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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施的诠释学思想

作者: 张守永
出版日期:2019-01-01
浏览次数:41次
简介: 本书从整体上对赫施的诠释学思想进行了细致、清晰的整理,有助于了解赫施诠释学的全貌,理解赫施诠释学的目的,对于正确理解赫施的作者中心论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赫施  阐释学  思想评论  

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教学

作者: 张光陆
出版日期:2012-01-01
浏览次数:13次
简介: 教育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又该怎样做?对这些教育最本质的问题,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些答案如同回答“人是什么”一样扑朔迷离,因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对人的研究,正如爱尔维修所言,人是摆在不同人们眼前的一个模特儿,每一个教育家或教育工作者都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考察人有关教育的某些方面,谁也不能确定是否确证了教育的全部本质与全部内涵。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作为社会存在物,人都是一个未完成的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具有与生俱来的生成性本质。而教育的终极关怀与根本宗旨就在于:确立人在教育中的崇高地位,让教育融入人的生命与心灵发育成长的过程,让人行走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进而发展为富有个性的理想自我。人的未完成存在与教育价值追求的定在,决定培养人的教育只能是创造性的,决定教育学学科理论、知识不是先在的、现成的、制作的,只能是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中萌发、发展、建构的。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路上,而且是走在林中布满荆棘的路上。教育的世界里也有许多路,有通衢大道,有羊肠小道;有在场之路,也有不在场之路。教育与教育研究的魅力恰恰在于此:每条路各行其是,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信奉什么样的信念,教育只有走在崎岖的探索路上,徜徉于教育的山水之间,沉湎于教育的画卷之中,你才可以领略教育的殊异风景,领悟隐匿于丰富多彩之中的教育真谛;才有可能把准教育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辩证关系,把握教育教学工作规律的脉搏;才会发展人的自然禀赋与潜藏的善性,促使受教育对象行走在自我成长与发展的路上。“田庐弥望,海桑苍苍。”三江汇流的宁波,背依赤堇山,面朝大海。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独特的人文精神:在行走中实践,在实践中进取。追溯前人的脚步:七千年前的河姆渡祖先刀耕火种,开创了中华民族新石器时期农耕文明的先河;八百年前的唐代祖先涉江过海,开凿了沟通“黄土文明”与“海洋经济”对接的通道;百年来的中国近代、现代灿如星河的“宁波帮”儒商更是以家乡、中国、世界为起航的港口,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叱咤风云的商海奇迹。历世缅邈,宁波地域文化尽管不断注入时代的源流活水,其精神也逐渐演变为爱家兴邦的互助精神、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务实精神、信誉至上的诚信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宁波人勇于探索的生命底色永远不变。宁大人承继这种生命的底色,秉承“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校训,发扬“兼容并包、自强不息、务实创新、与时偕行”的宁大精神,在众多海内外“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的大量帮助和广泛支持下,不断探索既适应学生长远发展需要,又满足地方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使宁波大学成为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并重的地方大学。作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历史的传统与现实的需要决定其教育学的发展必须以宁波区域教育为探索的出发点与立足点,其教育学人首先必须成为宁波区域教育田园栖居者。坚持高校为地方社会、经济、文化服务,是宁波大学的办学宗旨,同样也是宁波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而实现这个崇高的使命的重要途径就是行走与实践。近十年来,宁波大学教育学科一大批教授、博士紧跟前人的步伐,深入学校、深入中小学课堂,或兼职中小学副校长,或与中小学教师互换角色,不仅在宁波区域教育田园行走,而且勇于从实践中探索教育新理念、实践教育新途径和新方法,努力做到服务地方与学术研究的统一,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成果。为了不断推出富有原创性、继创性、可操作性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不断深化区域教育研究的力度、广度、深度,经过相关教育学人的认真组织、评审,决定推出“传承与发展:教育科学探索丛书”系列学术专著。这些著述都是宁波大学教育学人多年行走与实践的心血之作。他们或纵观几代天骄的教育历史,挖掘深埋其中的教育意义;或横跨一方厚土的教育田野,实践蕴育表里的教育真谛。科学研究与学术创新的历史性特征,常常是在我们回顾探索者行走过的道路所产生的生命感动与灵魂震颤中感受到的。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起始于教育现实中的问题,承继了宁波教育先贤“行走与实践”的治学品质。行走,能够从多种因素、多个侧面、多个视角审视师与生、教与学等区域教育系统中多种矛盾对立的内容;实践,能够增长学术生命的活力与学术研究的效度与信度。风帆正举,在向“两个文明”建设进军的伟大变革中,在迎接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中,期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尤其是宁波大学教育学人,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历史的、时代的、职业的神圣使命,在区域教育中行走并实践,发出有特色、有影响的教育声音。是为序。聂秋华
关键词: 教育哲学  解释学  

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艺术哲学向度的考察与批判

作者: 张震
出版日期:2010-01-01
浏览次数:132次
简介: 中国素有“宗经”、“释经”的文化传统,并因此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经典进行与时俱进阐释之人文传统。这种传统作为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一定程度上在实践层面已经具有了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味——即“阐释经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性质与存在方式并延续至今。而西方自狄尔泰将阐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来,经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强化,以及哈贝马斯、德里达、利科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追问,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艺学的主导性思潮并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不仅基于中国本身就是一种对经典阐释的文化特性之需要、而且也是出于西方对中国现代人文研究一种影响最大的理论流派之重视,特别是加上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建设有一个“如何批判性地阐释西方经典”和“如何创造性阐释传统经典”的现实需要,对西方阐释学理论进行认真的研究、梳理和批判,就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张震在答辩时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所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研究工作。这本著作围绕“西方现代阐释学考察”和“西方现代阐释学批判”两个纬度展开,通过作者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解与创造”相结合的阐释学观念,具体体现出将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与批判性地审视其可能存在的问题相结合的可贵努力。我之所以赞赏作者的这种“结合”,是因为仅有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的梳理性研究,哪怕这种梳理很下工夫,从“理论”的角度去看也是存在缺陷的。这种缺陷突出体现为研究者不能在充分意识到“理论的主体性”前提下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可审视”的研究立场,因此也就很有可能用学界共认的且自己也不自觉的理论立场为坐标展开梳理,最终就不能使自己的西方理论研究显示独立的品格——这一缺陷,正是国内西方理论研究在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和具体结论上大同小异之根源。张震在这本专著中努力避免这样的研究状况,不管这种避免是否真正成功,也先不论作者对西方现代阐释理论的“问题发现”是否深刻与独到,但以“批判性审视西方理论”为终极目的的意识是渗透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并且建立其论著的基本架构的,我认为是作者在理论必不可少的主体性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同类研究著作中显示出鲜明而独立的特色。这并不是说对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进行细致的研究不太重要,而是说只有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一个学者才能对前人和他者的理论进行有真正价值的阐释——即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做准备,阐释的性质是必须弄清思想史上不同的理论家思想上的相异点和相通点,如此才能以有距离的而不是沉湎其中的态度将思想史上各种理论的特征与得失予以清晰的揭示,从而尽量避免以一种既有理论为不自觉的思想依托去对其它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状况。在本书中,作者从西方古代对荷马和其他诗人进行解释和考证的理智游戏和中世纪的《圣经》阐释入手,以鲍姆加登、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这些西方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人为基础,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的存在论转向为重心,以利科、哈贝马斯、德里达对存在论阐释学的反思和批判为延伸,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西方阐释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在这条线索上每个理论家与前人思想的相联系处与相区别处。在对他们的分析和甄别中,你首先看不出作者对哪个理论家的理论更欣赏、更情有独钟,也没有因为某个西方理论家更符合自己的理论口味而占据更多的篇幅,这说明作者在阐释学问题上最后更欣赏的其实是自己将要建立起来的理论和观念,也说明作者对西方各个时期的阐释学思想是一种尽量不带主观好恶的客观分析和评价——这里的客观不是指可以准确地描绘出各种阐释学理论的本真面目和本真含义,而是指对研究对象的长处和短处能有一种出于自己理论建构预期的恰当分析定位,从而多少可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研究对象因为时代变化而出现的新的阐释之“阐释之不稳定”的情况。如此一来,作者不仅避免了因为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西方阐释学上划时代的贡献而将他们的阐释学分析占据主导性篇幅,给予赫施、阿佩尔、哈贝马斯、德里达同样重要地位的阐释学介绍和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介绍和评价在作者这里是作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批判和审视而出场的。这里隐含的作者意图是:中国学者如果要建立自己的阐释学观念,不仅应该了解西方现代阐释学家是如何相互批判的,而且应该从他们的相互批判中获得尽管不能代替我们的批判但必须予以重视的批判方法之启发,所以梳理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发展,某种意义上就是分析西方现代阐释学理论家如何展开“尊重前人但又必须批判前人”的理论实践的。同时,作者对西方理论家论争关键点的细致而简略的分析还隐含着这样的意图:中国学者如果要展开对西方阐释学的批判性思考,就必须绕开和突破西方理论家之间的批判内容,而不能依附于其中哪怕一个理论家的理论作为自己批判的坐标和武器,即:西人说过的中国学者不能再说一遍,介绍西方理论家之间的批判性对话,正是为了警醒中国学者不能以西人的对话为对话。尤其是,作者还帮助我们分析出伽达默尔之后的理论家不仅是如此这般地批判伽达默尔的,也帮助我们分析出这些理论家为什么要批评伽达默尔的原因,“意义”与“含义”、“经验”与“先验”、“理解”与“批判”、“对话”与“解构”……这些有特定内涵因而不能被混淆的概念,正好揭示出后来理论家们要批判伽达默尔并且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的原因。所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试图在存在论意义上将这些概念均纳入“传统”或“前理解”之中,并不能就此解决每个理论家所认为的阐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认识论问题和文本问题。诚如作者所说:“赫施、阿佩尔与哈贝马斯对哲学诠释学的批判的立场主要是认识论的。伽达默尔尽管没有否定诠释学的认识论维度,但他对于诠释学的存在论的层面的强调,使得其哲学诠释学并未在认识论层面上真正的展开。而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这里,伽达默尔遭遇到的多方位挑战,则可以归结到文本问题:文本的意义生成和语言运作方式究竟是无限的延异与撒播,还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伽达默尔对此的回答主要着眼于理解经验的整体把握,但却缺少对作为被理解物的文本自身的运作方式的详细考察”。如果中国阐释学建设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赫施、阿佩尔、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他们的理论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学者既尊重更批判的对象呢?在这样的批判性期待中,上述各理论家的理论局限会以怎样的面目向中国读者敞开呢?事实上,从《理解的真理及其限度》中,作者提出的“理解与创造”的阐释学观念,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理论家的局限是如何在中国学者眼里开始出现的,或者准确地说,作者是努力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由中国学者进行批判后的西方理论局限之敞开的。作者认为:西方“现代诠释学极为重视创造的问题。但是,诠释学视野中的创造,实际上是包含在理解的活动之中的创造或’再创造’,因而是诠释学的固有的意义内在性的限度之内的创造。在我看来,这种创造的观念因为并未面对作品的世界构形、意义生成与真理发生的问题,因而缺乏存在论上的彻底性。存在论意义上的创造不能被限制在理解的概念的视野之中。就作品存在而言,创造是与理解相并列的基本的艺术经验。因此,诠释学把创造纳入理解概念的内涵之中,与其说是彰显了创造,不如说是遮蔽了创造”。在我看来,张震这种对于西方现代诠释学的局限的见解十分重要,因为“创造”是作为西方宗教精神二元世界的紧张关系而存在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和元意识而存在的,所以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家是直接以“创造”来作为他们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本体论命题的。像“上帝”是一种无可把握的存在一样,“创造”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灵感性存在或天才性存在。也因此,“创造”这个概念在西方并未形成专门的理论,也未有过理性意义上的方法论之探讨,但这似乎并未影响西方理论家和艺术家的创造性实践。但这种并未影响,却不能成为“创造遮蔽于理解”中是正常的理由。张震认为:“理解的存在结构乃是一种先行意义设定的封闭性的循环结构。尽管这种封闭性的循环结构具有其内在的无限性、开放性与未完成性,但是,这种无限是有意义的限度内的无限,开放乃是自循环的界域内的开放,而未完成性则是动态增殖的未完成”,这种增殖并不能回答作者所说的“作品如何从意义之‘无’向意义之‘有’的突破与生成的问题”;“与此不同,创造的存在结构则是冒险。它具有偶在与异乎寻常的特性。它是连续性的中断与悖论式的聚集。因此,创造就其存在结构而言,恰恰是理解的封闭性与循环性的中断。创造正是理解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张震如此理解“理解”与“创造”的区别,意味着在西方内含“创造”的“理解”,因为“理解”本身受制于伽达默尔意义上的“传统”和“循环”的制约,所以“创造”即便出场也不会发生“理解的断裂”现象,这样就可以把尼采和海德格尔出现,理解为他们分别衔接上古希腊的艺术精神和文化精神——这种原始酒神和筹划精神只不过是被西方理性文化传统遗忘或遮蔽了而已。但如果这样理解海德格尔的“诗性存在”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似乎又低估了两人对西方理性文化的“断裂意义”。所以,如果强调“断裂”对“理解”的突破,就应该引进“创造”,将“创造”与“理解”并列,由此才能弥补伽达默尔过于强调受传统规定的“理解”之不足。我认为注意到西方现代阐释学的如此问题,是张震在本书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中国现代阐释学何以可能”之问题。因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本身就是在“受制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制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徘徊的,因而很大程度上没有走出中西方文化思想传统所规定的视域,这样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突破两者视域的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阐释现象,自然就缺乏理论的原创性。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无论是后现代的西方阐释学,还是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阐释学与艺术解释学,在尊重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划时代贡献时,在把理解问题上升到存在论和本体论高度时,更需要将“什么样的解释”之问题纳入存在论和本体论的思考之中。如果“什么样的解释”使张震分化出“理解”与“创造”并列的结构,如果“理解”在伽达默尔那里是“理解与前理解的循环结构”,那么“创造”的内在结构是什么,就成为作者需要初步回答的问题。作者认为:“创造的存在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具有和理解相反的特征。如果理解的存在是一种循环的结构,那么,创造则是非循环、非连续的。这也就是说,与理解的意义先设相反,创造本身并不事先设定什么,因而也就不存在自我循环的可能”。某种意义上我赞同张震这样的对创造结构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思考“积累”与“创造”的关系。很多学者的看法是:没有积累怎么可能凭空创造?但都混淆了“积累”有思想性质的依附和观念材料的依附的不同性质。如果是前者,我们就会依附于儒家的“仁”为世界观,而很容易只是对“仁”做与时俱进的阐释,在我看来这就不是创造,传统的理解也没有发生中断;但如果你把儒家的“仁爱”和西方的“公正”都作为观念材料来对待,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统摄它们产生一个新的独特的概念来完成这种统摄,使“仁爱”和“公正”都不具有对观念性质的决定性,这才涉及“创造”,也才能完成传统理解的“中断”。但问题在于:非循环的创造、理解中断的创造与作品的“意义的生成”是怎样的关系?“意义的生成”该怎样规定?是能够解释所有的作品?还是只能解释一部分经典作品?意义生成的“无”和“有”该怎样进行理解才能具有“理解的中断”之性质?艺术是否具有“理解非中断”的但是仍然有“意义的生成”的现象?这些问题,我认为是在本书中展开还不够因而有待于作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这些追问,“创造”与“理解”并列的愿望最后未必不会落空。我曾经对我的研究生说:我从不要求你们接受我的看法,我更感兴趣你们能提出与学界不一样、与我也不一样、并且有充分论证和推论的观点和思想,那样我认为我才尽到培养你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的责任,但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前,你们要懂得一些基本的路径与方法,这些路径与方法包括:独特的问题、批判的意识、自己的观念生产。从本书中我已经初步看到了这样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具体的观念结论,则是可以容学界进一步讨论的。为此,我为张震这本书终于可以公开接受学界检验而欣慰。吴炫2010年8月14日于上海
关键词: 解释学  诠释学  西方国家  

重申解构主义

作者: (美)米勒
出版日期:199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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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费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王逢振1997.10.于北京
关键词: 解构主义  

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

作者: (美)卡勒
出版日期:199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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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费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王逢振1997.10.于北京
关键词: 解构主义  

从现象学到解释学

出版日期:199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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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以胡塞尔的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理论为主线,一方面介绍了作为胡塞尔思想之重要来源的布伦塔诺描述心理学,另一方面又讨论了海德格尔和存在论现象学对本质还原的再解释以及对先验还原理论的批判,并以此为契机,论列了解释学和对话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关键词: 现象学  关系  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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