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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与黑天鹅共舞:新分析范式下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

作者: 张晓晶
出版日期:2020-01-01
浏览次数:708次
简介: 无论什么样的宏观经济分析,都需要有一个理论框架。有些是明确提出的,有些是隐含的。好的宏观分析至少是在理论逻辑自洽基础上对现实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差的分析往往是就事论事,似乎是抓住了重点,但由于其理论逻辑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经不起推敲。宏观分析还涉及未来预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理论模型的预测都可能出错(比水晶球可能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出大错(如根本没有预测到大危机)。因此在预测方面,经济学家需要保持足够的谦卑;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分析框架更多是关联分析、结构分析、机理分析。宏观经济分析范式并非只有一种。事实上,自20 世纪40年代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以来,传统凯恩斯主义以及后来的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一直相互竞争、交替占先、分分合合。区分竞争性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中心任务。尽管过去了数十年,但对于新古典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或其他分析框架是否能够准确把握经济波动的根本来源和机制,仍然缺乏共识。目前,宏观经济分析范式,总体上遵循凯恩斯所开创的总需求分析传统,以DSGE 模型作为主力模型(Workhorse Model),讨论经济波动的来源、影响机制并提出稳定化政策

四十不惑: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

作者: 蔡昉
出版日期:2018-01-01
浏览次数:1058次
简介: 本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成功地推动高速经济增长,以事实描述和经济学分析逻辑,简述中国过去的四十年里,成功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很大改善的历史。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判断,揭示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提出从依靠人口红利向获得改革红利转变的思路,探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路径。 本书采用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以改革发展逻辑为主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讲述中国经济奇迹,尝试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丰富经济发展理论。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  政策  

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动能

出版日期:2017-01-01
浏览次数:3746次
简介: 主编:魏后凯 闫坤副主编:谭秋成 崔红志 于法稳编委:(按拼音排序)包晓斌 陈方 陈秋红 崔红志 郜亮亮黄超峰 李国祥 刘同山 刘长全 卢宪英年猛 潘劲 彭华 秦轲 孙若梅孙同全 谭秋成 檀学文 魏后凯 闫坤于法稳 苑鹏 张海鹏 赵黎 曾俊霞在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之后,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依靠创新驱动的全面转型发展新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026美元,已经处于世界银行划分的上中等收入经济的中间水平,其中,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已超过1.4万美元,稳定进入高收入经济行列。2270134从工业化阶段看,目前中国已经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工业化质量成为当前的核心任务。从城镇化阶段看,自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越过50%的拐点之后,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已经逐步减缓,呈现出减速的趋势(见图1)。2011—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3个百分点,比2006—2010年增速下降0.16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已经稳定进入城镇化中期快速推进的减速阶段,其着力点是
关键词: 农村经济发展  研究报告  2017  

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

作者: 高波
出版日期:210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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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存在截然相反的两派理论。一派是以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为代表的“好事一块儿来”理论,也可以称为“现代化带来政治稳定”理论,属于乐观主义的论调。与之相反的是以塞缪尔·亨廷顿、吉列尔莫·奥唐奈为代表的“现代化引发不稳定”理论,此外还有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他们
关键词: 农民  土地  政治  墨西哥  制度研究  

自贸区临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作者: 何枭吟
出版日期: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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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所谓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某种类似自由港5653906的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种特殊的功能区域。自贸区不仅具有自由港的大部分特点,而且具有吸引外商投资,发展精加工产业,能够真正实现“境内关外”。5653907党的十七大确定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成为中国经济新的试验田。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广东(三大片区:广州南沙自贸区、深圳蛇口自贸区、珠海横琴自贸区)、天津(三大片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2016年8月,国家新设立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7个自贸区,其中5个位于内陆省份。如何将“一带一路”和内陆自贸区战略无缝对接与有机结合,实现内陆自贸区开放化、高端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关系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及打造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关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竞争的焦点正在从规模竞争转向速度竞争,临空经济时代正在来临。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以交通运输为核心的技术革新和相关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始终是推动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源泉之一。世界经济正在迎来继海运、河运、铁路、公路之后的“第五冲击波”,临空经济正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并且成为内陆经济转型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孟菲斯、仁川、史基浦等世界上较为成熟的空港经济已开始由第三代向更高、更新层次的第四代过渡5653908,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临空经济呈现不断空间化、综合化、高端化的趋势,产城融合发展到更高级阶段。临空经济正在成为城市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其次,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智慧经济渗透于临空产业,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流通效率,智慧化临空经济正在成为全球航空经济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智慧经济重点发展物联网、云计算、信息通信设备、软件、数字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符合临空经济高、精、尖的产业发展要求。5653909从国内来看,临空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中国临空经济区域格局基本形成,对区域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根据中国民航局资料5653910,2017年,我国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超过11亿人次,完成114786.7万人次,其中,国内航线完成103614.6万人次,国际航线完成11172.1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1617.7万吨,其中,国内航线完成1000.1万吨,国际航线完成617.6万吨。我国境内民用航空(颁证)机场共有229个(不含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228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224个,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达到32个,年货邮吞吐量1万吨以上的机场有52个。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已规划了63个临空经济区,基本形成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临空经济区为中心,以郑州、成都、重庆、昆明、西安、武汉、杭州、沈阳、天津等直辖市、省会城市的特色临空经济区为重要节点的基本格局。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家明确提出“支持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建设航空港”,而重庆、四川、湖北等内陆自贸区省份也分别规划了航空经济新区。临空经济区正在成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建设空港型自贸区,发展临空经济正在成为我国内陆自贸区联外带内、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自贸区和临空经济具有相似的特性:开放性。临空经济借助“空中经济通道”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是自贸区发展的新经济形态。内陆自贸区应积极顺应新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空中经济走廊”,通过“空中优势”与高速公路、铁路等运输方式相衔接,打造“速度经济”,加速内陆自贸区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集聚,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本书主要以案例形式,重点从临空基础设施、临空产业和制度创新等角度研究河南自贸区、陕西自贸区和四川自贸区临空经济新形态的发展模式及经验,并分析了荷兰自贸区、迪拜机场自由区、韩国仁川自贸区、爱尔兰香农自贸区等世界典型自贸区发展临空经济的实践。

孵化服务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研究

作者: 张力
出版日期: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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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自1987年我国第一个孵化器创建以来,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工具促进了孵化器的快速发展,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孵化体系。当前,我国充分借鉴美国、德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孵化器发展的有益经验,在市场化导向下,形成了风险资本推动型孵化器、产业资本推动型孵化器以及中介服务型孵化器等创新模式,孵化器运营充满活力。但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以及孵化服务的质量问题一直是我国孵化器运营的“瓶颈”。因为现阶段我国主流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投资主体是政府,因此,它常常被作为一个小型的工业园进行规划和建设。此外,政府习惯性地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孵化器的硬环境设施建设和吸引高新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上。据粗略统计,中国孵化器70%的建设资金都用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具体表现是:现今中国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办公大楼宽敞明亮,内外装修豪华,办公设备先进。我国孵化器的服务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如何依据创业者的先天禀赋以及新创企业的产业特征评估其成长潜力,从而筛选合适的企业入驻孵化器?全国各级孵化器并没有详细的和可操作性很强的标准。第二,对已经接纳入驻的新创企业,不知道如何制定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孵化服务。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创业者的人力资本与孵化服务的交互作用缺乏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针对以上问题,2013年1月11日科技部印发的《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地指出了“孵化器发展的质量优先”原则,强调提高孵化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孵化效率。这一规划旨在挑选有潜力的新创企业入驻,向有特定孵化服务诉求的新创企业提供定制孵化服务,从而使有限的孵化服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最终全面改善我国孵化服务的整体质量。从微观上看,孵化服务与专用性人力资本交互作用研究很好地契合了这一命题。本书从孵化器与在孵企业互动主体的微观层面入手,分析了孵化服务种类、创业辅导质量以及孵化互动模式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剖析了孵化服务通过创业者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机理,并展开实证检验,获得实证证据。从理论上讲,本书是孵化服务理论的拓展,深化了基于社会网络的孵化功能理论,并完善了孵化互动界面理论,为孵化器绩效评价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从实践来讲,本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实施个性化孵化服务以及挑选有潜力的企业提供依据,同时,为引导创业者参与孵化互动,从而构建更加优化的孵化服务体系给出理论上的指导。综观全球,孵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大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孵化器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后,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模式;德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孵化器虽然起步晚于美国,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创新模式不断涌现,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在“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通过积极探索孵化器运营模式,扎实推进理论创新,一定会快速改善我国孵化器运营状况,有希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实现“弯道超车”。本书在孵化服务的理论创新上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希望能对后来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 企业孵化器  服务经济  

田园里的民主:从培育土地到培育自我

出版日期:2020-01-01
浏览次数:62次
简介: 这部作品旨在说明下列观点:民主自由理想的逐步形成首先并不是源于工厂,也不是源于启蒙时代抑或是商业、城市、世界主义,而是源自农庄。更确切地说,这部作品试图探讨种植者与土地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促进了民主的生活模式,究竟对这一生活模式起到了怎样的维护和强化作用,并且说明这种互动关系不是民主生活模式的诱发因素或唯一根源。对于农民来说,中央政府遥不可及,因此,这部作品不是关注农民对政府政务的意见,也不是关注农民的“选举行为”,而是关注农民在各个领域不同形式的独立组织能力。相较于普通民众与上层权力之间的垂直关系,这部作品所强调的,是个体与具有一定平等地位的团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耕作土地这一行为本身,便蕴含着一些促进民主价值观崛起的先决因素。长久以来,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分析十分欠缺。这些价值观种类多样,它们是自由民主机构的先决条件和灵感源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精神”,这一点在孟德斯鸠有关法律的论述中有所提及。为了避免混淆,暂不谈自由民主机构。这些价值观构成了道德与政治的框架,而且有序整合了我们的个人经验、日常习惯和公共经验。人们会习惯性地把价值观与人权、公民权利、独立、生计、安全、个人能动力和与之相关的责任、教育、科学研究、个人发展所需要的自由交换、多元性以及对他人的尊重联系在一起。我们根本不需要把这些价值观压缩在一个能够把它们统一起来的空间里,只要靠自由民主精神、深谙民主、建立于风俗而非法律之上的创建者,就能够从中找到一个共同点。即民主作为一种结果,关键在于平等分配给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作为一种手段,能使个人通过积累起来的经验“自发地、自主地、自愿地”(正如林肯关于民众的论述)去发现、感受与发展自身的自由。1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些价值观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且还远远没有完全实现。在不同的情形中,我们离价值观的实现时近时远。但是,耕作以自我管理(或称之为自治)的名义,成了一种有助于探索和重振其交汇点的活动,成了民主文化的基石,或者说民主作为一种文化的根基。正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不自由无自治。没有对民主纯粹的热爱,就不会有什么自治。这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所倡导的东西背道而驰。该传统更具共和精神,或更具自由精神,而非民主精神,尤其是在法国。公民的作用仅仅是反对压迫和批评政府,但是,这个作用无足轻重。他们的首要作用是管理自己的事务,并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情况下实现“无主而为”,这才是作用的根基。因而社会精神和公共精神形成了,另外个人品格也随之形成。许多作者将其称为责任、主动性、独立,甚至是勇气。我们的设想一经提出,有关农民的生动构想便开始消退。农民像浪漫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真实、简单且道德高尚;或是落后、保守,其思想意识总是囿于一亩三分地,具有根深蒂固的现实思想。因而,一个关于农民的广阔而鲜有探究的领域出现了,在这里,耕种不再是违反自然的事。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观念和经验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它们并不具有什么普遍性和永恒性,却不失启迪和引导作用。我们可以认为,伊甸园是一切的发端,并为一切定下了基调:《圣经》中曾说,亚当应“耕种”伊甸,并“守护”伊甸,也就是对其进行照料。就孩子而言,养育便意味着守护,守护便意味着养育。政治与生态的紧密结合,是显而易见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该事实被遗忘和被否认,其极端的重要性遭遇撼动。耕作土地与照料和守护联系到了一起,它不是普通的劳作,不是汗流浃背、挖空心思、苦心经营、无暇喘息、遭受苦难、心神不安;而是对话、倾听、提出建议、采取主动、贯通不同的节奏和逻辑、经历并阐释、预见但不言明、追求未来但又知晓未来可能不遂人意。亚当成了永恒的主角,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上与自由主义相关的所有权,以及辛勤劳作之概念。农业像是对土地的培育,这种培育与对自身的培育有关。这种意义上的农业,与农业工业化生产和生产的资本组织并无多少相同的特性。农业与农业工业化生产相去甚远,前者是为了谋取生计,后者则是为了赚取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相互对立,就如同守护土地与单纯追求收效的对立、对土地的享用与完全占为己有的对立、园丁或农民与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者的对应。在这里,我们不会涉及对农业哺育人类的能力的各种争论。例如,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不仅质疑工业化农业(即没有农民的农业)哺育人类的能力,而且揭示了农业在对抗饥饿、维护民以食为天和食品安全,以及保护食物的营养价值方面的不良作用及其他。2这些学者的分析入木三分,我们只需稍加了解,就能略知一二。就像教育一样,培育是遭遇着另一事物,并与这种能够自成一体的事物展开对话(即当今的“永恒农业”)。因此,种植者在美其名曰的“个人主义”中,只能发现危险的冲突。在培育作物的同时,种植者培育了一种社会并对公共资源的生产做出了贡献。这种种植活动成了一种媒介,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种植者与土地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种植者的需求、艺术、知识、习惯,另一方面则是种植者的土地和环境。这种种植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农民参与的农业和农园耕种、个体农民耕种与乡村城市的农园耕作。3从荒原牦牛圈养、18世纪50年代萨瓦纳的城市农业5856124、对杰斐逊来说意味着“小共和国”的农场、巴西卡努杜斯的村庄、俄罗斯的小块田地、纽约的集体农园、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育农园、退伍军人的疗养农园到如今因地制宜的农业、英国托德摩登“难以置信的食物”,以及与其他创造性不相上下的每一个阶段……通过这些,我想说明的是,种植者与土地共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共同体,种植者由此发展了结社的艺术。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把这种艺术视为民主生活模式的中心。结社的首要动因,并不是出于什么算计或好处,更不是出于集体身份的认同感,而是出于对社会生活的向往和对团结一致的渴望。杰斐逊和托克维尔先后不遗余力地说明了“公共意识”以及对自由的热爱正是源于这种倾向。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认为,民主不应设计为具有合理功能的机器,而应像一座所有要素都汇集在一起的农园。对土地的耕作并非引发而是伴随着民主实践,是民主实践之源。它描绘着一种性质尚未明确的未来,这种未来应该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否则是不可持续的。只有现行的经验旨在维护并持续共同重建个人相对于社会关系的独立、种植者相对于自然灾害及食物需求等自然限制的独立,以及自然相对于人类活动的独立,才能达成这一目标。从古到今,正是在人们耕作的小块土地上,才不断地出现各种新的合作方式、参与方式和社会化方式,而这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当今的工业社会造成了不规则的且生态上具有灾难性的生活方式,人们自然也就开始探寻一种更加严密且完整的生活形式。我要试图描绘其轮廓并阐明其特点的事物并不是不现实的乌托邦,恰恰相反,它是在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即农业。农业是共享的、地方的、家庭的、农民的、生态的、传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是多样的。这样的农业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015年10月指出,当今世界家庭农业占据约75%的全球农业资源,是当今最重要的农业形式。家庭农业开发着约5亿个农业生产单位,约为总数的90%,生产了世界上超过80%的食物。家庭农业5856125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至于城市农业,它供养着1/4城市居民,约为7亿人。4然而,在小范围之内传播如此之广的农业经验却并不为公众所知。即便个体农民及园丁农业通常脆弱而欠缺,这种农业也从未纳入一般人类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甚至是财富理论当中。我们所谓现代的、自由的、民主的政治构想也从未对这种农业进行过考量。更加糟糕的是,这种政治构想与农业背道而驰。要知道“政治”(politique)一词源于polis,即希腊语中的“城市”一词;而从词源的角度来讲,“公民资格”一词在拉丁语中的定义为“居住在城邦和城市里的居民”。在法国,“公民”一词出现之前有“城镇自由民”之概念,意为“居住在城镇并独自享有城市权利的居民”,也有“平民”之意。这部作品不求揭示鲜为人知的道理,而是想明确一件再也平常不过的事实,即小块土地现象,如果将这一事实束之高阁,自然也就意味着这世间几乎没有实现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但是,世上存在着一些数量众多并且在政治上具有建设意义的历史形式,其中有许多得以存留了下来。如今,作为社会融合的手段和生态变迁以及民主变迁的手段,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到其中:从绿色游击队组织、美洲许多地区的农民运动到东京都市中种植在屋顶上的稻田,从印度的小微农业合作组织到北美和欧洲的城市参与性农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部作品涉及的农业概念都十分特别。这种概念既区别于重新回归土地的简单构想,以及回归原始习俗的轻而易举的臆想,又不同于历史长河中屡见不鲜的、带有强制性的农业乌托邦。这些农业乌托邦往往带有家长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书中的农业概念也不同于著名的思想家如傅立叶、欧文、戈丹,或是希姆莱、斯大林等政治领袖所论述的那样。书中涉及的农业概念,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是农业政治(或政治农业)的经验,而不是把个人置于被视作完美的集体架构之下,并且使个人打上集体的烙印。其特点是寻求个人自由和个人与他人构成的组织活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平衡和紧密的互补关系。这种农业旨在形成一个单纯文字意义上的共同体,即一个目标和结构都不是提前确定而是逐步共同确定的团体。个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但个人仍旧可以保持自我。个人参加集体的活动,并且仅以参与者的身份融入集体,而不必和他人来自同一地方、信仰同一种宗教或者拥有同样的地位。与此同时,这个共同团体确保集体资源的分配,并将资源交到其成员的手中,就像遇到繁重的农田耕种任务时,不同个体之间交换种植技艺或在体力上互帮互助,交互知识、插条和种子,共用一些集体设备、共享生产过剩的产品或未售出的产品、共同前往集市和市场,或是支持各种类型的参与活动、支持合作系统,借助消费者支持生产者。这就是法国的AMAP组织(农民农业支持协会)如今正在从事的活动。种植者与其劳作的土地之间的协议,隶属于一系列持续且恰当的社会协议和政治协议,所有这些协议与民主化永不枯竭的活力是相一致的。以耕种的小块土地为主要切入点对所有有关自由的经验进行阐述,并不是一本书就能够说清楚的。由于篇幅的限制,笔者选用三段式的结构展开:从自我实现的目标到政治生活、社交性的实践,以及各种意义上民主文化的典型案例。与如今决议民主极力推崇的唯“共同商议和决定”论不同的是,每种以参与联想主义为特点的情形都表现出了“共同为之”的特征,显然,这在全球范围内构成了最具创造性的、最有前途的社会政治运动。每种形式都有典范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形成了一种“典型经验”的唯一对应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将“作为经验的经验”与艺术联系在一起,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足以照亮世界的“微观尝试”描绘了这种“典型经验”的雏形;另一方面,这些特征有助于我们生活模式和民主追求的形成,而每个人都深刻地表现出其特征:爱默生(Emerson)所塑造的农民个性、布法罗(Buffalo)文化大观园中的多元性、古代市镇系统的分享及公用、家庭农园的一体化、所有农民及园丁运动中表现出的独立和自治,以及自远古以来的科学和教育。就上述所有情形来看,耕作并照料土地是一种“对事物的教育”,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事物的教育”一词来源于卢梭的著作《爱弥儿》,对于一种崛起的民主文化来说,可以指必不可少的教育,也指教化(获得文化,接受教育)、适应新文化(遭遇一种新文化)、耕种(培植作物)或修身(通过经验发展个性),所有这些行为是互为补充且相互适应的。
关键词: 农业史  文化史  世界  

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研究

作者: 洪昊
出版日期: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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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种结构性困境:流动性的释放难以充分进入实体经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难以有效调节企业投资经营需要。基于这样的困境,本书尝试将融资配置过程对国有和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纳入到产能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利率管制、融资偏向和产能失衡的微观基础,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利率管制、融资偏向等造成的企业投资非对称效应展开分析,力图将产权异质、产能失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研究从微观领域拓展至宏观领域。这项研究是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所研究的领域涉及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金融学等多个学科分类。与同类研究相比,本书内容更加全面、系统,分析方法更加新颖,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能够指导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 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  企业  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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