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梁工（河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近年来郭晓霞致力于“女性主义神学视野下的女性文学”研究，接连得到学界好评。2009年6月，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优秀”等级通过答辩，翌年她主持的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结项。作为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她的一系列论文在多种专业性期刊上相继发表，其中登载于《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多重主体策略下的自我命名：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基督》一举赢得河南省政府2010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不久前获悉，该项目已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即将以《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之名付梓印行。欣喜之余，窃以为这些成绩的取得皆非偶然。郭晓霞多年热衷于钻研圣经文学及比较文学，勤勉以求，孜孜不倦，经年累月而终成善果——这尚在其次；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她的这项成果确有新意，呈现出一个“贵在创新”的范例。“新”在何处？谈几点心得。首先，《五四女作家和圣经》是一部选题新、立意新、理论方法新的著作，有助于深化学界对同类课题——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业已展开的研究。本书的全部论证都基于一个史实：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肇因于西方近现代学术的传入，在那场得名为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以圣经为基本经典的基督教文化充当了西学领头羊的角色。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一批中外学者敏感于这个史实，纷纷著书立说予以研讨，相继出版了美国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许正林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2161240等宏观概论式著作，酿成该课题探究的第一次浪潮。正可谓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当上述综合性论著仍在出版过程中时，另一批寻求创新的专题性著述就已接连登场，其中有王列耀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戏剧的悲剧意识》、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陈伟华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新质》、季玢的《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2161241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均扬弃了“大而全”的综论模式，而致力于对某个特定问题进行“专而深”的考察。郭晓霞的《五四女作家和圣经》即此序列中的又一新著，其笔锋指向一个以冰心、庐隐、石评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女性作家群，交织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妇女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及方法，从性别政治切入，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阈，对性别、族群、宗教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其次，郭晓霞旗帜鲜明地将“神学”思考引入五四女作家研究领域。何谓“神学”——岂非关于“神”的学问？涉足于这种学问，岂非承认了神的存在，认同了言说神、论证神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样做岂非倒行逆施，公然违背科学而助长迷信……欲澄清此类困惑，有必要回到“神学”的原点，一窥其本来面目。“神学”（theologia）一词系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首创的，特指人对“神”（thoes）的“谈论”或“逻辑表述”（logos），是人类“有关神的言论”或“逻辑推理”，其性质属于“学术探究”而非“传经布道”。在柏拉图之后的古希腊思想中，神学进而演变成“神话化的诗人想象、哲学化的智者思辨和政治化的公民实践”。2161242只是到了中世纪中后期，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语境中，神学才被教父们推演成“神之存在的论证”，且衍生出一个以“教义神学”为总揽，涵盖系统神学、启示神学、自然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道德神学和多种专题神学在内的庞大知识系统，其目的均在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性。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了“神学”的本义，将一种原本奉行客观态度和理性原则的学术思辨引入为宗教信仰张目的歧路。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文学者正在大力倡导返璞归真，回到那种无须认同教义信仰即可对宗教问题予以科学论证的“学术神学”。就此而言，郭晓霞在五四女作家研究方面做出了成功尝试。她从圣经——基督教的神圣叙事中选取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味的术语，用为释读五四女作家笔下人物和意象的关键词，诸如作为造物主和世人精神寄托对象的“女性上帝”，富于博爱、宽恕、自我牺牲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女性基督”，在俗世艰辛中放射出母爱光辉的“圣母马利亚”，反叛封建大家庭、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夏娃”等。她还擅长在“夏娃与莉莉丝2161243”模式中思考五四女作家对姐妹间真挚情谊的向往，在“夏娃与亚当”模式中分析她们对人际间美满关系的诉求——既建立男性与女性和谐相处的伊甸乐园，又营造人与人普遍和谐的多彩花园。所有这些，均借助于古老的圣经神学话语，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潜隐之意。再次，郭晓霞别出心裁且行之有效地将“妇女主义”（Womanism）用为其考量五四女作家创作的核心理论及方法论。妇女主义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一支，由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倡。针对早期女性主义者多为发达国家的中上层白人妇女，其理论常带有显见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倾向，沃克指出，“妇女主义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女性主义”，它与白人女性主义的关系犹如“紫色之于淡紫色”，2161244亦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所以能“胜于蓝”，是因为这种理论不但反对性别歧视，而且反对种族偏见和阶级压迫。它主张将蕴含于本民族神话、宗教、历史传说中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当作第三世界妇女自身经验的构成部分，主张女性遭遇外来的基督教观念时应善于从本土典籍中汲取资源；还主张充分尊重女性的种族情感，当性别意识与种族意识发生张力时，须使前者服从于后者。这种理论显然适用于释读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因为那时中国的激进女作家不仅面临着引领妇女解放的思想文化使命，而且肩负着指导民众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重任；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其实正是妇女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性别、种族、阶级这三种错综交织的矛盾关系。郭晓霞从五四女作家的主体建构、意识形态、批评策略、对待本民族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态度，及其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入手，有力论证了将妇女主义理论用于五四女性文学研究的可行性，使读者心悦诚服地认同该理论在其课题中占据了一个基础和支撑的地位。不言而喻，正是借助于妇女主义理论，这项成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示现出五四女性文学与圣经—基督教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五四女作家接受和传输圣经—基督教文化元素时既有别于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亦不同于西方女性的独到之处。郭晓霞自新千年之始便主攻以圣经文学为圆心的比较文学，十余年间与海内外学界有过多次密切交往。据我所知，她攻读硕士学位时便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首届暑期基督教密集课程学习班（2003.7—8），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访学进修一年（2007.8—2008.7，其间选修了由境外名师讲授的圣经希伯来语言等研究生课程），在许昌学院受聘为副教授后又出席了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提供赞助的高级学术研讨班（2012.6—7）。目前她正在上海师范大学师从黄铁池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课题名称为“圣经透镜中的当代美国非裔女作家研究”。这些经历无疑有助于她形成一种国际性视野，不断登上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在中国内地的学术语境中，或可认为，郭晓霞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然而“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更高远的视角俯视，这种成绩尚属于优长和缺陷并存的阶段性进步，其《五四女作家和圣经》也还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惟愿郭晓霞及那些志在登攀的莘莘学者不务虚名，埋头实干，持续钻研，常报捷讯，为中国内地的圣经文学研究与国际学术前沿真正接轨做出历史性的贡献。是为序。2013年2月9日于古都开封铁塔湖畔

简介： 本书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切入，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文化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把文论研究与文论言说者研究结合起来，打破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就理论谈理论的局限，目的是将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言说者置于政治、经济、消费、媒介、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深入探讨和剖析这些复杂因素如何形塑和建构了文论言说者的身份认同，也使文学理论产生改变。作者认为，文论言说者既要坚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承担道义、关心社会的优良品格，也应该超越原有的启蒙者的精英身份认同，与时俱进，脚踏实地，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简介： 主 编：侯长林执行 主编：张会幈特约执行主编：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范曾 袁行霈学术　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刘石（清华大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 朱明岐（上海明止堂字砖博物馆） 李浩（西北大学） 陈引驰（复旦大学） 汪文学（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杜桂萍（北京师范大学） 杜晓勤（北京大学）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 尚永亮（武汉大学） 郑杰文（山东大学） 封孝伦（贵州大学） 胡阿祥（南京大学）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 楼劲（中国社会科学院） 詹福瑞（国家图书馆） 潘殊闲（西华大学）梵净山地处我国西南，山不高而绵长，水不深而清澄，人不多而淳厚，实为天地之灵府，人间之奥壤。自明季以来，又有多种文化粹集于此，佛、道、儒互融互补，各领风骚，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诗人咏歌，嘤嘤成韵，形成了蕴大含深、多元共存的梵净山文化以及钟灵毓秀、水土平和的自然之美。职是之故，我等梵净山人既素以弘扬传统国学为己任，遂求教于当代中国之硕学鸿儒与大德君子，乃有本刊之面世，故此刊既为我等精诚之所致，亦为天地之所赐也。既有此山，乃有此刊，既有此刊，更

简介： 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派”是白话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增加，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也不断深入，成果日益丰硕。为了借鉴国外对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相互交流，对中国“现代派”诗人在国外的接受进行总结就显得更为迫切。本书的目的即是站在跨越异质文明的角度，对英语世界关于中国“现代派”诗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希望能够促进中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

简介： 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之一熊十力是将中西文化之辨引向深微之处的重要思想家。本书依照熊十力自述，从“体用不二”的宇宙论，“天人不二”的人生率和“道器不二”的治化论三个方面辩析熊氏文变等问题做出别一种回答。熊氏思想的前后期有由“举体成用”到“摄体归用”的微妙变化，但作为“天人不二”、“道器不二”之依据的“体用不二”却是其贯穿始终的措思宗趣所在。

简介： （代序）中国西部文学地理学，是借助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系统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及其迁移，地区景观对作家风格和区域文学风格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学的关系，民族融合对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的跨学科课题，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文学中的人地关系。西部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文学赖以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套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学”，这是有道理的。西部文学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是“高迥沉寂空旷恒大”的内陆（昌耀《内陆高迥》），它雄奇、辽阔、神性，然而又干旱、寒冷、贫穷，它以博大包容一切，以坚毅忍耐一切。西部养育了它的本土作家，也吸纳那些败北的“失道者”，赋予他们灵感、素材，塑造了他们卓绝的人格和西部文学的独异秉性。尽管对西部文学之“西部”的界定存在分歧，但考虑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我认同将西部文学的“西部”界定为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加西藏和内蒙古中西部。这个西部，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一 研究的历史回顾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从先秦以后的《诗经》《楚辞》研究中已见端倪。此后，从地域文化角度评论作家与作品，在历代的文集、诗话中时有出现。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出现了以地理为本位的文化地理研究和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前者以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年）为代表，后者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年）为代表。在20世纪中间时段，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成果甚少。金克木1986年发表于《读书》第4期《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是新时期最早系统性地提出文学地理研究构想的论文。他认为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而缺乏以面为主、立体的和时空合一的多维研究。他提出的文艺地理学研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分布，二是轨迹，三是定点，四是播散——文艺的地理分布，作家作品及文体、风格的流传道路，文学艺术流派的集中发展地点，不同艺术流派的传播情况。21世纪以来，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提出了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四个主要问题：一是地域文化的问题，二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和流放地，三是大家族的迁移，四是文化中心的转移。2006年，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导论中对中国文学的地理学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理论构想、体系建构和研究方法。邹建军是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他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和《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中分别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八个问题和十个关键词，并将与文学地理学相关同时又容易混淆的几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比如，文学地理学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空间批评、生态环境批评等的联系和区别。中国文学地理学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理学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但其中已经涉及文学地理学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西部文学”概念，本身包含着文学地理（地区）意识的觉醒，但早期的西部文学研究，主要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强调的是西部文学的“文化”特征而非“地理”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部研究西部文学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中涉及西部文学的地理问题，尤其是肖云儒在《中国西部文学论》第二章《中国西部自然和人文地理特色及其对文化艺术的影响》和李兴阳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第二、三章对作者身份的界定和自然景观的描述。余斌是较早在宏观层面从地理角度界定西部文学的学者，他在《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5期）从民族地理、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三个方面，对西部文学的地理范围作了界定。早期从地理角度研究西部文学的多为西部作家论和作品论，李镜如《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地方特色》（《固原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张贤亮小说的鲜明地方特色，表现在他善于抒写自己熟悉和热爱的自然景物、地方风光等地理环境，也得力于富有大西北浓郁乡土生活气息的语言（方言）。颜纯钧在《张承志和他的地理学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敏锐地捕捉到张承志创作中的“地理学”问题，并对他的作品中各种“地理”因素做了细致的分析。姑丽娜尔·吾甫力在《维吾尔文学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视角》（《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以艾合买提·孜亚依叙事长诗《热比亚与赛丁》为例，分析了作者对喀什的地域文化意识赋予作品的地域文化色彩。梁璐以人文地理学者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对当代陕西文学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的特点、成因及其变化做了相当细致的考察和分析，3954760由于她跨学科的视野和图表、统计方法的运用，给我们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西部文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启示。通过以上对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看出，运用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中国西部文学，尽管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还处在探索的阶段。把产生于具有地理相似性的西部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被文学史忽视的空间维度，在文学史的线性时间之外，拓展和丰富文学研究的内容。所以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的拓展上，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二 西部文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文学地理作为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是研究文学史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中国西部独特的地理状况（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影响西部文学整体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地理分布的历时变迁，会带来文学中心的转移。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西进，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东西差距缩小，从而为新时期西部文学的崛起准备了人才队伍；民族特色和方言特色，也是西部地理赋予西部文学的独特要素。（一）西部地理大发现与西部文学的崛起古代中国的西部，虽有过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和辉煌灿烂的边塞诗，但与中原地区相比，西部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历时的不均衡性。回顾西部文学的历史，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西部文学的繁荣期往往伴随着西部地理的大发现，这在唐代的边塞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来说，它的四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阶段都与西部地理大发现有关。一是19世纪末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兰登·华尔纳、科兹洛夫等的探险和考察，他们的考察游记，呈现给世人一个神秘而充满异域情调的西部，从而吸引着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中外人士前来汲取文学的灵感。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大批作家和知识分子因躲避战乱或工作需要来到西部，写下了为数不多但脍炙人口的西部游记、日记，如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茅盾《西北行》、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等。三是20世纪50年代经国家分配或志愿支边来到西部的作家，呈献给我们一个辽阔而富饶的西部，如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玉门诗抄》等。四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反右运动”而流落西部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上山下乡运动”来西部插队的知青，他们长期生活在西部，西部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构成了他们80年代以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源泉；而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热”，再次使人们发现贫穷而又神奇的西部。（二）西部作家的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地理学的融合，作家是人地关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介和纽带，所以研究一个区域的文学地理，首先要考察它的作家的地理分布状况。这里我们要考查两个问题：一是作家的籍贯问题。从个体来说，考查作家的籍贯可以了解一个作家文学气质的最初形成，以及与其居留地的整体文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说明地理空间的改变对作家风格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王蒙、张贤亮、昌耀这些作家的西部经历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而作家群体的籍贯，则可以说明文学风气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空间移动和变化，比如20世纪中国西部文学，本土作家和移民作家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移民作家的增加，给本土文学带来的变化是属于空间地理范畴的。二是作家群体的移动和文学中心的转移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前，现代文学史上有名有姓的西部本土作家可谓凤毛麟角，抗日战争期间，延安作为一个文化中心，吸引了一个庞大的作家群落，对战后西部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作家通过国家分配、支援西部、劳改流放、知青插队等方式来到西部，为80年代西部文学的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移民作家的带动下，本土作家的成长，使得西部文学能够长期延续和保持活力，从而形成了与新中国成立前迥异的中国文学版图。（三）西部地理景观对西部文学的影响地理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作家这个中介环节来实现。它直接表现为地理给文学提供了一种表现的对象和材料，间接地表现为对作家审美风格和作品风格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一个区域的文学整体风格和面貌。要说明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对西部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明了西部独特的地理环境。西部地处中国地形中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和第二阶梯中的大部（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西部、北部以及辽阔的新疆腹地），概括来说，西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如下特点：地势高迥，气候干旱寒冷，地形多为高原大山、戈壁荒漠；生产落后，物质匮乏；民族众多，人口稀少；文化多元共生，多远古遗风。这独特的地理景观，首先赋予西部文学独特的意象：冰山、黄土、草原、羊群、森林、戈壁、骏马、飞鹰、长河……试想张承志、张贤亮、贾平凹、路遥、昌耀、周涛，他们的作品无不以其鲜明的西部景观擦亮人们的眼睛；其次，它又是作家灵感的源泉。且不谈西部地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心灵哺育，即使那些作为过客的流放或劳改作家，他们无不感慨西部这块神奇的土地给予他们魂牵梦萦的灵感。王蒙在谈到《夜的眼》的创作时说，“至于新疆，那里的高山湖泊给了我这样写的动机，但也许边疆有另外的风景，辽阔微茫，寂寥如铁……柔和的韦哈尔，使我对边疆的想象变得亲切了”，“新疆的生活，伊利的生活是我的宝贵财富，对比它与北京，是本作者小说灵感的一个重要源泉与特色。我不会放过我的独一无二的创作本钱”3954761。西部地理景观对西部文学整体风格的影响，是通过对作家个体风格的塑造实现的。这里我们要考察的，一是本土作家的风格特色，二是移民作家迁入以后的风格变化。西部文学的风格是在对比中发现的，明代诗人唐顺之就说过“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东川子诗集序》）的话。近代学者刘师培在《南北诸子学不同论》中不仅区分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而且还分析了这种不同风格与地方风土之间的关系：“山国之地，地土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泽国之地，土壤膏腴，便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虚无，活泼进取，有遗世特立之风。”3954762西部文学的整体风格，简而言之就是阳刚之气或“悲壮”，它包含了诸如苍凉、粗犷、浑厚、悲怆、雄奇等要素。这种风格的形成，既跟西部严酷的自然环境有关，又是西部神奇的传统文化和绚烂多彩的各民族风习共同熏染的结果。（四）多民族人口地理对西部文学的影响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民族和人口作为人文地理的要素，它对西部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在艺术风格上，西部各民族文学间的交融互渗导致文学的混杂性和多样性；二是在作品内容上，民族风情和异域情调的表现。对西部的本土作家而言，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潜移默化而不易觉察的，但对那些到西部流放或劳改的作家而言，这种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王蒙在新疆生活将近二十年，新疆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文化、语言，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尤为重要的是，王蒙刻苦学习维语，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他在《在伊利》系列小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里写到，有一次酒过三巡，小说主人公穆罕默德·阿麦德大声唱道：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你把我埋在哪方？埋在大道旁？哦，我不愿埋在大道旁，那里人来车往，人来车往是多么喧嚷。埋在戈壁上？哦，我不愿埋在戈壁上，那里天高地阔，天高地阔是多么荒凉。3954763这歌词就是王蒙翻译的。他还这样说：我写的主人公并不完美，甚至还有不雅绰号，然而，我动情地写了它的善良，聪慧，无奈，“文革”中的遭遇，我写了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写了他们的阴差阳错，他们的愿望、爱情与梦。尤其是小说中的对话，我完全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后用汉语翻译写出来的。我没有白白地在天山脚下伊利河边抡砍土镘，我没有白白地吃这块土地上的馕与菜，相距八千里，一抓笔便又走进了他们中间。3954764我在此特别强调的是王蒙说他这些小说中的对话，是先用维语构思，再用汉语翻译写出这一特殊的写作方式，充分说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有时是特别微观的，但又是确实存在的，这仅是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一个例子。（五）语言地理与西部文学文学语言具有独特的地域性，词汇、语音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别。文学的地域特色和语言尤其是方言的地理分布关系密切，尽管在此界定的“西部”并不具有统一的方言，但该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北官话区，再加上该地区的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及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部文学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简介： 本书以《小说月报》上的广告为视角，在以往研究现代文学转型的基础上，通过广告透视出一些研究现代文学转型中被遮蔽的因素，初步考查了民国经济、政治、法律、传媒、教育等诸多社会机制对《小说月报》创刊、运行、终刊等的影响，勾勒了作者、编辑、出版商及读者是如何“适应”或突破各种机制的，彰显各种“合力”影响下的现代文学艰难转型。在学界提出民国文学的背景下，本书是民国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尝试。

简介： 本书基于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学位的博士论文，我的导师郭棲庆教授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金莉教授、马海良教授，清华大学陈永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李晋教授对该成果研究思路的指点和批评让我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柳暗花明的惊喜。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Joseph M.Conte教授不仅帮助我分析研究视角的合理性，而且提供了相关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