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而历史学正是一门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但在当下，受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一些人将各种相关而不相同的“历史”混为一谈，断言“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虚构”。这种观点如果不断泛滥，显然不利于历史学发展。其实，每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是历史，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如果历史果真都是“话语虚构”，岂不等于说我们的亲身经历纯属子虚乌有？认清所谓历史是“话语虚构”这一观点的荒谬性，需要了解“历史”的四种形态，在历史研究中正心术，坚守学术伦理。

　　人们所说的“历史”通常有四种形态，即“本原的历史”“记录的历史”“陈述的历史”“戏说的历史”。曾经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往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现象，是无法改变的“本原的历史”。历者，过也；史者，事也。人类社会的过去时是历史的本原形态，其他形态的历史都是从“本原的历史”中衍生出来的。广义的史学无所不包，一切学科具有科学属性的知识体系都无一例外地以“本原的历史”为事实依据。“本原的历史”以“记录的历史”这一形态得以流传。由于简略、片面、歪曲、伪造等原因，“记录的历史”有时并不可靠，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相无法揭示，更不能否定“本原的历史”的存在。

　　“陈述的历史”是历史研究的产物。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史学成果有可能失真。然而，更为深入的研究可以校正错误，不断接近“本原的历史”。例如，一些学者断言孟子的“民贵君轻”是“批判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摒弃”“围剿”。但是，如果我们广泛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民贵君轻”获得许多帝王的认同、赞赏和宣扬。汉文帝一度设置《孟子》博士；推崇“民贵君轻”的汉唐统治者为数众多；到北宋，《孟子》被确立为官方学说中的核心经典；宋、元、明、清的众多帝王也宣扬“民贵君轻”。“陈述的历史”失真的原因在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这与“戏说的历史”大不一样。“戏说的历史”貌似历史却实非历史，它只是利用历史素材以实现某种主观设定的功能或目的。

　　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是历史研究与生俱来的，还将与历史研究相伴始终。但这并非说明历史是“话语虚构”，反倒是其魅力之所在。历史认识有局限性才需要不断求索、不断拷问、不断修正、不断创新。如果历史研究者因此而敬畏自己的研究对象，兢兢业业、如履薄冰，这正是历史研究的幸事。当下，历史研究最大的困境不是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而是一些研究者出于种种原因无意在探求“本原的历史”上下功夫，甚至不相信有揭示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如果说用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否定认识历史的可能性是可悲的，那么，更可悲的是用历史认识的局限性作为规避责任的遁词、掩盖无能的饰词和主观臆断的托词。如果这样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就会导致人们越发相信历史毫无客观性可言。《文史通义·史德》有一句名言：“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德亦即历史研究者的心术、学术伦理。名副其实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坚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准则，即尊重“本原的历史”，重视“记录的历史”，写好“陈述的历史”，不搞“戏说的历史”。

　　历史学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准确的知识体系、提供有益的历史鉴戒、求索深邃的历史哲理、引导恰当的社会选择。只有具有一定客观性、科学性的研究成果才能切实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正心术，要求一切研究历史的学者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坚持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坚持超越传统的创新精神，致力于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优秀学术成果。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