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总库    

学科分类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

作者: 方韬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1次
简介: 本书运用文献学与经学史相结合的方法,对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作者考辨了杜预的生平与著述,编撰出详尽的《杜预年谱》;对《春秋经传集解》的书名、成书时间及编撰方式等问题作出了新解答;归纳了杜预注解《春秋》《左传》的基本方法与特点;深入解析了杜预以“《左传》解《春秋》”这一理论的产生原因、基本构造及实际施用等问题,再现了《左传》杜氏学的义例体系。作者以扎实的文献考析为基础,以解决《左传》杜氏学的基本问题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学术新探索。

国学视野下的经学与子学研究

作者: 杨庆中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2次
简介: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学与子学教研室教师的论文精选合集,其中既有对经部、子部经典内容的细致考证与解读,也有对学术史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梳理。本书的论域宽广,主题丰富,而皆有一以贯之的主旨,即追求打破学科分界,深入中国文明自身的内部,深入中国经典的内部,把握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考察经学、子学对现代生活的意义,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更加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
关键词: 经学  先秦哲学  

秦国历史与北方历史地理研究

作者: 刘景纯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11次
简介: 本书是作者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和秦国历史文化学习和研究的部分成果。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秦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收录论文9篇,主要研究秦国区域开发及其文化精神、秦国工商业发展、秦国东伐战争以及秦昭王朝政治的特点。(2)《水经注》研究,收录论文、札记4篇,主要论述《水经注》撰述、所载祠庙和区域记述的意义等问题。(3)历史城镇与聚落研究,收录论文12篇,主要论述统万城、明人建都观念以及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与文化等:(4)历史地理学其他问题研究,收录论文和采访问答共4篇,主要论述明代延绥镇,陕西织造局、制钱局,史念海历史地理学的主要思想和实践,以及关于历史军事地理学及其研究的基本看法:以上各部分内容,著录着作者从事历史地理学和秦国历史文化学习和研究的印记,体现了作者学习和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路径和部分思考。
关键词: 秦国  历史地理  北方地区  水经注  

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全三卷

作者: 尤韶华
出版日期:2016-01-01
浏览次数:6次
简介: 《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是《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第三册。第一册《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第二册《归善斋〈尚书〉三谟章句集解》已分别于2014年、2015年出版。这些著作均在五四大街北侧的沙滩完成。1984年伊始,笔者有幸就学、就职于此。五四大街见证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中衰与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关键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已成为多数国人的共识。五四大街会继续见证并叙说这一发展过程。在一次上班的路上,见着一位先生,要在沙滩站下车,说是欲到此游泳。此处虽不是辽阔的天然海洋,却是深邃的知识海洋,荡涤着多少国人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从此处肇端,第一个国学研究机构也在此处设立。叩问五四大街,它将会说,国学研究机构的创建者,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批判者。20世纪30年代,曾有名士先后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见解,而今汉文化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尚书》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而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无疑应起于源头。鉴于分别出版,为方便读者了解《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总体结构,下列数段再与重申。在《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的序文中提到,归善斋有三重含义,即汇集经学善解;《吕刑》导人向善;国学诸家合善。此外对学术善政也有所期盼。《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意在汇集众家之解,以供读者探觅其善,以免限于一家之言。《钦定四库全书》有五十余种《书》类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基本上对《尚书》逐篇逐句解说,有(汉)孔氏撰,(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宋)苏轼《书传》、(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宋)史浩《尚书讲义》、(宋)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宋)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宋)黄度《尚书说》、(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宋)蔡沈《书经集传》、(宋)黄伦《尚书精义》、(宋)陈经《陈氏尚书详解》、(宋)钱时《融堂书解》、(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宋)陈大猷《书集传或问》、(宋)胡士行《胡氏尚书详解》、(元)吴澄撰《书纂言》、(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元)许谦《读书丛说》、(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元)朱祖义《尚书句解》、(明)王樵《尚书日记》、(清)《御制日讲书经解义》。(二)对各篇的某些章句考据解说,有(宋)金履祥《尚书表注》、(元)黄镇成《尚书通考》、(元)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元)王充耘《读书管见》、(元)陈悦道《书义断法》、(明)梅《尚书考异》、(明)马明衡《尚书疑义》、(明)袁仁《尚书砭蔡编》、(明)陈泰交《尚书注考》、(明)陈第《尚书疏衍》、(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清)毛奇龄《尚书广听录》、(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元)王充耘《书义矜式》、(清)张英《书经衷论》、(清)孙之辑《尚书大传》、(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三)只就数篇加以解说,有(清)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宋)杨简《五诰解》。(四)仅就单篇解说,有(宋)毛晃《禹贡指南》、(宋)程大昌《禹贡论》、(宋)傅寅《禹贡说断》、(清)朱鹤龄《禹贡长笺》、(清)胡渭《禹贡锥指》、(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宋)胡瑗《洪范口义》、(宋)赵善湘《洪范统一》、(明)黄道周《洪范明义》、(清)胡渭《洪范正论》。此外,(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则论辩今古文《尚书》。以上著作,均或多或少表达自己的见解。(元)王天与《尚书纂传》、(明)刘三吾《书传会选》、(清)《书经大全》仅仅汇集相关解说。这些著作起于汉唐,讫于明清,而以宋代居多,汉唐仅《尚书注疏》一部。文化是一种积淀,后人的著作征引前人的著作。越往后,征引越多。而后人对前人的征引,或褒,或贬,或认同,或质疑,或补充,可以从这些征引中看到《书》学的发展轨迹。其中汉唐二孔的《尚书注疏》和南宋蔡沈的《书经集传》最为重要。其他《书》类著述大多围绕《尚书注疏》《书经集传》而作。唐宋时,《尚书注疏》立于官学,而元明清《书经集传》立于官学。《书经集传》为朱熹门人蔡沈受师命所作,部分书稿经朱熹审定。元明及清代前期《书》类著述,大多认同《书经集传》。元代吴澄《书纂言》、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并辑录朱熹语录。晚清学者排斥宋学,重刊《十三经注疏》,以阮元主持校刻为善本。《尚书》毕竟是为政之书,仅从字面训诂,难以准确地理解。因而还需要从政治、法律、历史、礼乐、哲学、文学的角度予以探究,而这方面正是宋代《书》学以及元明学者之所长。四库本所载《书》类著述对《尚书》的解说涉及各个方面,尤其典章制度,律历器物,天文地理的源流考据,或繁或简。一些长篇解说,对于经文的理解大有裨益。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感悟,各自的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导致歧义。各家著述各有其善,即使是有一言之善也值得采用。《书》类著述,以解说、考据《尚书》章句为宗旨。《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按照章句分解汇集,故题名为“章句集解”。四库全书提要及各自的序言,叙述各家著述的简要内容和《书》学发展的历史沿革,故列于篇首,以供参考。《古文尚书疏证》《古文尚书冤词》未就章句作专门解说,拟将列于《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篇末作为附录。《尚书纂传》《书传会选》《书经大全》未有独立见解,不予列入章句解说,以免重复。各家解说体例纷杂,分句分段各异,长短不一。《尚书注疏》最早,汉孔传分句最细,故以其为准,作为标题,列为目录。其余著述,依照各自章句的自然段落,归于其下,凡长于此句的,则于下文中注明见于何句。以上是《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总体说明。《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依据唐孔颖达的分类编纂而成。他在《虞书·尧典》中说,“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益稷》亦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典、谟,属于《尚书·虞书》,而《尚书·虞书》唯有典、谟二体,即二典、三谟,因此,编纂为第一册《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第二册《归善斋〈尚书〉三谟章句集解》。《尚书》的《夏书》《商书》《周书》无典、谟。第三册原拟为《归善斋〈尚书〉诸诰章句集解》。按孔颖达的说法,“《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即以“诰”为名有八篇。同时他又认为,“《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云:不言诰,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录其诰”;“《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在编纂过程中,觉得诸诰若作为一册,则篇幅过大,有失均衡,故分为两册。第三册变更成《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列入以“诰”为名的正诰八篇。《仲虺之诰》《汤诰》《大诰》与《金縢》反映商殷的兴亡始末,合为上卷。《康诰》《酒诰》《梓材》同为一序,皆诰康叔,且《梓材》从《酒诰》分出,三篇合为中卷。《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即成王亲政及康王继位,合为下卷。正诰八篇,另列入《金縢》与《梓材》二篇,共为十篇,故名《归善斋〈尚书〉十诰章句集解》。其余十篇不以“诰”为名,而被孔颖达视为“诰”的,则将作为第四册《归善斋〈尚书〉别诰十篇章句集解》。《尚书》推崇敬畏,而敬畏正是民主和法制的基础。《尚书》十诰主要是关于商周法制的论述,其中有“敬”字二十二处,“畏”八处。正与二典与三谟的理念相承,敬畏法制,慎施刑罚,用刑中正得当。而更为关键的是,强调敬天敬民,实行德治,注重民生,善政安民,公正公平,导民向善。《尚书》十诰尤其注重民心,将民心与天命相连,得民心,则获天命。民心,即天心。夏桀、商纣昏德虐政,失民心,失天命而亡国。商之成汤、周之文武,敬德善政,得民心,顺天命,而取代夏商。反复重申敬畏,期待子孙永久保有天命。《尚书》的其他篇章同样推崇敬德、敬民。《吕刑》曾追述帝舜的功德,增修德政,定民居、厚民生、正民心。君臣敬天、敬民,百姓效仿,行德去恶,民心归善。司法官杜绝威虐,拒绝贿赂。孔子编纂《尚书》,意在使后世仿效,而历代将《尚书》奉为经典。《尚书》的理念适用于现代社会,笔者在《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序中已有论述,可以参阅。敬畏,是一切准则的基线。没有敬畏,任何的准则都将是虚幻的。是法官还是蠹吏,是律师还是讼棍,以是否敬畏为分界。健全民主与法制,最大的障碍在于,许多民主与法制的鼓吹者,内心并不敬畏和信奉民主与法制。致使当前法制的现状被广为诟病。为此,法律和法学的从业者,须重塑敬畏之心《韩非子》有“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之说。所谓“奉法者强”,固然是敬畏的体现,却未必“国强”,即使“国强”,也可能是强而未稳。《韩非子》的法,更多的是“国家法制”,而非“民生法制”。而单纯的国家法制,往往会导致恶法或劣法,借助法制实行暴政、虐政,而以此亡国。这也是法家之说不为历代推崇的根源所在。《尚书》的敬畏,以敬天畏民为先导,以民为本,崇尚“民生法制”,明德慎刑。数千年的朝代更替,印证了《尚书》敬畏的基本理念。君有明德与昏苛之异,臣有贤清与佞贪之别,政有救济让利与争利敛财之分,况且还有君子与小人之差。这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并存,不仅导致朝代的更迭,也促使谏诤和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延续。在《孝经·谏诤》中孔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谏被分为五种,说法略有差异,诸如:《孔子家语·辨证》:“忠臣之谏君,有五义焉。一曰谲谏,二曰戆谏,三曰降谏,四曰直谏,五曰风谏。”刘向《说苑·正谏》:“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班固《白虎通·谏诤》:“人怀五常,故有五谏。谓讽谏、顺谏、窥谏、指谏、陷谏。”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有“三谏不从,遂去之”的记载,后世称为“三谏之义”,即有谏诤三次的责任,不从则止。也有死谏的,故有“文谏死”之说。专门的谏诤机构有给事中,大臣、地方官、乡绅则可就有关事项上疏。专职的监督机构有御史台(明清为都察院)。司法有御史台(都察院)、大理寺、刑部相互制衡。正是谏诤和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将对法制和民生的敬畏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传承法律文化,就是要建立健全“民生法制”,将民生法制作为法制改革的方向。当前社会不仅存在国家法制与民生法制之争,更有民生法制与资本法制的矛盾。民生法制的要点在于不与民争利,让利于民。国家法制与资本法制的共同特征是忽视民生,以国家意志与资本的意志为重,在民生与国家、资本意志冲突时,民生让道于资本和国家。政府与民争利,法律就会不顺民心,禁民所难从。特别是,在资本法制与国家法制混合时,危害尤烈,而在对法律不存敬畏时,权力和资本互相依存,国家法制变异为权力法制。权力肆意损坏民生在先,与资本共同牟利在后;权力纵容资本侵夺民生。尤为严重的是,在依法治国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常常违背中央政令,滥用职权、依法施虐的情形不为少见,因而弊政丛生,刑罚不当,而招致民怨。对此中央政府必须予以监督与遏制,改权力政府为责任政府,守法治国。这一进程已经起步,中央政府重视民生,政策法规中已有让利于民的表述,但仍有待立法、执法和司法进一步落实,对地方政府施政的监督与滥权的遏制有待加强。民生法制顺从民心,国家法制、资本法制背离民心。芸芸众生,呼唤民生法制,而民族传统文化已受推崇,民生法制正在走来。尽管阻力重重,路途尚远,毕竟是趋势所向。当然,鉴于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能将民生法制理想化,民生、国家、资本的利益保持适度的平衡。五四大街将继续见证民生法制的实现。敬哉,敬民,敬天,明德,善政。
关键词: 商周时代  《尚书》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作者: 过常宝
出版日期:2016-01-01
浏览次数:0次
简介: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的生成过程、文体形态、叙述方法等,并掲示出不同文献所承担的文化功能。本书综合研究了上古多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经典文本,理论体系完整,见解独特,为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和上古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原史文化  上古文献  经典史籍  

楚简文字与先秦思想文化

作者: 高华平
出版日期:2016-01-01
浏览次数:5次
简介: 本书以“二重证据法”,对楚简文字的形义进行思想文化的解析,揭示出了先秦思想观念史上的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个别地方破解了相关学术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本书的内容共分五部分。第一章概述了本书的“汉字文化学”研究视角及楚简文字与先秦思想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第二章对楚简文字中的“道”(“ ”)“仁”(“ ”)“贤”(“ ”)和若干从“刀”“斤”“戈”字的特殊写法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三章通过对楚简文字中的“性”(“ ”) “情”“心”“志”“诗”(“ ”)等的汉字形义学分析,揭示了先秦文艺审美观念的演变特点。第四章通过研究楚简文字中“教”(“ ”或“ ”)“师”“保”“傅”等字的特殊写法,深入探析了先秦教育思想观念在楚地的传播与演变。结语对全书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
关键词: 楚简  先秦思想  文字  

广义吴越文化通论

作者: 董楚平
出版日期:2012-01-01
浏览次数:1次
简介: 一 “吴越文化”释义传统史学的先秦史研究视野,基本上局限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了解甚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开始发现秦代以前的考古资料,其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作为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点而被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其中,以“吴越文化”提出最早。当时所说的“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长江下游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也使用“吴越文化”一词,他们所说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不包括史前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史前文化一般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该文化的名称。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其中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早,故称那数十处遗址性质相同的文化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余杭良渚遗址发现最早,故称“良渚文化”。这些都是史前文化。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则以国家、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吴越文化”既然以吴、越二国的国名来命名,作为考古学文化,自然应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总之,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先从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起步的。到20世纪90年代,地域文化研究才出现全面开花、贯通古今的新局面。现在,“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吴越文化”囊括古今,狭义的“吴越文化”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甚至仅限于青铜时代,例如考古界所说的“吴越文化”就是如此。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新石器时代至五四时期,因此所写的是广义的吴越文化。秦汉以后至现代,各地文化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的区域特色,这种区域差别可能会永远存在。因此,研究广义的吴越文化,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二 吴越文化的中心区与亚区研究区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区域范围。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先秦古籍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当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它的边界比较模糊。第一,行政区的边界是一条线,文化区的边界是一条带。第二,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所以比较多变,文化区是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比较稳定。地理因素可变性极小,历史因素可变性稍大,因此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例如浙南地区,先秦时期的居民称瓯越,福建的居民称闽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表明,瓯越与闽越同其族系,文化一致,《史记》把他们合称为“东越”(《史记·东越列传》)。因此,新石器时代的浙南与福建是同一个文化区。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先是受越国的影响,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浙南的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钱塘江流域趋同。至六朝时期,浙南文化与福建明显不同,而成为吴越文化的一个亚区。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由一个行政命令而立刻实现。在一个大文化区内,往往有中心区与亚区的区别。中心区的文化面貌比较典型,是该文化的代表。亚区的文化不典型,往往兼有其他邻区的文化色彩。中心文化区会随历史因素的变化而变迁。西周时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两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点,并向西作扇形辐射。在同一地域文化里,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地方类型。例如吴越文化的中心区在太湖、钱塘江流域,而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可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与浙东(或称吴文化与越文化)两种类型。括苍山以南的文化面貌,至今仍与太湖、钱塘江流域明显有别,可借用旧名,称之为瓯越文化。皖南的徽州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历史上曾形成很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太湖地区的吴文化、宁绍地区的越文化、皖南的徽州文化、浙南的瓯越文化,等等,都是吴越文化的地方类型。三 吴越文化的类型变迁一万年间,广义吴越文化经历过几次沧桑巨变。文化有两大属性:一是民族性,二是时代性。文化首先隶属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与中原的华夏人不同,商周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基本居民都是古越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居民是不是也是古越人呢?对这个问题,看法就有分歧。从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分析,必与中原民族判然有别,这也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不是后来古越人的直接祖先,也应该是他们的相同种族,操相同语言。至于宁镇地区、滁河流域、皖南、赣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居民,就很难说出具体族名,但与中原不同族,也是大家公认的。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皖南、宁镇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是淮夷。在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平原东部来了不少东夷人。吴灭徐后,徐故地居民变成吴国臣民,并有大量徐人流寓越国。总之,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皆可称夷。因此,我们可以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统称为“夷越文化”。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250800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渐次占领“故吴地”。到公元前222年,秦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大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又迁瓯越、闽越到江淮地区。从楚威王“大败越”到汉武帝时期,经过200多年的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由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属民族属性的转型。吴越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变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汉书·地理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粤之君”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二国君主,当时“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作证明,已为大家所公认。但说“至今”(东汉)仍然如此,则不符合事实。首先,汉代的吴越地区“其民”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民。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都不能证明汉代的吴越人仍然“好用剑,轻死易发”。从汉代开始,这里(主要指中心文化区吴会平原)是全国最安静的地区之一,民风淳朴尚文。“逝者如斯夫”,《汉书·地理志》却在刻舟求剑。现在很多著作盲目引用《汉书·地理志》的上述语句,说秦汉吴越仍然尚武,永嘉南渡以后,才变为崇文。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秦代与西汉,是吴越地区文化低潮时期,东汉时略有复苏。人们常把东汉时期吴越文化的复苏归因于两汉之际战乱期间大量中原人南迁吴越。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汉时期的复苏主要靠当地的自然和平发展,东汉时的吴越士人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当地居民,不是两汉之际的新侨民。这与六朝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从外部带来的加速发展机会,是从东吴时期开始的。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幸亏长江以南土地辽阔,使中华文明有足够的退身之地。这三次劫难,有两次迫使朝廷搬家,即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两次朝廷搬家,都搬到吴越地区,第一次搬到南京,第二次搬到杭州。六朝时期的建康(南京),南宋时期的临安(杭州),都是当时吴越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因为在这两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吴越文化,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南宋的杭州与苏州,通用语不是吴语,而是北方官话,苏州较快改行吴语,而杭州话至今仍与周围地区语言有所差异。三次移民潮带来中原先进文化,经长期融合消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才呈现纯正、成熟、鼎盛状态。三次移民潮改变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从南宋开始以迄现今,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从汉代到明清,吴越文化一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先进的一种类型,两者民族性不同,语言、习俗、心理特征自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不限于吴越地区。吴越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精英聚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经过这次转型,吴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率先与世界接轨,从古代型变为近代型。四 吴越文化的超时空特色文化不但有民族性、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吴越文化经过两次转型,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基本变了,唯地域性没有改变,它仍然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受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制约。“换了人间”,换了时间,却换不了地域空间,这就是广义的地域文化可能存在的原因。上下一万年的广义吴越文化,有哪些共同特征?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吴越文化有哪些个性特点?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以“开放”、“爱国”、“勤劳勇敢”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来概括某一地域文化的特点,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词语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文化。文化的地域特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产方式;三是人文环境。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柔、细、雅,就是广义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换了人间”,换了时间,换不了这些地域特点。且验之事实吧。七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能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那么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个地方的艺术品像良渚文化玉雕那么精致高雅?春秋晚期,吴越争霸,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但是即使在这一非常特殊的时间段里,吴越兵器仍然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当时最美的文字是鸟篆书,鸟篆书以越国最发达。夫差与勾践都有卧薪尝胆精神2508005,卧薪尝胆是以柔克刚。汉代以后,“换了人间”的吴越地区,其民风不再是“轻死易发”,柔、细、雅的气质特征就显得更为突出。由于吴越地区离远传统的政治中心,又有江河阻隔,战争较少,社会安定,对政治纷争容易产生隔岸观火的心理状态。东晋与南宋,虽曾一度成为政治中心,但因统治者都是惊弓之鸟,侨民都是死里逃生的难民,故思想普遍消极,这使吴越文化的尚文倾向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吴越出的人才,多属文学与子学方面,经学相当薄弱。此后两千年,这里的科技与文艺人才特多,军政雄才较少。这个特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历算、朴学、书画等领域,几乎成为吴越人的一统天下。两次西学东渐,基本上都由吴越文人来承接。鸦片战争以后,以上海为首的吴越地区,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风气最开放的地方,但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期间,这里没有出过先知先觉、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而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则遥遥领先于全国,出了大量人才。他们的特长不是呼风唤雨,而是精耕细作。《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做是吴越文化的样品,其柔、细、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曹雪芹祖籍北方,那与他创作《红楼梦》毫无关系。他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他的祖父曹寅特别钟爱江南文化,他比一般江南文士更精通江南文化,家里有昆曲戏班,自己编写剧本。曹府里充满吴越文化气氛。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红楼梦》虽写于北京,却毫无燕赵文化的气息。洋溢在《红楼梦》里的是阴柔之美,连男主角都像是江南女子。越剧与其他剧种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出现“女子小生”。小生既然是女子所扮,自然有浓厚的脂粉气,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以女小生为特色,这就决定了越剧的风格是柔美、细腻、文雅。从剧目、唱腔到服装都充满着柔、细、雅的特点。中国有数百种戏曲剧种,以越剧演《红楼梦》最成功,因为越剧与《红楼梦》是从同一个娘胎里出来,具有共同的文化气质。这个娘胎就是吴越文化,其文化气质都是柔、细、雅。五 关于“句”与“勾”的分歧争论越王勾践,有的书作“勾践”,有的书作“句践”。在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书文里,也勾、句混用,不统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对某字作统一规定时,往往存在几种字形通用的情况,勾践的勾与句即属两可、通用之例,不能说哪个是错字。近年,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出现以“句践”取代“勾践”的趋势,并出现相应的说法,认为“必须”写作“句践”,写“勾践”是“错误”的。其主要理由是:勾践的勾,“本来”是写作句的。所谓“本来”,是指勾践的时候。事实的确如此,勾践的时候只有句字,没有勾字。不但勾践时候如此,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与金文,只有从口的句,没有从厶的勾。现在一切意义的勾字,“本来”都作句。这是古文字的普通常识,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个普通常识能不能成为勾践必须写作“句践”的理由呢?不能。道理很简单,某字“本来”(甲、金文)怎样写,与现在应该怎样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社会在发展,文字在不断演变,如果都以“本来”为标准,来决定今天应该怎样写,那么,我们都要回到甲骨文、金文的时代去,几千年的历史进步将被一笔勾销。早在西汉时候,“勾”已作为“句”的简体字形出现,结束了有“句”无“勾”的历史。有人又提出第二条理由:“勾践”是专门名词,必须以本来写法为准。诚然,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专门名词有时会出现滞后现象。问题是我们对专门名词的滞后现象应该取什么态度?是促使它摆脱滞后状态呢,还是帮助它维持原貌,甚至把已经换新的字又倒改为旧貌呢?在专门名词中,情况比较复杂,那些比较常用、通用的专门名词,往往能紧跟时代步伐。例如,越国的越字,先秦金文作戉,有时添邑旁作 ,古书早已改作越。现有勾践剑两把,一把是“越王之子勾践剑”,越字作戉;另一把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越字作 。现在我们看到年代最早的“越”字,出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9·25:“虎未越泛藓”。此越字是动词。越国的越字是专门名词,本作戉,或添邑旁作 。如果“专门名词”“必须”以“本来”写法为准,那么,“必须”恢复到“戉”呢还是恢复到“ ”?上述那两把勾践剑,勾践的名字按原铭隶定是“九戔”,如果要以“本来”为准,“越王勾践”应写成“戉王九戔”,而不是“越王勾践”。在专门名词中,群众熟知的历史人名,会较早摆脱滞后状态。越王勾践,家喻户晓,古书早已把句字改作勾。我们现在看到的古版书,大多刻作“勾践”,连他的曾孙名字也刻作“朱勾”,较少作句。例如,乾隆朝武英殿版古书是官刻权威版本,均作“勾践”、“朱勾”,不作句。遗憾的是,有些新版标点本古书,往往把原版的勾改作句,这是倒退现象,是把早已换新的字倒改为旧貌。多数越王州勾剑的铭文,按原铭隶定是:“戉王州句自乍用佥”,翻成今文应该是:“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戉与越、句与勾、乍与作、佥与剑,都是古今字。如果勾字要按“本来”的隶定样子写作句,那么,越、作、剑三字不是也要写作戉、乍、佥吗?如果说“州勾”的勾属专门名词中的一个字,一定要按原篆隶定写作“句”,那么,越国的越更是一个完整的专门名词,不是更应该写作“戉”吗?如果按此逻辑推论,现在通行的许多汉字,都要来一次历史大撤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容庚先生是金文学大师,毕生研究古文字,他都写“勾践”、“朱勾”、“州勾”,从不作句2508006,毫不泥古,令人钦佩。反躬自省,我深感惭愧,因为我在二十年前写的书文中,大多写作“朱句”、“州句”。原因是看到铜器原铭皆从口作句,为了贴近“本来”面貌,也就写作“州句”。有时引用古书的“朱勾”,也改写为“朱句”。至于“勾践”则勾、句混用。这是无视文字的古今演变之过,是泥古的表现。现在社会上存在尚古风气。读音喜欢读古音,不喜欢读今音;写字喜欢写繁体字,不喜欢写简体字。读古音、写繁体字,显得高雅;读今音、写简体字,失之凡俗。其实,“勾”字汉代就已出现,即使尚古,也够古了,可惜尚古者不知道它有那么古。上面谈的只是个人的认识与态度,不是说别人写“句践”、“州句”是犯了“错误”。因为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对此作统一规定,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勾、句两可、通用。但在读音上决不能两可。勾践之勾,州勾之勾,不管作勾或作句,都必须读gōu。为了与“语句”的“句”字区别开来,我认为勾践与州勾的勾,以不从口为好。如果有关部门要作统一规定,我建议把读gōu的“勾践”、“州勾”、“勾章”、“勾 ”之勾,都统一为勾,不作句。这样做既符合群众习惯,也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我在学术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听人读句章为“jù章”。至于一般群众读“jù章”更是司空见惯。如果勾践的勾字,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都写作句,我们的子孙也可能误读为jù。浙江德清县有个古越语地名叫“勾里”,余杭有个古越语地名叫“勾庄”,其“勾”本来必作句,由于早已写作勾,群众也就没有误读为jù。我们的文字不是写给古人看,应该服从今人的需要,尽量减轻群众的认读负担。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把勾吴、勾践、州勾、勾章、勾 等读gōu的字,都写作勾,概不写句。“勾践”与“句践”的官司可能还要打下去,这场官司的法官应该是今天的群众,而不是古代的越王。不管你写勾或写句,都是写给今天的群众看,越王看懂看不懂,那与我们无关。董楚平2010年11月20日改定杭州古运河畔
关键词: 吴越文化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100720

京ICP备05032912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