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宝卷是口头传统在中古以后，用通俗的韵白、诗、偈子、曲牌、十字佛等凑集成文，阐明某种宗教教义，以期劝善禳灾的口头传统。人们对瘟疫、天灾、战争的恐惧，对吉祥美满的渴望，自觉担责成就了自我“修炼”的道德宗教。修禊“污染”，禳解“灾异”是禳灾叙述与“做会”仪式的神话观念基础。作为民族过去的精神表征和集体记忆，宝卷建构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我们道德的出发点。社会集团记忆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于文本与仪式的经典化。文化记忆的媒体有口头宣卷、文字抄写、印刷、祝祷、祓禊仪式等，宝卷就是拥有这些记忆类型的“民族志”，建构的是“想象的共同体”。宝卷是中古以后，以儒、佛、道三教合一思想为背景，用通俗的韵白、诗、偈子、曲牌、十字佛（亦称攒十字）等凑集成文，并仿照佛经设置品，划分篇章，劝人向善，或阐明某种宗教教义，以期实现禳灾祈福目的的口头传统。神话观念认为，人类“罪愆”会导致灾异、瘟疫和社会动荡，甚至要面临末日劫难。宝卷中有《救劫宝卷》，力劝民众修行佛道，一心向善。民众这一“受迫害的想象”启动了“替罪羊”机制。人们对瘟疫、天灾、疾病、战争的恐惧，对吉祥美满的渴望，自觉担责，成就了自我“修炼”、与人为“善”的道德宗教，对社会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修禊“污染”，禳解“灾异”是禳灾故事与“做会”仪式发生的神话观念基础。“拜寿”、“度关”、“安宅”、“破血湖”、“禳顺星”、“醮殿”、“解结”等禳灾除祟、祈福延寿仪式，都是范热内普所谓的“通过仪式”。民众通过不定期举办的“度关”仪式，象征性地进入神圣场域，模仿旧我的死亡，过错的勾销，修禊“污染”，表演新我的再生，使罪恶得以涤除，活着的修行者获得“度脱”，生前修行者得以超度。其固定的模式是禳灾—洁净模式。该模式通过“前阈限—阈限—后阈限”仪式场域，象征性地“赎罪”，预防“天谴”。宝卷“语言”、“音乐”、“图像”程式同样具有禳灾解结的功能。宝卷韵文以“七言”、“十言”（“七言”发展而来）为主。不同于文人的七言诗，宝卷的“七言”渊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祭祷神祇仪式中的祝语或祝嘏辞（神回答的语言），它的内容和仪式包含禳灾和祈福两个方面。另外，配合“水陆画”的宣卷，是为超度亡灵，祓救幽冥，普济水陆一切鬼神而举行的一种法事活动，其主要内容为设斋诵经，礼忏施食，是明清“三教合一”大背景下形成的民俗现象。宣卷和抄卷活动，让民众有了道德礼仪、美德标准、节日农事、彩灯类型、摆灯还愿、草药功效、命理知识、写信格式、民间禁忌等方面的共同知识，形成“记忆共同体”。宝卷的内容成为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的内容和表征，具有明显的民族志性质。宝卷更能贴近乡民的心灵图景，其表达也是即时的、熟悉的，人际互动和参与式的。作为民族过去的精神表征和集体记忆，宝卷建构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我们道德的出发点，让我们的生活有了自己的一部分道德特性。根据德国学者阿斯曼的观点，社会集团记忆形成的关键环节在于文本与仪式的经典化。文化记忆的媒体有口头宣卷、文字抄写、印刷、祝祷、祓禊仪式等，宝卷就是拥有这些记忆类型的“民族志”，建构的是“想象的共同体”。

简介： 集体记忆是群体成员在传播和互动中不断获得并广泛共享的那些有关群体共同元素的结构化信息。集体记忆包括群体拥有和共享的过往历史、当下特质和经历等丰富的内容，既是能够被群体成员共享的内容，同时也在整体上是群体成员存储和读取过去的框架。在社会学和新史学等领域，集体记忆被认为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对形塑国家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等都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虽然已有大量积累，但集体记忆研究总体上仍旧缺乏明确的中心和固定的范式。本书基于传播学思想来思考集体记忆。认为，传播问题是集体记忆的核心问题，集体记忆是建构的，存在于人、群体及社会的持续互动之中。因此，本书在传播视野下集中研究集体记忆建构的理论研究框架，具体包括集体记忆的概念、内容体系、传承传播、建构中权力及博弈等方面的理论内容以及一些原则性的实践策略。

简介： 本书的研究是以纳博科夫作品中所特有的哲学、美学以及文化为出发点，通过解析其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三部代表作品来探讨自我在“另一世界”文本语境下的表现、发展与穿越。作者认为：纳博朴夫从哲学、美学、文化阐释了一个以他者、或者他性为媒介的在言之我，在《斩首之邀》中穿越于俗世与“另一世界”之间；在《塞巴斯蒂安骑士》中穿越于“真实”与现实之间，在《说吧，记忆》中穿越于过去和现在、个人历史和公众历史之间。

简介： 本书以日本现代女作家大庭美奈子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借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等方法，同时结合文本细读，着力于大庭美奈子小说的叙事研究。全书共由七个部分，即绪论、结论和五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围绕作家的人生经历、影响以及文学创作予以梳理和阐释。第二章围绕作家初期以美国为背景创作的四部作品予以探讨。首先针对《绿色落叶》三部曲，通过对文本内挣扎于灵与肉之间的女主人公经历的分析，力图从话语层面揭示主人公在对自我主体的追求中、在与主流群体的认同中，始终交织着对性别、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的焦虑，从而突显其多重身份覆盖下的边缘“他者”的生存际遇。其次以《三只蟹》的故事文本为对象，针对作品女主人公由梨的出走，通过分析文本叙事，试图揭示最终导致人物离家出走的困境与“语言焦虑”这一文本话语。继而就作家设置主人公出走这一情节的含义予以分析和阐释，思考其“逃离”所隐含的话语意义。在此基础上，就呈现于上述文本中的语言焦虑，结合作家本人当年选择文学写作时的困境与焦虑做进一步的思考。第三章则结合作家本人的创伤经历——自小学一年级起便长期身处战乱中，14岁时亲眼目睹广岛遭袭原子弹并被召集赴广岛灾区救援等——以苦痛、创伤叙事为题，从创伤叙事以及女性经验的视角，分别从“战争创伤的记忆”和“个体创伤性经历”两个层面予以思考和阐释。首先，本章围绕作家的相关作品以及小说文本中的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呈示专制强权的意识形态统治导致的战争创伤记忆，在彰显作家以其女性的生命经验把其对女性生存的痛彻体悟及文化思考融于作品叙事的同时，突显作家对代表处于统治地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所谓日本官方史观的审视、反思和质疑。其次本章还关注了于历史及日常中始终处于“第二性”的女性人物的创伤性经历。通过对多篇文本的阐释，力图揭示女性在历史的苦难和悲剧中、在琐碎的日常中额外承担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惨痛和牺牲。与此同时，还在作家讲述战争的创伤记忆以及对女性个体创伤性经历的叙写中，呈现其文本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即它们都与专制意识形态的统治及男性中心文化紧密关联，而作家的创伤叙事则将这些潜于女性日常生活深层焦虑的话语揭示出来。第四章从女性历史叙事的视角，关注了作家的家族叙事。首先围绕作家书写的多部自传体小说及其自传体随笔等梳理作家关于女性自我和家族的记忆等自传体写作，结合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指出的自传体对女性写作者的诸种功用予以分析和阐释。指出作家大庭通过自传体的写作，一方面在其对女性自我生命本能的讲述中，强化了自我认同，而且还使那些被掩藏和压抑的女性个人的隐蔽经验也从历史的深处以个人记忆的形式得以浮出地表；另一方面，鉴于自传本身亦是“个体所创造的、广义阐释自我历史”的叙事，而广义阐释自我历史的叙事之于大庭美奈子，便是其以对自我家族的叙写呈现的。在此立论的基础之上，本章针对作家文本中关于自我的，以及其对自我家族谱系和历史的追踪中呈现的思考予以诠释。其次，针对具体作品进行文本分析，集中关注《鸟啼兮》的家族叙事。以作家对该作品尝试的无结构思考为切入点，力图从女性历史叙事的视角，由两个层面做出分析与阐释。在作品中，一方面作家以个人记忆的形式，通过对家族历史点点滴滴的把握与叙写，展现其与社会公共记忆拉开距离的、家庭日常生活的历史叙事，从而揭示出作家在对日常生活历史的叙事话语中对被男性书写中抹去或改写的女性历史记忆的重述及其建构；另一方面，则通过聚焦生活在生命原初风景中“山姥”（神话传说中女巫）式的人物，及其形形色色、以自然意象为媒介的隐喻表述，力图从另一个向度呈现女性记忆之于女性探寻自我历史的意义及其特点。第五章重点关注大庭小说文本叙事的文体表达特征。针对贯穿作家文学创作始终的自然及动植物意象的隐喻叙事，尝试从隐喻诗学的角度对其叙事话语以及文本的意义建构予以思考和诠释。首先对国内外就大庭小说文本中自然意象的相关研究予以梳理，同时围绕隐喻及其意象的相关诗学研究予以综述。其次集中关注作家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动植物意象的隐喻，通过对具体作品文本修辞的阐释，进一步揭示意象隐喻的话语含义并思考它们对于文本的意义建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作家小说文本叙事的分析，揭示作家如何借助这些叙事形式将她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思考，以及对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审视与反思呈现其中。

简介：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梯姆·奥布莱恩因其越战老兵身份在美国文坛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他在记录越战经历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种历史的关怀和文化的深度，被批评界誉为“美国的康拉德”。本著作以大量的原文文献为依据，基于国外新近的相关研究，将修辞叙事批评与创伤理论相结合，在兼顾其前期作品的情况下，着重对奥布莱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揭示出这些作品在性别、种族、暴力和爱情婚姻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作家本人创伤化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体现的作家深切的道德和现实关怀。对我国读者了解美国越战后文化和社会精神状态很有帮助，具有较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