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宋春香曾为撰写有关《棱镜的折光——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美学的中国化历程透视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对话走向》的硕士论文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找过我。之后，我们曾在2004年6月于湘潭大学召开的《巴赫金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见过面。会上，她作了题为“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言。今年夏天，当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送来宋春香的博士论文《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我有一种故人重逢的感觉。尤其是看到这些年来她对巴赫金的研究如此执着、如此勤奋，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尽管我对宗教文化缺乏专门的研究，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当她请我为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点看法时，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巴赫金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和文论家。他以“对话”、“狂欢”等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创性震撼思想界和文论界。近20年，国内巴赫金研究的势头看好，并渐成显学。各种专著和博士论文不断涌现。然而，从宗教文化角度来研究巴赫金思想的论文和专著，却很少见。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一，巴赫金本人虽然是东正教徒，有着浓厚的宗教情结，但当年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十分险恶，他的著作有意回避从宗教角度来论述理论问题。其二，文论和宗教之间的跨学科研究难度很大，需要有多重学科知识的准备，因此很少有人问津。当年我的学生王志耕（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撰写《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博士论文时就碰到不少难题。当然，最后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并获得好评。于是，在收到宋春香的博士论文时，开始我还有些担心，觉得难度太大。当我看过论文，特别是参加她的论文答辩，听到大家一致肯定她论文具体而深入地阐明了巴赫金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内在联系，并且所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赞扬她的研究体现了青年学者的学术勇气，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论文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研究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阐明了两者的内在联系。作者先从巴赫金的教徒身份和宗教情结论起，当然，这只是说明两者具有内在关系的一定条件，还无法真正从理论上论证两者存在必然的关系。为了说明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为了科学地论证二者之间的文化关联问题，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从源头上来论述狂欢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从理论逻辑出发，从文本出发，充分地论述了宗教文化在狂欢理论中的构成，从狂欢中“笑”的宗教意蕴、狂欢身体的宗教意义、狂欢形象和宗教圣贤、狂欢戏仿和宗教文本等方面具体深入地论证了两者的内在联系。这种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内在关系，是具有理论说服力的。然而，必须看到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不是表层而是深层的，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我认为论文的成功之处，也就是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作者不回避问题的难点，不把理论问题表层化、简单化，能够充分重视并试图深入地阐明两者复杂的内在联系。首先，作者强调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关系是一种深层的内在关系，两者固然存在差异，但两者的精神诉求是一致的。两者都因为不满现实而追求理想的彼岸、追求人的终极归宿，并从中得到心理解放和精神慰藉。我认为这才是抓住了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其次，作者注意到了狂欢理论和宗教文化的关系是一种既亲和又对立的复杂关系。在指出宗教文化是狂欢文化的源头和两者精神诉求的一致性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两者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话语表达方面的差异性。我认为，两者差异性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比如，狂欢的源头就不只是宗教，这不只是宗教作用的结果，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诸如底层民众生命力的张扬，就充满一种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一篇成功的论文，一部成功的著作，不完全在于把问题说得面面俱到、头头是道，而是不回避理论难题，勇于面对问题的复杂性，并深入地辩证地把问题分析清楚。由于该论文选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所以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一些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该论文是成功的。这是作者勤奋刻苦和认真钻研的成果。同时，也是同导师杨慧林教授的指导分不开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宗教文化研究在杨慧林教授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也出现了不少与研究宗教文化相关的博士论文。正是这种整体的学术氛围为相关的科研和博士论文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种学术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十分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十分有利于科研和教学发展，是很值得赞赏的。宋春香还很年轻，将来的道路还很长。其博士论文的写作和出版还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起点，我祝愿她在今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不断取得成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程正民200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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