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提高话语权，离不开话语体系建设。为此，习近平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任务。在我国发展的重要阶段，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史学界应直面不足，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我国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努力提高学术话语权。

　　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我的理解，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话语影响力，提高国家话语权。如果按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法，我们可以把物质生产能力看作是硬实力，把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能力看作是软实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话语权正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世界上和平发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衡量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与我国物质生产能力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极为光荣的使命，也是极为紧迫的任务。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话语权，大体与该国的物质基础相匹配。一个小国、弱国，一般来说很难形成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并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从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当中国还显得很强大的时候，正在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学术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和尊敬。老子、孔子等中国先哲的著作在欧洲被翻译出版，欧洲汉学开始兴盛。17世纪传教士们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思想界传播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方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等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描述过中国和中国的学术，许多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其实都受到中国学术思想的启迪。当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忙于在世界各地抢占殖民地和市场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探寻中国实力的底细，并计划对中国施加兵威。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手足无措。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当时的清政府未能想到的，甚至也是西方各国未曾想到的。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几乎要瓜分中国。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彻底打倒了中国士大夫的自大，崇洋观念开始兴盛。中国知识界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纷纷到东洋、西洋留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知识。《群学肄言》《民约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著作纷纷被译成中文出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西方思想界的名士被中国思想界所接纳。这些理论著作和思想家的观点就成为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核心。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新型知识分子，都是在吸吮西学知识后成长起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的衰落导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参照、为圭臬，话语权极为微弱，中国的软实力也跌到了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