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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2018—2019

作者: 闫坤
出版日期: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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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世界经济总因分歧与共谋而跌宕起伏,变幻莫测。为此,“中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课题组自成立(2008年)以来,以季度为单元,始终关注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对各国财政收支及风险情况、宏观调控的搭配框架,以及财政政策的运行和调整方案等做了深入的跟踪分析,形成了系列季度报告。通过对各季度报告的整理编排,课题组每两年出版一本年度成果,本书是就课题组2018-2019年度的研究成果整理而成。课题组针对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其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和有益思考,从供给侧2.0版本到借助财政和货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全覆盖,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制度性、规范性、战略性和前瞻性具有较大的借鉴和支撑作用,也为实际工作部门、社会经济分析和研究部门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服务和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建构

作者: 陈鹏
出版日期:20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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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以历史逻辑分析和原理建构相结合的方式,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并从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的基础环境、主体、客体、手段和媒介等维度提炼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先进特征,并对其最新发展进行了研究。

中国社会建设报告.2017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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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社会建设报告(2017)》,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6年)》等统计数据,研制了中国社会建设指数评价体系,在全国首次对31个省市自治区社会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价及其得分排序,并将北京与全国13个10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型城市、G20国、金砖五国以及新加坡、韩国、香港的社会建设指数作了横向比较;《报告》还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社会建设走势作出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
关键词: 社会建设  报告  中国  2017  

嘉善: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县域经验与启示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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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嘉善从按照“三句话”要求做好“三篇文章”,到开展示范点建设、率先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再到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出了城乡共享、人民普惠、契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县域科学发展新道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嘉善经验,可为全国县域治理发挥示范作用和示范效应。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成就  嘉善县  

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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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思想,既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怎样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基本问题,也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做出了全面部署。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弄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和主要任务,依据问题和目标导向,具体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扎实推进新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一 充分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心任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21世纪的国际高标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新要求,明确部署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实现这一宏伟战略目标和愿景,我国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形成先进的生产力,构建雄厚的经济基础;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显著提高发展质量,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和发展。2017年我国GDP高达82.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5921917;工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建设也都取得长足进步,社会生产总体上已不再落后。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问题十分突出,总体发展水平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也有很大差距。2016年我国人均GDP仅为8123美元,远低于同期10191美元的世界人均GDP水平。5921918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根本解决这一矛盾,我国就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良性互动,尽快确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增速转轨、结构转型、动能转换的特点。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和周期性矛盾仍然突出。由此决定,我国发展的总体形势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和窗口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国民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面对这种新形势,我国只有以创新为驱动力,紧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攻坚克难,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实现优质高效发展,才能推动经济建设再上新台阶。从国际看,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然曲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国只有实现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更是跨越关口,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和现代化强国的迫切要求。只有真正建设好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经济才能获得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二 深刻领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科学内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强调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根本方针,以明晰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力,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高质量发展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转型之要,而提高效率、效益则是发展的永恒主题。应当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效益水平和整体经济质量效益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根据2016年联合国工发组织发布的全球工业竞争力指数,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并列全球前5位;2013—2016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11.3%,装备制造业年均增长9.4%,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10.5%,远超工业同类指标6.7%;工业出口交货值47万亿元,其中高技术占44.7%;2013—2016年我国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资产总计年均分别增长5.9%、5.3%和8.8%,经营收益水平明显提高。5921919但也应当承认,我国现实经济发展仍然存在质量和效益不高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把提质增效放到经济工作的首位,融入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和全过程,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切实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即构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泛指工农业生产,是我国经济的主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核心,具有与实体经济和其他产业的融合力、推动力;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只有把科技创新、劳动力与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协同投入实体经济,才能有力地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行业供求衔接和产业优化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着力点,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各种要素调动好、配置好、协同好,发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作用,发挥资本、投资、负债支持产业发展的作用,发挥各类劳动者和人才投身于创业创新的作用,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优杠杆、补短板、占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打造新业态、新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协同促进实体经济和产业体系优质高效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保障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特别是近年来,按照“互联网+政府服务”的运作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行政审批事项和程序,消除“信息孤岛”,建立诚信监管“红黑名单”奖惩机制,完善政府服务规制和标准,实施行政审批“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限时办”“代理办”“免费办”“督查办”等有效措施,高效便捷服务创新创业和企业发展,有力激发和释放了市场活力。同时,宏观调控方式不断创新,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采取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等措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也应看到,我国经济运行时常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说明我国经济体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处理好政府、市场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关系问题,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获得体制机制保障。要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各级政府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应尽职责,从体制机制上保障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三 进一步明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任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面临多方面的主要任务。其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和重大战略举措。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因素,既有供给侧问题也有需求侧问题,既有结构问题也有总量问题,既有周期性惯性问题也有逆周期调控问题,既有短期存量调整阵痛问题也有长期增量提质增效问题,尽管矛盾复杂、叠加,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始终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供给结构失衡,就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新变化;如果供给质量不高,就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如果金融、人才等资源配置存在“脱实向虚”现象,就势必影响了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必须摆脱对短期需求侧调控的过度依赖,立足长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努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水平。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二是加快形成新动能,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于创新创业,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打造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开辟新消费市场;三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四是坚持去产能、去库存、优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求动态平衡。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发展成就显著。2016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1.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企业占77.5%,同比增长11.6%;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11%,已超过欧盟2.08%的平均水平。2016年中国境内专利申请数328.1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119.3万件,分别比2012年增长74.0%和128.1%;发明专利占36.4%,比2012年提高8.7%。我国拥有专利文献1.09亿件,覆盖11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世界领先水平。2016年我国各类众创空间4200家,孵化器、加速器4000多家,中央企业双创平台409个,星创天地638家,双创示范基地28个,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760亿元,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173亿元。2016年在我国参与调查的72.6家规模以上企业中,有28.4万家开展创新活动,占39.1%;分行业看,工业和服务业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分别占48.5%和28.9%。59219202012年以来,我国取得一大批重大标准性科研创新成果,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实践十三号卫星、超级计算机、第五代移动通信、量子通信、诱导多功能干细胞、高铁、第三代核电、新能源汽车等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总体评价,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实力还很不相称,一些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仍然落后,受制于人,与经济建设主战场和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相距甚远。因此,我国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提升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重大突破和颠覆性创新;二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是倡导创新文化,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四是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已经连续十几年获得丰收,粮食产量连续5年超过6亿吨,2017年为6.2亿吨5921921;农民收入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3%。5921922现在,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国必须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三是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渠道;四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五是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理念,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要建立和完善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区域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区域发展保障机制;二是按照主功能区规划和城市群发展规划,协调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三是协调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开放开发、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合作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保护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四是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加快边疆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五是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创新,关键靠改革。我国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制约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二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体制;三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的发展规划战略性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消费、投资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我国必须贯彻全面开放的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二是拓展对外贸易,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优化进出口结构;三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逐步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治理;四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资、生产、服务网络体系,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四 本书内容安排和特色本书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继《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大趋势》《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之后,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经验进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研究团队根据研究特长,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坚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战略性对策与实操性建议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二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规制和实践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对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意义重大,研究团队力求取得新成果、新观点、新政策、新启示和新方案,以用于指导实践。本书由两部分构成:上篇为基础理论,侧重于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探索;下篇为政策实践,重点研究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和实践问题。主要建树和重点内容概述如下。上篇基础理论,探索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和重点抓手。朱晓青教授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范畴,不仅与现代化和经济体系的范畴相联系,而且与我国新时代转变发展方式,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相关。在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概念进行深入解析的基础上,其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涵应包括目标、思路、主攻方向、运作模式和战略格局等内容,而实现目标的基本思路、主攻方向、运作模式和战略格局聚焦于六个方面:一是一个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二是一条主线,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两个优先,即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四是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五是“三有”经济体制,即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六是“四协同”现代产业体系,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目标与这六个方面的思路、战略格局联系起来,构成了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蓝图”和行动指南。盖艳梅教授强调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指导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牢牢抓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抓住创新这个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作用,依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要坚持协调发展理念,统筹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三大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或倡议的落实与实施。要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孙玉秀副教授认为,经过40年的对外开放,我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日趋开放的经济体。进入新时代,如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问题越发重要。在辨析开放型经济概念、深入阐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基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开放型经济战略目标的新要求,系统梳理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内容,强调要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实施路径。薛文平博士认为,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一环,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沿着现代财政制度从何而来,为何要替代公共财政的提法,现代财政制度的内涵是什么,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意义何在的叙事逻辑,重点阐释了现代财政的核心构成:一是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二是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三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系。下篇政策实践,对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策制定和实践经验及其现存突出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侧面的阐释。王昊教授认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居民消费需求趋向个性化、多样化和高端化的客观要求,是解决社会经济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然而,当前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用地结构。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的不合理,反映出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合理,也反映出生产和生活二者关系的不平衡。二是劳动力结构。劳动力数量红利呈现下降趋势,致使下一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难度加大。三是技术结构。多个角度的分析显示,我国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较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要解决结构性问题,有效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很有必要采取优化用地结构、开发劳动力质量红利、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国企发展和民企转型等措施。杨东德副教授认为,建设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要充分考虑创新系统各个要素的作用,尊重市场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围绕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创新成果商业化的整个创新链条,加强研发基础设施建设,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定鼓励创新的配套创新政策体系,建立起政府、市场、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消费者、金融机构、科技中介及服务机构协同发力的创新生态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方面,强调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必须突出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特色。贺燕副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基础。但现存突出问题依然不少,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衰落等,严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要解决问题,必须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开展工作。为此,贺燕副教授重点阐释了北京乡村振兴的实践,为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示范效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李诗洋副教授认为,打造雄安新区金融科技集聚区,借助区块链、金融云、互联网信用风险控制、生物识别、数字货币建设等最新金融科技手段,支撑雄安新区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有助于加快北京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在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发挥创新发展的示范效应。李诗洋副教授指出,雄安新区的金融发展应侧重于吸引高科技的市场化金融要素,大力打造债券市场、企业票据市场、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鼓励各项金融创新和金融科技新业态的入驻发展。要注意完善金融信用环境建设和金融人才制度,优化金融软环境,加强对新兴金融科技业态的监管,化解金融风险,使区域金融市场规范、有序、高效运行。要充分发挥出金融对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陆园园副教授指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空间组织形态,在许多国家经济体系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活力,引起了众多领域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热切关注。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种类型的企业集群已经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支撑和中坚力量。然而,企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研究都还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很多问题研究尚待深入。鉴于这种情况,陆园园副教授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将集群视为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借用复杂性理论研究企业集群共同演进的过程,尝试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复杂性理论引入集群问题研究,力求开辟新领域,吸引相关研究关注,进一步丰富这一方面的理论。李中副教授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国家安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会显得过分,“中兴事件”令中国ICT产业“缺芯少魂”的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国人面前。实践证明,世界供应链在政治面前是脆弱的,要想实现科技强国之梦,必须要有自主研发的“中国芯”。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技术攻关与产业突围并举,我国已成功解决了集成电路“从无到有”的问题,而且产业生态得到全面改善。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长期以来发展基础薄弱、投资强度不足、企业融资瓶颈突出、骨干企业自我“造血”机能差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此,李中副教授在深入系统研究国外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书在撰写出版的过程中,有幸得到有关领导和学者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基地处处长刘军同志,以及北京市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王民忠同志、副校长袁吉富同志和科研处处长鄂振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帮助与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精心安排。姜文武、武小东、赵天翔、宋小娜、黄亚娟、王功涛、胡晓琴、库元坤、于久臣、迟莉莉、齐军亚、刘铭铭、郭浩、孙秀霞、何旭、殷剑锋、李梓萌、张红梅、陈红、贾晓佳、段虎、刘卫军和郑俊俊等同志先后参与了本书的资料收集、实地调研、案例分析、文字编辑等方面的工作。在此,对这些同志表示衷心感谢!朱晓青 李中2019年1月8日
关键词: 中国经济  经济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2019:总第20卷

作者: 胡家勇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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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以姓氏笔画为序)于金富 王立胜 王振中 王维国 卢现祥 朱方明朱恒鹏 任太增 任保平 刘秉龙 齐兰 纪玉山杜曙光 李政 李涛 杨春学 邱海平 邹薇沈坤荣 宋丙涛 张平 张宇 苏剑 周云波周文 周冰 赵学增 胡亦琴 胡家勇 侯风云洪名勇 宣烨 钱津 徐丹丹 高友才 黄茂兴程恩富 景维民 董长瑞 韩鹏 焦方义 谢地蔡继明 裴小革 裴长洪 樊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明确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6005823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使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提法,指出“这是五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济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概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深入

市场与计划:谁是配置资源机制的最佳选择:对思想史争论的考察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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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对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由杨春学研究员主持,参与者有郭冠清和谢志刚。第一章、第六章由杨春学执笔,第二章由谢志刚执笔,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由郭冠清执笔。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始于米塞斯1920年的著名论文,经过30年代,延续到40年代。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之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之中。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而反对者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可称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迪金森、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来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对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作出反击。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的、“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的一方,其实不然。从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正在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来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重新评价,得出的结论与科尔奈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直接批判对象——“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主要转化为对新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市场和价格理论方面的差异解读上。本报告最基本的学术价值在于,将这场争论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把后者视为“争论原型的再现”,并对这一争论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描述和清理,包括论战各方观点的完善过程、对这场争论的主流评价的转变过程等,使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大争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日益增多,但直接以此为专题的单独的研究甚少。对这场争论的介绍,主要是作为某项课题的一个子部分,出现在对新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或“市场社会主义”等名义下的研究之中,且对这场争论本身的评论,几乎都停留在是否有参考价值的层次上。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研究和评论没有正确理解争论双方就“经济核算问题”所作的不同假设,因而,误解了这场争论在理论上的某些重要性质。具体而言,有如下两点:(1)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兰格等“社会主义经济同情者”的立场来评论这场争论的,不仅对兰格模式的新古典主义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也对哈耶克等的批评是否言之成理,缺少实事求是的评判。兰格等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实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思想曾经给社会主义能容纳市场机制提供过粗糙的理论根据,那也仅仅就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事实上,它不可能为转轨经济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南作用。相比之下,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事后证明:哈耶克等对市场运行的理解要远比兰格等更准确和深刻。兰格—勒纳模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本身就染上了后者的所有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转轨经济最应重视的问题。兰格—勒纳模式及其追随者还值得重视的思想,也就只剩下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市场社会主义如何在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正是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思想最富有魅力之处。(2)国内的学者仅仅把这场争论视为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仅在于讨论了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可能性,而且,所引证的著作也基本上限于有关各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开争论之后各方对自己的论点进一步发展、反思甚至于改变。对其他西方学者对争论所进行的周期性的不断反思,也缺乏清晰的了解,而这类反思经常运用了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因此,这种认识,不足以总结这场争论所带来的更深层的理论成果。实质上,这场争论最为深刻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内容在于对市场的两种理解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竞争性过程,其中,通过价格的形成过程,分散化的知识得以传播到经济的各个角落,促成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协调;同时,竞争充当着发现分散化的知识的作用。而兰格等对市场的理解却是基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知识,这种分析框架根本无法用于说明市场的动态特征、市场如何协调经济等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说明总结这场争论的理论遗产时的基本立场。哈耶克等所批判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对象一直是苏联模式;对于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引入市场制度,他们也一直认为是不可行的: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结果,“不过是件赝品而已”。中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可能相容的观点,虽然中国模式与兰格模式相去甚远。但是,这不等于说,哈耶克等的观点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我们现在仍然能感觉到其分量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从坚持这一制度的人们之中获取力量,也应该从对它的批判者中吸取智慧!批判者的声音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反省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正视这类问题,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发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痼疾的批判促使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改进,缓和其内在矛盾,而哈耶克等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社会主义者曾经则置若罔闻,不予理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历史憾事。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报告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的产物。报告印制之前,由杨春学统一进行了一些补充和改写。虽然如此,由于涉及的文献非常广泛、论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课题人员的知识所限,研究报告中可能存在各种问题。自然地,主持人理应对报告中的任何错误和遗漏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第1辑

作者: 丁堡骏
出版日期:201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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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第1辑)》是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吉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是中宣部于2017年3月批准立项建设的全国首批七所重点支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之一。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多年来一直以雄厚的《资本论》教学和研究力量享誉中国经济学界。2017年3月获准立项建设以来,中心旨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通过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我国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应用研究,并对西方经济学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借鉴研究。为响应中宣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号召,中心于2017年3月批准立项建设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研究。本论文集主要收录了中心成员2017—2018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物质存在形式和其理论渊源。通过研究《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应用,通过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与中国化的路径,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客观物质存在状态。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按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必须把握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体现跨越的性质,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因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超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心甘情愿地、亦步亦趋地爬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按照庸俗生产力决定论,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到朝鲜、越南和中国,哪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超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欧美特色的资本主义相比究竟有没有制度优势呢?如果认为两种制度趋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趋势,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制度优势。如果认为两种制度未来发展趋势趋同,社会主义是两种制度的未来走势,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说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先于欧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要说清楚我们为什么能够走通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我们要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说明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为什么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到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趋向的未来社会。《论 〈资本论〉俄国化与中国化》等文章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指导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角度论证了20世纪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的中国,按照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要体现中国不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现状。这样建设的社会主义,必定要具有浓重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必须体现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物质生产方式。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脱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必须要彻底抛弃以往的任何政治经济学学说和理论。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本理论。因此,我们必须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探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基本经济原则》《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创新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也论“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等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意义等方面,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阶段面临的经济理论问题探讨。这一部分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思考和解读,例如,《唯物史观视阈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制度优势》等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下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农业集体化道路问题、国有企业改革与东北振兴问题等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四部分是西方经济学批判与借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同时,作为崭新的经济制度形态和开放的发展模式,也必然要求大胆借鉴吸收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本中心着力探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外思想来源问题。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但对西方经济学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科学借鉴其合理成分的同时要对其糟粕进行批判。尤其对于国内一些主张中国经济学教育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和倾向,要立场坚定,要严厉批判。为此,我们组织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体系批判》《如何正确反思西方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实践检视与方法论反思》《现代经济学的本质》等,就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与林毅夫、田国强和洪永淼等进行了理论商榷。通过商榷我们力图端正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既科学借鉴,又分析批判,以达到洋为中用、兼容并蓄、合理吸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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