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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奏议文研究

作者: 仇海平
出版日期:20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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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奏议文是中国古代文章之大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书旨在考察中国古代奏议文之渊源、生成与发展,对其文类概念、研究范围与文体特点做出明确界定,并以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中心,对奏议文与相关文体以及奏议类主要名目作文体辨析。本书认为,奏议文是中国古代社会秦汉至明清时期,中央臣僚以及中央派出的地方长官在行使其参政权、议政权时向君主进呈的陈请或论议文书。奏议文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礼乐文化之产物,其内在属性是“君臣名分”,外在特征是“进御性”。中国古代奏议文孕育于先秦时期,至秦代正式生成。汉魏六朝时期,奏议文集的编纂与奏议文体的研究促成奏议文类观念的形成。明清时期,奏议文体研究渐趋深入,至姚鼐《古文辞类篡》出,“奏议”之名终得以立。本书文体辨析部分将奏议文与制诏、上书、连珠等相关文体进行比较,以考察奏议文之文体功能与文体特点,并对奏议类主要名目“章”“表”“奏”“议”“疏”“启”“对策”“封事”等加以辨析,考察其文体格式、文体功用、文体特点及发展变化。本书创新之处在于从文体生成的角度对奏议文作较为细致的名实考辨,对奏议类主要名目作较为细致的文体辨析。
关键词: 奏议  研究  中国  古代  

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

作者: 过常宝
出版日期:201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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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上古巫史不分,史官凭着宗教仪式中的文献活动取得话语权力。自西周到西汉中期,史官、君子和儒士通过对文献的载录、继承、阐释和经典化,构建了具有裁判社会功能的原史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周公摄政和制礼作乐、春秋史官的微言大义、孔子整理六经和设帐课徒、诸子的各鸣一端、董仲舒的天人理论、司马迁的《史记》著述等,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书通过对原史文化中的撰述观念、载录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梳理了这一时期经典文献的生成过程、文体形态、叙述方法等,并掲示出不同文献所承担的文化功能。本书综合研究了上古多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经典文本,理论体系完整,见解独特,为深入理解传统文化和上古文献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原史文化  上古文献  经典史籍  

南越国考古学研究

作者: 黄展岳
出版日期:201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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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伟光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扬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蔡昉统筹 郝时远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编务 王琪 刘杨
关键词: 南越国  考古  汉代  

秦汉交通考古

作者: 王子今
出版日期:201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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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秦汉交通考古》内容有: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秦人意识中“门”的神秘意义与“秦北门”探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所见巴蜀县道设置;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武候”瓦当与战国秦汉武关道交通等等。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作者: 王连儒
出版日期:201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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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是作者十余年来在此领域研究的成果。本书从家族政治、婚姻文化等多个层面,全面系统地对汉魏六朝以来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的兴衰变迁、婚姻构成、文化传承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内容涉猎范围广泛,触及问题繁多,对读者全面了解琅琊王氏家族乃至整个汉魏六朝士族政治及婚姻文化生态及现象极有借鉴和帮助。

广义吴越文化通论

作者: 董楚平
出版日期:201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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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一 “吴越文化”释义传统史学的先秦史研究视野,基本上局限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的先秦文化,尤其是史前文化,了解甚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长江流域开始发现秦代以前的考古资料,其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令人耳目一新。于是,“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作为填补中华文化的空白点而被提到研究日程上来。其中,以“吴越文化”提出最早。当时所说的“吴越文化”,泛指上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长江下游文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界也使用“吴越文化”一词,他们所说的“吴越文化”是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不包括史前文化。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惯例,史前文化一般以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该文化的名称。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数十处,其中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最早,故称那数十处遗址性质相同的文化为“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遗址已发现数百处,其中以余杭良渚遗址发现最早,故称“良渚文化”。这些都是史前文化。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则以国家、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例如“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吴越文化”既然以吴、越二国的国名来命名,作为考古学文化,自然应指吴、越二国时期的文化。总之,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是先从长江流域的上古文化起步的。到20世纪90年代,地域文化研究才出现全面开花、贯通古今的新局面。现在,“吴越文化”这个概念,事实上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吴越文化”囊括古今,狭义的“吴越文化”限于秦统一中国以前,甚至仅限于青铜时代,例如考古界所说的“吴越文化”就是如此。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新石器时代至五四时期,因此所写的是广义的吴越文化。秦汉以后至现代,各地文化差别虽不如秦代以前那么明显,但仍有不同的区域特色,这种区域差别可能会永远存在。因此,研究广义的吴越文化,不仅有历史根据,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二 吴越文化的中心区与亚区研究区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区域范围。吴越文化是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长江下游就是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先秦古籍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当长江下游地区。中国古代一般以淮河为南北方的分界线。淮河以南的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面貌相对比较一致。春秋战国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先后崛起吴、越二霸,因此我们称这一带为吴越文化区。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它的边界比较模糊。第一,行政区的边界是一条线,文化区的边界是一条带。第二,行政区是人为划定的,所以比较多变,文化区是地理因素与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比较稳定。地理因素可变性极小,历史因素可变性稍大,因此文化区也不是完全不变的,某些历史原因可以引起文化区的局部调整。例如浙南地区,先秦时期的居民称瓯越,福建的居民称闽越,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表明,瓯越与闽越同其族系,文化一致,《史记》把他们合称为“东越”(《史记·东越列传》)。因此,新石器时代的浙南与福建是同一个文化区。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先是受越国的影响,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浙南的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钱塘江流域趋同。至六朝时期,浙南文化与福建明显不同,而成为吴越文化的一个亚区。文化区的变化,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像行政区的改变那样,可以由一个行政命令而立刻实现。在一个大文化区内,往往有中心区与亚区的区别。中心区的文化面貌比较典型,是该文化的代表。亚区的文化不典型,往往兼有其他邻区的文化色彩。中心文化区会随历史因素的变化而变迁。西周时期,吴文化的中心在宁镇。到春秋时期,吴文化由宁镇逐渐扩大到太湖地区。汉代以后至今,两千年间,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吴会平原。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的精英向上海聚集,上海成为吴越文化的中心点,并向西作扇形辐射。在同一地域文化里,往往有几种不同的地方类型。例如吴越文化的中心区在太湖、钱塘江流域,而太湖、钱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可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西与浙东(或称吴文化与越文化)两种类型。括苍山以南的文化面貌,至今仍与太湖、钱塘江流域明显有别,可借用旧名,称之为瓯越文化。皖南的徽州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历史上曾形成很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太湖地区的吴文化、宁绍地区的越文化、皖南的徽州文化、浙南的瓯越文化,等等,都是吴越文化的地方类型。三 吴越文化的类型变迁一万年间,广义吴越文化经历过几次沧桑巨变。文化有两大属性:一是民族性,二是时代性。文化首先隶属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与中原的华夏人不同,商周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基本居民都是古越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地域的新石器时代的基本居民是不是也是古越人呢?对这个问题,看法就有分歧。从出土遗物的文化面貌分析,必与中原民族判然有别,这也是大家公认的。即使不是后来古越人的直接祖先,也应该是他们的相同种族,操相同语言。至于宁镇地区、滁河流域、皖南、赣东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居民,就很难说出具体族名,但与中原不同族,也是大家公认的。在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皖南、宁镇地区的居民,很可能是淮夷。在马桥文化时期,太湖平原东部来了不少东夷人。吴灭徐后,徐故地居民变成吴国臣民,并有大量徐人流寓越国。总之,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长江下游的基本居民,都不是中原的华夏人。在古代文献中,“夷”字的涵盖面比“越”大,一切异于华夏的民族,皆可称夷。因此,我们可以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中期的长江下游居民为“夷越”人,这四五千年的文化统称为“夷越文化”。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大败越”250800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从此衰微,楚人从西向东、从北向南,渐次占领“故吴地”。到公元前222年,秦灭越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来到会稽,迁“大越民”到已经华夏化的“故吴地”,把华夏人迁来填补“大越”故地,并按“水南山北为阴”的华夏地名惯例,把“大越”更名为“山阴”。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又迁瓯越、闽越到江淮地区。从楚威王“大败越”到汉武帝时期,经过200多年的种族大换班,吴越地区由夷越文化变为汉族文化,这是吴越文化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属民族属性的转型。吴越文化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尚武型变为汉代以后的崇文型,政治色彩由浓而转淡。《汉书·地理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粤之君”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二国君主,当时“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作证明,已为大家所公认。但说“至今”(东汉)仍然如此,则不符合事实。首先,汉代的吴越地区“其民”已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之民。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都不能证明汉代的吴越人仍然“好用剑,轻死易发”。从汉代开始,这里(主要指中心文化区吴会平原)是全国最安静的地区之一,民风淳朴尚文。“逝者如斯夫”,《汉书·地理志》却在刻舟求剑。现在很多著作盲目引用《汉书·地理志》的上述语句,说秦汉吴越仍然尚武,永嘉南渡以后,才变为崇文。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与人类学、民族学原理相悖。秦代与西汉,是吴越地区文化低潮时期,东汉时略有复苏。人们常把东汉时期吴越文化的复苏归因于两汉之际战乱期间大量中原人南迁吴越。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东汉时期的复苏主要靠当地的自然和平发展,东汉时的吴越士人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当地居民,不是两汉之际的新侨民。这与六朝时期的情况完全不同。从外部带来的加速发展机会,是从东吴时期开始的。从东吴到南宋,吴越地区出现三次发展机遇。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是中华文明的三次劫难,幸亏长江以南土地辽阔,使中华文明有足够的退身之地。这三次劫难,有两次迫使朝廷搬家,即永嘉之乱与靖康之难。两次朝廷搬家,都搬到吴越地区,第一次搬到南京,第二次搬到杭州。六朝时期的建康(南京),南宋时期的临安(杭州),都是当时吴越地区最繁华的城市,但都不是吴越文化的代表。因为在这两个城市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吴越文化,而是来自中原的异质文化。南宋的杭州与苏州,通用语不是吴语,而是北方官话,苏州较快改行吴语,而杭州话至今仍与周围地区语言有所差异。三次移民潮带来中原先进文化,经长期融合消化,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才呈现纯正、成熟、鼎盛状态。三次移民潮改变了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地位。从南宋开始以迄现今,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地,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文化。从汉代到明清,吴越文化一直是中国汉族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先进的一种类型,两者民族性不同,语言、习俗、心理特征自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鸦片战争以后,吴越文化又经历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全国性的,不限于吴越地区。吴越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精英聚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枢纽,吴越地区成为文化转型的最先进地区。经过这次转型,吴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率先与世界接轨,从古代型变为近代型。四 吴越文化的超时空特色文化不但有民族性、时代性,而且有地域性。吴越文化经过两次转型,民族性与时代性都基本变了,唯地域性没有改变,它仍然处于长江下游地区,受这里的自然条件与人文条件制约。“换了人间”,换了时间,却换不了地域空间,这就是广义的地域文化可能存在的原因。上下一万年的广义吴越文化,有哪些共同特征?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吴越文化有哪些个性特点?这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有些人以“开放”、“爱国”、“勤劳勇敢”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词语来概括某一地域文化的特点,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词语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域文化。文化的地域特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生产方式;三是人文环境。长江下游温湿多水,河网纵横,使人性柔;长江下游种植水稻,养蚕缫丝,生产方式精致细密,使人心细;长江下游自古多艺术,南宋以后有“江南人文薮”之称,使人气质文雅。柔、细、雅,就是广义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换了人间”,换了时间,换不了这些地域特点。且验之事实吧。七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一个地方的艺术品,能像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那么精致、柔雅,富于想象?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各地史前文化,哪个地方的艺术品像良渚文化玉雕那么精致高雅?春秋晚期,吴越争霸,尚武精神发挥到极致,但是即使在这一非常特殊的时间段里,吴越兵器仍然是全国兵器中最精致的艺术品。当时最美的文字是鸟篆书,鸟篆书以越国最发达。夫差与勾践都有卧薪尝胆精神2508005,卧薪尝胆是以柔克刚。汉代以后,“换了人间”的吴越地区,其民风不再是“轻死易发”,柔、细、雅的气质特征就显得更为突出。由于吴越地区离远传统的政治中心,又有江河阻隔,战争较少,社会安定,对政治纷争容易产生隔岸观火的心理状态。东晋与南宋,虽曾一度成为政治中心,但因统治者都是惊弓之鸟,侨民都是死里逃生的难民,故思想普遍消极,这使吴越文化的尚文倾向进一步发展。两汉时期,吴越出的人才,多属文学与子学方面,经学相当薄弱。此后两千年,这里的科技与文艺人才特多,军政雄才较少。这个特点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历算、朴学、书画等领域,几乎成为吴越人的一统天下。两次西学东渐,基本上都由吴越文人来承接。鸦片战争以后,以上海为首的吴越地区,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先进、风气最开放的地方,但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期间,这里没有出过先知先觉、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而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则遥遥领先于全国,出了大量人才。他们的特长不是呼风唤雨,而是精耕细作。《红楼梦》与越剧可以看做是吴越文化的样品,其柔、细、雅的文化气质表露得淋漓尽致。曹雪芹祖籍北方,那与他创作《红楼梦》毫无关系。他生在江南,长在江南。他的祖父曹寅特别钟爱江南文化,他比一般江南文士更精通江南文化,家里有昆曲戏班,自己编写剧本。曹府里充满吴越文化气氛。曹雪芹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红楼梦》虽写于北京,却毫无燕赵文化的气息。洋溢在《红楼梦》里的是阴柔之美,连男主角都像是江南女子。越剧与其他剧种相比,其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出现“女子小生”。小生既然是女子所扮,自然有浓厚的脂粉气,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以女小生为特色,这就决定了越剧的风格是柔美、细腻、文雅。从剧目、唱腔到服装都充满着柔、细、雅的特点。中国有数百种戏曲剧种,以越剧演《红楼梦》最成功,因为越剧与《红楼梦》是从同一个娘胎里出来,具有共同的文化气质。这个娘胎就是吴越文化,其文化气质都是柔、细、雅。五 关于“句”与“勾”的分歧争论越王勾践,有的书作“勾践”,有的书作“句践”。在我二十年前所写的书文里,也勾、句混用,不统一。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对某字作统一规定时,往往存在几种字形通用的情况,勾践的勾与句即属两可、通用之例,不能说哪个是错字。近年,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出现以“句践”取代“勾践”的趋势,并出现相应的说法,认为“必须”写作“句践”,写“勾践”是“错误”的。其主要理由是:勾践的勾,“本来”是写作句的。所谓“本来”,是指勾践的时候。事实的确如此,勾践的时候只有句字,没有勾字。不但勾践时候如此,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甲骨文与金文,只有从口的句,没有从厶的勾。现在一切意义的勾字,“本来”都作句。这是古文字的普通常识,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个普通常识能不能成为勾践必须写作“句践”的理由呢?不能。道理很简单,某字“本来”(甲、金文)怎样写,与现在应该怎样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社会在发展,文字在不断演变,如果都以“本来”为标准,来决定今天应该怎样写,那么,我们都要回到甲骨文、金文的时代去,几千年的历史进步将被一笔勾销。早在西汉时候,“勾”已作为“句”的简体字形出现,结束了有“句”无“勾”的历史。有人又提出第二条理由:“勾践”是专门名词,必须以本来写法为准。诚然,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专门名词有时会出现滞后现象。问题是我们对专门名词的滞后现象应该取什么态度?是促使它摆脱滞后状态呢,还是帮助它维持原貌,甚至把已经换新的字又倒改为旧貌呢?在专门名词中,情况比较复杂,那些比较常用、通用的专门名词,往往能紧跟时代步伐。例如,越国的越字,先秦金文作戉,有时添邑旁作 ,古书早已改作越。现有勾践剑两把,一把是“越王之子勾践剑”,越字作戉;另一把是著名的“越王勾践剑”,越字作 。现在我们看到年代最早的“越”字,出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29·25:“虎未越泛藓”。此越字是动词。越国的越字是专门名词,本作戉,或添邑旁作 。如果“专门名词”“必须”以“本来”写法为准,那么,“必须”恢复到“戉”呢还是恢复到“ ”?上述那两把勾践剑,勾践的名字按原铭隶定是“九戔”,如果要以“本来”为准,“越王勾践”应写成“戉王九戔”,而不是“越王勾践”。在专门名词中,群众熟知的历史人名,会较早摆脱滞后状态。越王勾践,家喻户晓,古书早已把句字改作勾。我们现在看到的古版书,大多刻作“勾践”,连他的曾孙名字也刻作“朱勾”,较少作句。例如,乾隆朝武英殿版古书是官刻权威版本,均作“勾践”、“朱勾”,不作句。遗憾的是,有些新版标点本古书,往往把原版的勾改作句,这是倒退现象,是把早已换新的字倒改为旧貌。多数越王州勾剑的铭文,按原铭隶定是:“戉王州句自乍用佥”,翻成今文应该是:“越王州勾自作用剑”。戉与越、句与勾、乍与作、佥与剑,都是古今字。如果勾字要按“本来”的隶定样子写作句,那么,越、作、剑三字不是也要写作戉、乍、佥吗?如果说“州勾”的勾属专门名词中的一个字,一定要按原篆隶定写作“句”,那么,越国的越更是一个完整的专门名词,不是更应该写作“戉”吗?如果按此逻辑推论,现在通行的许多汉字,都要来一次历史大撤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容庚先生是金文学大师,毕生研究古文字,他都写“勾践”、“朱勾”、“州勾”,从不作句2508006,毫不泥古,令人钦佩。反躬自省,我深感惭愧,因为我在二十年前写的书文中,大多写作“朱句”、“州句”。原因是看到铜器原铭皆从口作句,为了贴近“本来”面貌,也就写作“州句”。有时引用古书的“朱勾”,也改写为“朱句”。至于“勾践”则勾、句混用。这是无视文字的古今演变之过,是泥古的表现。现在社会上存在尚古风气。读音喜欢读古音,不喜欢读今音;写字喜欢写繁体字,不喜欢写简体字。读古音、写繁体字,显得高雅;读今音、写简体字,失之凡俗。其实,“勾”字汉代就已出现,即使尚古,也够古了,可惜尚古者不知道它有那么古。上面谈的只是个人的认识与态度,不是说别人写“句践”、“州句”是犯了“错误”。因为文字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对此作统一规定,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勾、句两可、通用。但在读音上决不能两可。勾践之勾,州勾之勾,不管作勾或作句,都必须读gōu。为了与“语句”的“句”字区别开来,我认为勾践与州勾的勾,以不从口为好。如果有关部门要作统一规定,我建议把读gōu的“勾践”、“州勾”、“勾章”、“勾 ”之勾,都统一为勾,不作句。这样做既符合群众习惯,也符合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我在学术会议上,不止一次地听人读句章为“jù章”。至于一般群众读“jù章”更是司空见惯。如果勾践的勾字,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都写作句,我们的子孙也可能误读为jù。浙江德清县有个古越语地名叫“勾里”,余杭有个古越语地名叫“勾庄”,其“勾”本来必作句,由于早已写作勾,群众也就没有误读为jù。我们的文字不是写给古人看,应该服从今人的需要,尽量减轻群众的认读负担。因此,在这本书里,我把勾吴、勾践、州勾、勾章、勾 等读gōu的字,都写作勾,概不写句。“勾践”与“句践”的官司可能还要打下去,这场官司的法官应该是今天的群众,而不是古代的越王。不管你写勾或写句,都是写给今天的群众看,越王看懂看不懂,那与我们无关。董楚平2010年11月20日改定杭州古运河畔
关键词: 吴越文化  

中西古典史学的对话: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作者: 王成军
出版日期:20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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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运用中西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进行研究,在研究二者传记史学的共性——以人物为中心的前提下,注意探索二者传记史学观念的诸多不同点。普鲁塔克在理性的斯多葛主义指导下,其传记史学徘徊于主与客、人与事、历史与文学、真与善之间;而司马迁则是在具有浓厚的辩证思想——“通变”的史学纲领指导下,将主观与客观、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真与善、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历史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并探讨了两者在传记中所表现的较为发达的比较史学观念。同时,在注意挖掘两者传记史学观念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基础上,还借助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着意探索两者传记史学观念对现代传记史学思想、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努力将古今联为一体,中西合为一璧,以揭示古今、中西两者史学观念、特别是传记史学观念间所存在的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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