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简介
于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基础上,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中国史学在伟大的觉醒和伟大的革命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征程。
一
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中国史学70年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核心理论。这是新中国史学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的结果。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研究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史学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7月28日,在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会成立。当选主席郭沫若在成立会上作《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报告。他说:自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间,“大多数的历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这就是说,从唯心史观转向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实际问题,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吴玉章在会上有《历史研究工作的方向》的报告,从四个方面重申历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即“要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重视现实”,“要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及“我们的工作作风应当是反对党八股的革命的工作作风”,
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开展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五朵金花”),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深入讨论。这次讨论的成果并没有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而消逝,其嬗变于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至今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有重要影响。这些对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正如“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所有制为标准,第一次将历史划分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未来共产主义所有制五种所有制形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起,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自觉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发展经过了哪些社会形态,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与专制社会”等。这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而论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人民在十年土地革命中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不适用中国”的谬说不攻自破。
从1937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阶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日渐扩大,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不断深化。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人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和政治论战交织在一起,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反围剿”;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出现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中,继续开展“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就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的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五种生产方式”“五种所有制形式”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总之,都涉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涉及是否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首先是开展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争、奴隶制的不同形态与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区别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标准,以及封建社会形成的条件和途径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历史科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历史研究趋于活跃,有关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进展。
1980年前后,首先由“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引发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热烈论争,因这个问题涉及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向何处去?毋庸讳言,现实的社会经济是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的延伸,自然要受到经济形态——历史规律的支配。所以直至8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仍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成为1988年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对“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争论的焦点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理论的来源;“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规律;奴隶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如何划分社会经济形态。
对“规律”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直观的事物外在的因果关系上,而要去探求“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不难看出,一些对五形态论持否定意见的论者,多是以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个案例证”,来否定五形态论所反映人类历史“普遍的历史规律”。这样就人为地割裂了“表现型规律”和“机制型规律”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仅仅是用经验归纳法得出的片面性的结论,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历史外在”的直观的内容,而没有深入到“历史内部”所蕴含的复杂内容中去。历史规律,总是作为历史矛盾运动总趋势的规律,五形态论即是这样的历史规律的具体体现,它是从整体的人类历史进程的视角出发,在历史进步不可抗拒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结论的。
19世纪中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人们对原始社会知之甚少,对其研究也十分薄弱;五形态论对人类历史的演进只是提出了一个大体的、粗略的框架。马克思曾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齐世荣主编4卷本《世界史》的《前言》写道:“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质,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诸阶段区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几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几种社会形态。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一无例外地按照这个序列向前发展。有的没有经历过某一阶段,有的长期停顿在某一阶段。总的说来,人类历史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尽管先后不一,形式各异,但这个纵向发展的总过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意义”。
二
新中国70年历史科学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行,从不脱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它通过丰硕的原创性的精品力作,为全国人民学好历史这门必修课、坚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从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习主席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讨论的成果,后主要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等结集出版
“中国近代史”是一相对年轻的学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范文澜出任所长,其前身为建于1938年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基本确立;研究成果斐然,发表了包括学术论文在内的各类文章“5500篇,出版的近代史著作约200种,论文集32种。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中外关系及人物评价等广阔领域”,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从理论上拨乱反正,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强调对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关注现实,努力做到研究成果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1980年4月8日,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世界上事物的。……历史科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这是因为“历史问题本身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这具体表现在一批重要成果相继问世
又如,刘大年在21世纪初著《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金冲及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他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烽火的全过程……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另一方面,他“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学者,他又能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学素养,冷静地回顾和剖析他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
2012年9月,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撰写和修改用了20年时间,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成立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新中国来之不易,“战争年代牺牲在战场和刑场上的革命先烈约2000万人”。正是“这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的脚印,铺就了新中国的诞生之路”。
在撰写过程中,编写者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统领自己的研究工作。该书突出的一个主题,是中国人民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该书遵循的一条主线,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该书把握的一个主流,是集中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
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陈规旧说,在新中国的史学发展历史上,已被彻底摒弃。这不仅在“国史”研究中,也表现在世界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上。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世界现代史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得到迅速发展
新中国70年,中国史学学科建设的成就斐然。面对着一部部无愧前人、启迪后人的信史、良史,和一系列史学理论的重大成果,重温习主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新中国70年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历史发展,既不脱离人类历史发展所遵循的共同规律,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中国特点”亦可视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逻辑”: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近代中国却逐渐落后了,其重要原因,是“欧洲近代产生了有发展能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演进中形成了市场经济模式”。而“中国古代文明没能实现从农业文明到商业文明的转型,核心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未能实现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简单回顾,有助于人们站在正确的历史时空坐标中,通过广阔的历史视野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历史叙事,究其本质都是与时代主题、时代使命相关的时代叙事。无论是从历史的时空坐标还是从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顺应历史大势,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潮流,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又不脱离中国的国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矛盾运动符合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着“新史学”,并决定其有如下新的学术和时代的特点。一是历史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反映人类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的标识性选题明显增加。二是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实现,首先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通过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为认识、分析中外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的历史支持越来越多。三是“强制阐释”和“公共阐释”概念的提出
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表明,即使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但因它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形态。时代发展中的重大历史转折,往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态改变的契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视域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形态,即将构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上日程,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任务和历史使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之“新”,首先是作为唯物史观的新的增长点的“大历史观”的提出。不仅深入理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需要大历史观的科学阐释;而且在中外历史研究中欲真正获取历史的启迪和历史的教训,也离不开大历史观。如果说历史观“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
习主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综上可看出,“大历史观”不是历史认识时空的延长或扩大,而意在强调植根于唯物史观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即历史的整体性、连续性和发展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念。“大历史观”虽在中国史学界近年提出,但其内容的阐释和运用却早已有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一门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具有最高视野的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也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大史学。……它根据大量史实并以理论形式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大历史观的历史认识客体是人民,史家要牢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大历史观的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历史研究有生命力的传世之作,都体现出这三方面的完美统一。但这种“完美统一”与时俱化,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被赋予新的内容。总之,“历史认识的过程,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关系。历史认识不是一成不变地再现历史、机械地重构历史,而是主体对客体辩证的能动的反映,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认识主体通过不断扬弃陈旧的历史思维,提高历史认识的科学水平”。
大历史观需要新的历史思维,而其从来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史学大国。“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历史命题的提出,将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必然对中国历史科学提出许多新要求。它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必将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有新的作为,必将在中华民族进行的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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