上”继续写作。不过从1847年起,他的著作的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前一时期主要探讨美学的、伦理的和哲学的问题完全转向了宗教的领域。1847年5月5日,克尔凯郭尔过了34岁生日,当天他写信给哥哥,对自己居然还活着表示惊讶,甚至怀疑自己的出生日期是否登记错了。过去他从未认真考虑过33岁以后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活了下来,怎么办?这是他面临的新问题。他感到上帝可能有意赋予他特殊使命,让他为了真理而蒙受痛苦,同时作为真理的见证人而向他的同时代人阐明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真义。怀着这样的使命感,他写了一系列“宗教著作”。他在说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观点时说,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基督教”。这确实是真的,不过他对基督教和怎样做一个基督徒有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不仅和官方教会的正统观点不同,有时甚至公开唱反调。随着他的“宗教著作”的陆续出版,他和教会的分歧及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化,终于爆发为公开的冲突。他激烈地批评丹麦教会,要求教会当局公开承认自己违背了基督教的崇高理想并进行忏悔。他指责教会已不再能代表《新约》中的基督教,认为他们的讲道不符合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觉得对这种情况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同时要向公众阐明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基督徒。这就导致他和教会的关系彻底破裂。克尔凯郭尔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在同教会的激烈对抗中度过的。过去他写的大部头宗教著作,很少有人认真阅读,因此一般公众并不十分了解他在思想上与教会的严重分歧。于是他改变方式,在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21篇文章,还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并一反以往喜欢用笔名的习惯做法,都署自己的真名发表。这些文章和小册子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没有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批判性和揭露性很强。他公然向教会的权威挑战,指名批判自己过去的老师、新任丹麦大主教马腾森,对教会进行的宗教活动以及教士们的生活、家庭和宗教职务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甚至公开号召人们停止参加官方的公共礼拜,退出教会。但是,克尔凯郭尔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全力发动攻击,马腾森和教会当局却始终保持沉默,轻蔑地置之不理,他企图唤起人们反对教会也徒劳无功,除了得到少数年轻人同情外,遇到的只是公众的冷漠和敌意。他大失所望,再次陷于孤立的困境,在这个时期内他拒不见客,与外界断绝往来。他的唯一在世的哥哥彼得那时在教会中已身居要职,他们之间的最后一点兄弟情谊也就此终结了。1855年10月2日,克尔凯郭尔在外出散步时发病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自己意识到末日将临,说“我是到这里来死的”。在医院里,他拒绝了哥哥彼得的探视,拒绝从神职人员那里领受圣餐。他同意童年时期的朋友波森来探望,波森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起初说“没有”,后来又说:“请替我向每一个人致意,我爱他们所有的人。请告诉他们,我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别人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看起来我的一生像是骄傲自大和虚荣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不比别人好。我过去这样说,而且总是这样说的。我在肉中扎了刺,因此我没有结婚,也不能担任公职。”在去世前,他还向人表示,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幸福和满足,唯一感到悲哀的是他不能和任何人分享他的幸福。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终年42岁。这个反叛的基督徒的葬礼还为教会制造了最后一次麻烦,他的外甥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抗议教会违背死者的意愿,擅自决定由牧师主持葬礼。葬礼只得草草结束,他被安葬于家庭墓地,但却没有设立墓碑。过去他在《日记》里曾写道,在英国某地,有一块墓碑上只刻着“最不幸的人”这几个字,可以想象并没有人埋藏在那里,“因为这墓穴是注定为我而准备的”。结果却是他死后墓地上连这样的一块墓碑也没有。他的遗嘱指定把他所剩无几的遗产赠给他念念不忘的雷吉娜,也遭到她的拒绝。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年迈的雷吉娜才说出了真心话:“他把我作为牺牲献给了上帝。”综观克尔凯郭尔短暂的一生,他的生活经历虽然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其内在的精神发展却充满矛盾、冲突、痛苦,有着无比丰富复杂的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迫使他深入地思考和探索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和个人的价值,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和宗教思想里。他虽然总是从他个人的视角和以他个人的独特方式去对待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现代社会里的人普遍关心和感兴趣的,因此具有现代的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认真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原因。本选集的出版得到了丹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致谢。

35位著名学者纵论马克思主义

出版日期:20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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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18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组织院内外著名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等,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5位著名学者纵论马克思主义》收录的就是这些论文。

齐泽克精神分析学文论

作者: 赵淳
出版日期:2018-01-01
浏览次数:19次
简介: 厚实的文本考证、缜密的抽象思辨、严格的逻辑论证和合理的课题结论,这些是衡量一部学术专著是否能够达成预设的学术目标的重要标准,也是笔者在学术研究中用以要求和鞭策自己的基本原则。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前提下,本书力图在整合西方学界之里程碑式的著名学者——拉康、弗洛伊德、马克思、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人的相关学术要点的基础之上,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将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数十部理论专著中所包含的相关理论节点置于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西方人文思想平台上,通过对齐泽克一系列的虽晦涩难懂、频遭误读,却又广为流传的基本术语——这些术语很多都源自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做出追根溯源、条分缕析的理论解析,以期对齐泽克之文学观做出阶段性的揭示、阐释和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成名已久的齐泽克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现为瑞士欧洲研究生院(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哲学教授、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与哲学学院研究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人文学院国际理事。早在近20年前,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便对齐泽克做出过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他认为齐泽克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欧洲涌现出的最伟大、最光辉的精神分析学——从广义上说,文化理论——倡导者”3430597。而对于西方学界的其他人来说,齐泽克则常常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哲学家”。齐泽克1949年出生于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斯洛文尼亚曾经是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一部分,1991年独立。虽然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南斯拉夫控制很严,青年时代的齐泽克还是设法接触到了某些西方电影、英国侦探小说、德国唯心主义、法国结构主义,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学说。在卢布尔雅那大学,齐泽克1975年获得硕士学位、1981年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他去了巴黎,师从拉康的女婿阿兰-米勒(Jacques Alain-Miller),开始研究拉康及其精神分析学。1985年,他返回卢布尔雅那,投身政治,但并不成功。齐泽克的第一本英语学术专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出版于1989年,这本书给予了他极高的国际学术声誉。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了似乎无穷无尽的学术著作写作历程。在此,有必要提及的一点就是,齐泽克精通六门语言,其主要著作都是以英语写成。实际上,唯一能与他那永远不知疲惫的演说一较高下的就只有他的那些足以等身的著作了。他的学术专著写作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莎拉·凯(Sarah Kay)在其《齐泽克:一个批判性介绍》中以略带讥讽的语气说道:“就像其他的知识分子超级明星一样,齐泽克也在冒着写得比读得快的风险,有时他的写作甚至比他的思想还快。”3430598齐泽克正式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是从1999年《外国文学》期刊上的一篇介绍性文章开始的。自那以后,齐泽克数度应邀来华做学术访问。2002年,在中国大陆推出齐泽克代表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译本之后,他的学术著作在几年之间就迅速蹿红。齐泽克以天马行空式的说话方式和写作风格,以及擅长将精神分析、政治和黄色笑话融为一体而著称。他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学、意识形态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被称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齐泽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同时也是最深奥、最晦涩的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大家,以及最学术、最权威的大众文化批评大师之一;另一方面,他的著作里又充满了粗俗的黄色笑话。实际上,其作品中的黄色段子之多,以至于齐泽克专门将它们收集到一起,出了一本名为《齐泽克段子集》(Žižek's Jokes,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4)的书。要继承、光大和整合拉康、马克思、黑格尔、谢林、康德等伟大学者的思想并不算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情,惊世骇俗的是,齐泽克竟然能够采用黄色段子将深晦的精神分析学和抽象的哲学带进市井百姓的生活之中。在欧洲和美国,通过齐泽克的段子,哪怕是一个没有任何学术素养的贩夫走卒亦能大致明白那些长期被锁在大学象牙塔之中的艰深理论。某种程度上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极具个性的齐泽克犀利地、不可阻挡地解构了传统的高雅学术。正因如此,今日的齐泽克名满天下,人们对其赞誉有加,而谤亦随之。在过去的20多年间,齐泽克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了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对象。通过笔者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卢布尔雅那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查询和整理,近年来,国外研究齐泽克的主要英语著作有:(一)对齐泽克的概述性研究,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莎拉·凯《齐泽克:一个批判性介绍》(Sarah Kay:Žižek: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UK:Polity Press,2003)、莱克斯·巴特勒《斯拉沃热·齐泽克:活着的理论》(Rex Butler:Slavoj Žižek:Live Theory,New York:Continuum,2005)、劳伦斯·西蒙斯《你想知道关于齐泽克的一切(但却不敢去问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Laurence Simmons:Everything You wanted to know about Slavoj Žižek(but were afraid to ask Alfred Hitchcock),UK:Taylor & Francis Ltd.,2007],保罗·鲍曼和理查德·斯坦普《齐泽克真相》(Paul Bowman & Richard Stamp:The Truth Of Žižek,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07)、凯尔西·伍德《齐泽克:读本指南》(Kelsey Wood:Žižek:A Reader's Guide,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2),等等。(二)从哲学视角研究齐泽克,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法比奥·维哈伊和黑科·菲尔德勒《超越福柯》(Fabio Vighi & Heiko Feldner:Žižek:Beyond Foucault,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7)、艾德里安·约翰逊《齐泽克的本体论:主体性的先验唯物主义理论》(Adrian Johnston:Žižek's Ontology:A Transcenden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Subjectivity,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8)、弗雷德里克·德普尔特尔《后现代哲学中的基督:吉亚尼·瓦蒂莫、勒内·吉拉尔德和斯拉沃热·齐泽克》(Frederiek Depoortere:Christ in Postmodern Philosophy:Gianni Vattimo,Rene Girard,and Slavoj Žižek,Edinburgh:Bloomsbury T&T Clark,2008)、托马斯·布罗柯尔曼《齐泽克和海德格尔:与技术资本主义相关的问题》(Thomas Brockelman:Žižek and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 capitalism,London:Continuum,2008)、法比奥·维哈伊《论齐泽克的辩证法:剩余、减法、崇高》(Fabio Vighi:On Žižek's Dialectics:Surplus,Subtraction,Sublimation,London:Continuum,2010)、帕特里克·麦卡蒂《齐泽克:摇滚明星哲学家》(Patrick McCarty Ph.D.:Slavoj Žižek:Rockstar Philosopher,Chicago:ICG,2015),等等。(三)从精神分析视角研究齐泽克,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马修·夏普《斯拉沃热·齐泽克:实在界的一小片》(Matthew Sharp:Slavoj Žižek:A Little Piece of the Real,Burlington:Ashgate,2004)、琼斯·欧文《齐泽克和与他同时代的人:斯洛文尼亚拉康主义的出现》(Jones Irwin:Žižek and His Contemporaries:The Emergence of Slovenian Neo-Lacanianism,New York:Continuum,2013)、谢利·布利维克《穿过拉康和齐泽克的快乐》(Shelly Brivic:Joyce through Lacan and Žižek,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等等。(四)从政治视角研究齐泽克,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艾德里安·约翰逊《巴迪欧、齐泽克和政治转换》(Adrian Johnston:Badiou,Žižek,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9)、马修·夏普和杰夫·波切尔《齐泽克和政治:一个批判性介绍》(Matthew Sharpe &.Geoff Boucher:Žižek and Politics: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克里斯·麦克米兰《齐泽克和共产主义战略:论全球资本主义之否定基础》(Chris McMillan:Žižek and Communist Strategy:On the Disavowed Foundat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肖恩·霍默《斯拉沃热·齐泽克和激进的政治》(Sean Homer:Slavoj Žižek and Radical Politics,London:Routledge,2016)、雅各布·罗利森《必要性的革命:在雅克·埃卢尔和斯拉沃热·齐泽克写作中的语言、技术和自由》(Jacob Rollison:Revolution of Necessity:Language,Technique and Freedom in the Writings of Jacques Ellul and Slavoj Žižek,New York:Atropos Press,2016),等等。(五)从大众传媒视角研究齐泽克,按照时间顺序,主要有:保罗·A.泰勒《齐泽克和传媒》(Paul A.Taylor:Žižek and the Media,New York:Polity Press,2010)、马修·弗利斯菲德尔《符号界、崇高和斯拉沃热·齐泽克的电影理论》(Mathhew Flisfeder:The Symbol ic,the Sublime and Slavoj Žižek's Theory of Fil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2)、马修·弗利斯菲德尔和路易斯-保罗·威利斯《齐泽克和传媒研究:超越拉康》(Mathhew Flisfeder &.Louis-Paul Willis:Žižek and Media Studies,Beyond Laca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而国内的齐泽克研究专著,按时间顺序,主要有:万书辉《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解释》(巴蜀书社,2007)、韩振江《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刘世衡《难以摆脱的幻象缠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莫雷《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于琦《齐泽克文化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人民出版社,2014),等等。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齐泽克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对其意识形态理论、主体理论、精神分析学和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方面的介绍、梳理、分析和批评上。尚未发现国外和国内学界在精神分析学题域的广袤学术空间内,对齐泽克文学观做系统而又完整的研究,因此,本书的学术有效性和价值性似可成立。一提到精神分析学,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诚然,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学摆脱了过去的唯心和抽象,寻到了重新切入人的精神与灵魂的路径:性别和性行为,从而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身体的“性”这个实在之物为精神分析学提供了某种客观的基础,令其实现了“硬着陆”。对精神分析学来说,弗洛伊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当这门学科发展到今天,情势却已大为不同。如果说精神分析学就像一座戒备森严、轻易不为外人所知的城堡,那么弗洛伊德就是进入城堡的那座吊桥。没有这座吊桥,我们进不了城;一旦通过吊桥进入精神分析学这座奇妙的殿堂,这座吊桥对我们的意义便不再那么大了。反过来说,如果老是执着和纠缠于弗洛伊德那座吊桥,那就表明,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中,我们实际上还没入门。后来的拉康致力于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做语言学的改造和提升。如此,在拉康那里,身体显然便是用语言构建而成,所谓自我主体不过就是语言的副产品而已,语言的动力是先验能指菲勒斯,亦即phallus。phallus的原意是“阴茎”,而在精神分析学领域,国内学界通常将其音译为“菲勒斯”。拉康挑战语言乃为交际而存在这一观点,认为语言是先在的,因此主体被外在的异己性抽空,主体只不过是先在于他的、独立于任何主体的语言系统的一个能指而已,这个系统同时也为其他主体所利用。在拉康的理论链条上,一端是先验的菲勒斯,另一端是被抽空的主体,似乎并未给历史留下位置。所以,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为詹明信)精准地评述道,虽然精神分析学也是一种唯物主义,但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各自加以非中心化的领域颇为不同:一为性,一为社会历史的阶级动力”3430599。这就明确地把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了。对弗洛伊德而言,支配社会法规的是父亲的男根;对拉康而言,操控符号秩序的则是菲勒斯——他们都以身体的名义将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排斥在外,因而也就与历史唯物主义拉开了不可跨越的距离。换言之,精神分析学关注之身体的“性”便暗中将历史意识形态挡在了其问题框架的外面。在精神分析学领域,法国人拉康是集大成者,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精神分析学大师。而当下对拉康理论理解、把握和应用得最好的人无疑便是齐泽克。在当今学界,没人能够否认齐泽克在哲学、文化、文学、政治、社会等众多领域的学术成就和理论贡献。笔者建议,关于齐泽克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首先,齐泽克最主要的理论源泉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这意味着他最重要的理论力量和理论工具便主要是从这个学科中汲取的;其次,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他在为意识形态这一题旨的研究做出了自己深刻而又新颖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亦从这个分析中获得了运用其精神分析学武器的一个基本的、坚实的理论立场,这一立场为齐泽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左派身份给出了色调和方向;最后,有了行之有效的理论工具和应用那些工具的立场,齐泽克将自己的话语实践对象选定在包括流行的大众文化和各种被人们标上了或高雅或低俗的文学在内的文化、政治、哲学研究的题域之中,在这个领域,齐泽克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直面当代的文化状况,将重要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甚至自然现象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并统统将其理论化。齐泽克理论的时效性和实效性都很强,对当下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着卓尔不群、力透纸背的独特认识。具体到本书致力于研究的齐泽克文学观,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齐泽克之文学和艺术理论是围绕着拉康的the Thing(原质)这一核心概念来展开的。实际上,对齐泽克来说,原质乃是位于实在界深处的核心的不可能性(central impossibility),它不仅是文学艺术得以滥觞的本原,更是欲望的源头。在此基础之上,齐泽克认为,文学艺术在想象界(the imaginary)、符号界(the symbolic)和实在界(the real)中永远处于悖论性的中心地位,是欲望、快感、创伤、现实、意识与存在主体身上博弈的空间。因此,想象界、符号界与实在界鼎足而立,成为文学与艺术得以展开的基本依据。齐泽克指出,在拉康那里,“人的现实是由三个相互纠缠的层面构成的”3430600,亦即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这三个层面构成了拉康理论体系的三个基础性支撑,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读懂它们,决定了我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吃透拉康之精神分析学。只有彻底弄清了拉康精神分析学之基本概念、要义和线索,才能真正听清楚、听明白以精神分析学作为主要理论武器的齐泽克在文学艺术的题域之内对我们说了什么。齐泽克建议,我们不妨通过国际象棋这个游戏来对想象界、符号界和实在界这样的一个抽象而又晦涩的三元组来加以理解。为了象棋这个游戏能够进行下去,人们必须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譬如说,国际象棋中的国王、王后、骑士等都有自己的移动套路3430601,这些规则便可以被看成符号的维度,它们在符号界的层面上运行。同时,在游戏中,不同的棋子代表不同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被代表的角色,如国王、王后、骑士等,真的会出现在游戏中。每一个棋子都被赋予了能够得到游戏各方认同的不同的身份意义,这种角色身份的认同是在想象的层面上发生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想象界的意义便被揭示了出来。最后,也是最难的一点,那便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实在界。齐泽克说,“实在界是影响游戏进程的所有偶然环境的复杂集合:游戏者的智商、分散了游戏者注意力或直接中断了游戏的意想不到的干扰”3430602。笔者注意到,此处齐泽克并未直接给出他对于实在界这个概念的解释。在这句引语中,他只是告诉了我们实在界可能会产生的后果。饶是如此,笔者还是试图从中归纳出暗含的意旨:实在界就是所有那些在我们貌似不知情的情势之下,影响和扭曲了符号与想象的因素的总和。为此,齐泽克还采用了一个专门的词组对此加以描述和阐释:未知的已知(the unknown knowns)。关于此点,本书将在以下篇幅中反复论述,此处不赘。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在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隔着不可通约的缺口和不可逾越的鸿沟,实在界没有包含任何先验的、必然的对自身进行符号化的模式。齐泽克曾经在多个地方、多个时间说过,现实永远不会是它自身,或者说我们所见之现实永远并非那个真正存在于斯的现实,某一现实的构象完全可以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予以符号化。反过来说,现实也只能通过不完全的、失败的符号表征来展示自己,这意味着符号秩序总是不能完全覆盖现实,在符号界的尽头总是存在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符号债务,而文学艺术就是要对这些债务做出回应。因此,认为文学艺术乃是一种从符号界向实在界的回归便成了齐泽克之文学艺术观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指向。然而,即使如此,文学始终还是会存在大量的现行符号秩序无法表述的未知数,这既是文学得以产生的原动力,也是文学之活力所在。齐泽克晚近的新著,如《差距》(Disparities,Bloomsbury Academic,2016)、《绝对退却: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基础》(Absolute Recoil:Towards A New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Verso,2014)、《天堂的麻烦: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到历史的终结》(Trouble in Paradise: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Capitalism,Penguin,2014)、《事件:转换的哲学》(Event:Philosophy in Transit,Penguin,2014)、《最崇高的歇斯底里:与拉康同在的黑格尔》(The Most Sublime Hysteric:Hegel with Lacan,Polity,2014)3430603等,都致力于阐释和研讨文化、哲学、历史、政治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我们知道,支撑着齐泽克进行所有那些研究的,是拉康精神分析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大众文化研究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理论基石。在真正理解和把握齐泽克赖以建构其整个话语体系的最基本的范畴、概念和术语之前,如果任由齐泽克牵引着我们走进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宏大题旨之中,那我们将很有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某些更为基础的理论节点——以及隐含在那些范畴背后的相关术语和概念——做出详尽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清晰地、令人信服地论述齐泽克的文学、文化、政治、哲学等观念和立场。因此,本书主要拟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首先,齐泽克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是拉康精神分析学,其关键概念、范畴和术语也来自拉康思想体系。拉康的理论晦涩难懂,以充满了含混和多义而著称。而正是在拉康哲学与文学文本之间,齐泽克巧妙地建立了一种跨越不同语境的超文本的对话关系。在这个缝隙中,本书将尽力捕捉、澄清和阐释齐泽克所惯常采用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术语。笔者相信,这样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其次,齐泽克的知识涵盖面极广,思维极其活跃,其论证的线索如天马行空,蔓延发散。从最高深的哲学到最流行的大众文化,从最抽象的精神分析学到最粗俗的黄色笑话,齐泽克那令人目眩的跳跃性思路往往使他的读者倍感困惑而无所适从。因此,本书在比较系统地梳理、诠释和评述齐泽克文学观的同时,亦致力于对其理论想象作出必要的清理,揭示出支撑齐泽克那宏大、精深、花哨的理论殿堂的内在逻辑。最后,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通过对齐泽克著作之原文(他的主要著作都是用英语书写而成)的精读和阐释,整理和研讨当下最主流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和西方学术巨匠的文学观,将他视域中的概念体系与我们的概念相结合,并最终为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作出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理论贡献。就结构而言,本书将主要从原质(the Thing)、幻象(fantasy)、快感(jouissance)、视差(parallax)和意义(meaning)五个方面来展开研究,以齐泽克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对其文学观进行全面地梳理、阐释和评述。除了前言和结束语之外,本书主体内容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研究文学的起点。该章从齐泽克最基本的概念原质开始,通过将其与拉康的对象a、康德的物自体进行比较,厘清欲望的对象不等于欲望的原因这一论题,最后提出原质构成了齐泽克文学观的基本立足点这一论点。第二章的主旨为文学的外在驱动力,重点研究齐泽克的幻象范畴,将其置于与欲望、叙事等概念的比对之中,引出拉康的“不存在性关系”这一论断,进而揭示出齐泽克文学观中之幻象以及幻象中的欲望结构除了文学产生之外在的欲望驱动力这样一个题旨。第三章从快感这个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概念切入,深入阐释诸如符号阉割、剩余快感、穿越幻象、死亡驱力等范畴,旨在论述齐泽克文学观中之文学的内在驱动机制这一主题。第四章首先在西方人文思想史的广袤背景上从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层面梳理视角这一概念,然后转向论述拉康的凝视和齐泽克的斜目而视,最后归结到齐泽克的视差鸿沟和视差转换范畴上面,并由此推导出在齐泽克文学观中,视差乃是文学之不可或缺的生成路径这一观点。第五章具有对齐泽克文学观进行提炼和归纳的性质。此章紧扣“意义”范畴,从意义的回溯性、创伤的符号化和意义的淫荡性三个方面切入,最后顺理成章地得出在齐泽克文学观里面关于文学之意义从何而来这一个重要结论。鉴于齐泽克学识渊博,在国际上巨大的影响力,其理论传播甚广,著述颇丰,故而,本书将主要、但并不仅限于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海德格尔现象学理论等为武器,力争全方位、多视角穿透齐泽克那才思不凡、纷纭庞杂的文艺理论。本书对齐泽克文学观的研究,实则是一项具有较大的学理建构意义的工作。在理论上,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透过齐泽克建构的拉康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分析、大众文化研究这“三位一体”的多极维度,把握当下西方最主流的文艺理论研究之前沿动态;在实践上,在引进和研究齐泽克文学观的同时,我们亦看到了对其进行有益的本土化改造的可能性,这对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学界借鉴西学理论,构建自身文学理论体系,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效益。笔者如是之努力是否成功,尚待各位方家评定。
关键词: 齐泽克  精神分析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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