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伊朗的经济学家，自儿时起就大量地阅读“非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在那段奇妙的成长岁月中，我形成了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并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对这一话题的了解和体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本书就是在这种文化、知识和个人经历背景下的综合产物。十多年前，我开始厘清其主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同时在我的一些（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波斯语和英语著作中逐渐将其发展，包括1972年写的一本未出版的关于伊朗经济的书的初稿（英文），以及1976年撰写的伊朗现代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Sadiq Hedayat）的社会和文学传记初稿（也是英文，我希望未来能重写并出版此书）。因此这本书本身，以及其方法和论点，都不是关于伊朗最近发生的事件。在革命期间我开始定此书的终稿，在书里偶有提及最近发生的事件，因为在各章节撰写过程中这些事件也在发生。作为一项规则，我不会在革命后把书中的这些说法更新，比如，在第六章我对伊朗国王和王后的说法是基于他们还在执政掌权时，我予以保留。然而，在旧制度被推翻后，大量的重要文件和回忆录出现在伊朗媒体上，我在注释中适当的地方引用了这些新的论据。

这本书的覆盖方面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本可以以多卷本的形式呈现。我之所以将其熔铸成一卷，并不是为了写出一本终生巨著，而是为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提供一个框架。如果这一路径和框架有任何价值，那么也许其他人可以在我的思考上进行扩展，并填补我在讨论中遗漏的许多细节。然而，我在部分章节中为了进行论证所展示的经济后果往往体现了期刊论文的强度，不过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去清楚地阐释这些内容，我非常希望读者可以理解并读懂。为此，我也避免去舞弄专业知识，将理论神秘化，在我看来，这些都会为社会知识的进步和传播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最后，关于我的理念和方法的相关性，我只能重复马克思的话（并非假装与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作比较），那就是“任何基于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欢迎。而我从来就不向所谓的舆论偏见让步，对于它们，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前言）。

我想衷心地感谢约翰·格尼，他透彻地阅读了我的手稿，并为结构和内容的改进提供了专业的建议，他是如此的宽厚慷慨，为本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的部分手稿是由穆里尔·沃林、弗里达·文森特与（有时）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的其他秘书人员打字和整理的，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致以感谢。我还要感谢法尔洪德·扎尔贾姆，他高效地完成了剩余章节的打字工作。此外，如果没有我的妻子和孩子做出的牺牲，这项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妻子对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她对剩余手稿的打字工作和整个作品的收尾工作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哈菲兹曾有这样富含哲理的诗句：“明天，当现实之国降临，那些表面上的探寻者将感到羞赧惭愧。”这不仅是对现代伊朗政治经济发生的事件、思想和人物的最恰当的墓志铭，也是对那些将创造未来的人的一个极好的警示。

1979年9月

霍马·卡图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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