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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壶论道:造物史视野中的先秦青铜“壶”形器

作者: 李嘉
出版日期:2016-01-01
浏览次数:25次
简介: 从造物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壶”形器的使用几乎贯穿了中国造物史的每个时期,它的发展演变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线性发展轨迹,而先秦时期的青铜“壶”形器又具备上下承和的典型特征。本书以先秦青铜“壶”形器为线索,从一个新的角度阐释了先秦造物史的发展历程,青铜“壶”形器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设计智慧,同时也折射出中国早期造物艺术历史的发展脉络,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生态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情感特征、功能特征和造物观念等都可以成为为中国当代设计提供良好借鉴的蓝本。

甲骨学通论

作者: 王宇信
出版日期:2015-08-01
浏览次数:36次
简介: 本书全面总结了20世纪以来甲骨学研究的成果,系统而科学地论述了甲骨学的基本规律、研究方法与课题,评述了重要甲骨学论著和所收甲骨文的流传与现藏,介绍了著名甲骨学家的贡献及研究特点,并论述了西周甲骨这一新分支学科。书后附有甲骨学大事记、甲骨书目及新中国甲骨学论著目、西周甲骨论著目等工具性资料。本书涉猎广泛、学术性强,并兼具知识性、可读性,既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又可供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学者的参考。本次修订,补入第十八、十九章。可以说,百年来甲骨学研究的成果尽荟于是。
关键词: 甲骨文  研究  

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 杜勇
出版日期:2014-01-01
浏览次数:6次
简介: 积水连天阔,青山送客来。2013年9月26—27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出土文献与上古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70余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经统一体例,校正讹误,分类编排,即行出版。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与阐扬。传统意义上的出土文献主要以甲骨金文为其大宗,而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楚竹书的相继发现,更使出土文献的内涵大为丰富起来。甲骨学、金文学已取得巨大成绩,而简帛佚籍的研究则方兴未艾。为了充分发掘各种出土文献资料的学术价值,把中国上古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于是有这样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之大有关系者,尚不予焉。”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前贤对于新材料、新问题、新学问的高度重视启示我们,随着当今新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又一个新潮涌动的学术时代已经到来。从目前出土文献研究的现状看,主要有三支队伍在辛勤工作。处在第一线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整理和保护出土文献方面苦心孤诣,贡献良多;第二线的是古文字工作者,对出土文献精心释读,反复探究,新见迭出;第三线的是史学工作者对文献内容深度解析,廓清迷雾以求其真,探索规律以致其用。三者密切配合,协同攻关,力破难题,不断把中国上古文明史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但比较起来,三支队伍中的史学工作者面对新的出土文献资料,似未像古文字学界那样倾情投入,时有佳作。固然文字考释是出土文献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需要先行一步,但出土文献一经初步整理释读,对其历史内容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有些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出在文字释读上,而在于如何厘清历史真相和探寻历史规律以揭示新的学术天地。历史学是以文献作为基本研究资料的一门带有实证性的学科。在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上古文明史的过程中,相应的学术规范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将会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与争议,有碍学科的进步与发展。第一,必须重视出土文献的真实性研究。就出土文献作为史料而言,实际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实际上,传世文献所遇到的问题,出土文献亦不能免。譬如,《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谟》、《禹贡》不好说成是尧舜时代的著作,那么,来自地下的战国竹简本诸如《尹诰》、《说命》、《保训》、《耆夜》等,是否就可以不加论证地视为商周时期的作品呢?如果不是,它们又是如何形成的?又当如何评估其史料价值呢?这涉及历史学如何求真的问题,不可回避。从前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为使世人信服,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30卷,与之并行。这既是历史研究必须运用的基本方法,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显然,要使出土文献真正成为研究上古文明的珍贵史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考而后信的探索过程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必须重视文献材料的细节性研究。细节研究不等于历史的“碎片化”。那种淡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度关切,垂青于历史边远领域的跨界探究;淡化对整体史规律性的宏观把握,垂青于局部考察的吉光片羽;淡化辩证分析的论证范式,垂青于细枝末节的梳理描述,有可能与“碎片化”的历史研究有关。相反,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扎扎实实研究一些具体问题,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却有利于历史规律的把握,形成更为真切的历史认识。一段时间以来,有的学者从地下出土的简帛佚籍得到启示,于是援此例彼,对梅本《古文尚书》等过去已有定评的伪书大胆翻案,不遗余力。然观其对古文《尚书》案的审核,分析论证极为空泛疏阔,甚至连文献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也不遵守,就放言论定,厚诬古人。如今清华简《尹诰》(《咸有一德》)、《说命》的发现,使伪《古文尚书》案终成定谳。这场来势猛烈的翻案风算是刮过去了,但时代进步、学术退步的异常现象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第三,必须重视上古文明的致用性研究。经世致用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虽然历史学不能直接助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但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历史是昨天的现实,现实是明天的历史。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总有其生生不息的动力,总有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文明因素可以跨越时空,恒久地发挥作用。利用传世和出土文献深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演进的客观规律,铸就一种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既求其真(事实),亦求其是(规律),是历史研究的本质要求。真实的和规律性的历史知识和智慧是一种强大力量,可以起到疏通知远、鉴往知来的作用。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都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精神文化产品,其思想精华早已融入民族生命的血液世代流淌。继承和开发这些珍贵的民族遗产,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上所谈这些问题,与会学者均有涉及和讨论。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锐意进取,砥砺前行,中国出土文献和上古史研究必将谱写新的篇章!杜勇2014年6月于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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