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在过去几十年，荷马问题（Homerische Frage）的研究文献大幅增多。11790976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扩展，各主要研究流派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甚至在某些地方，研究本身也愈发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就目前已走过的研究道路而言，荷马问题本身的最终解决暂时尚无可能。尽管这一认识可能令人感到不愉快，甚至看起来会使科学蒙羞，但恐怕没有人能够再对此视而不见了。

一方面，人们必须在问题本身的性质——荷马问题所涉及之各项难题本身的性质——中寻找这一现象的根源。另一方面，或许要归因于人们试图在不稳固和摇摆不定的基础上过于仓促且草率地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自以为自己是在稳固的实际基础上前进。实际上，至少在古典语文学研究领域，荷马问题乃是由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1759—1824）的不朽著作《荷马绪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引入并赋予生命的。

众所周知，作者在这本书中仅仅处理了荷马问题外在的和历史的层面，却认为自己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沃尔夫的观点，毫无疑问，在荷马（约前9世纪）生活的时代，至少在奥林匹亚纪年（Olympiaden）开始前约一个世纪，希腊人并不掌握书写技艺（Schreibkunst），或者即使掌握了，也未曾将其用于文学创作。沃尔夫认为，文学创作书写的最早证据在梭伦（约前640—前560）时代才开始显现。在此之前，散文还无从谈起，希腊的所有诗歌[Ⅳ]都是为听众构思和创作，并完全依赖于口头传承。在这种条件下，显然只有规模相对有限的诗歌才能被创作和保存。在没有书写技艺的情况下，任何诗人都不可能构思和创作出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篇幅宏大、布局精巧且结构严密的作品。因此，荷马史诗的现有篇幅和精巧艺术形式必然在后来时代才形成。荷马史诗不是一位诗人的作品，而是由原本不同作者创作的若干较短诗歌在后期拼接而成的作品；根据古代一致的记载，这一拼接整理工作最早由佩西斯特拉图斯（Pisistratus，约前600—前527）组织完成。在佩西斯特拉图斯之前，不存在一部书面形式的统一荷马作品。

关于荷马是不是这些原本独立的多数诗歌的作者；或者他只是创作了主要部分以及奠定整体基础之原始核心的作者，而后由他人进一步完成——沃尔夫并没有明确表态。事实上，他在这两种观点之间不断摇摆。沃尔夫进一步声称，除了外在的历史证据，还可以从诗歌本身的内部考察中得出一条内在的证据。在这些诗歌中能够发现明显的痕迹，表明现在看似统一的部分在最初是不同的。

仔细观察语言和诗律以及分析各种地理和神话细节，无疑会提供更多的研究材料。然而，沃尔夫本人并没有收集这些材料。即便是沃尔夫声称的那些显示出原始差异的痕迹，他也只是做了非常笼统且简略的暗示。在沃尔夫去世前后一段时间，他的学生和追随者虽然提出了一些创见，但这些见解大多局限于诗歌的某些部分，而非着眼于整体，因而重要性不大。沃尔夫要求的研究语言运用和诗律的工作[V]最终并未开展。而对沃尔夫的批评，当然仅限于他所涉及问题的历史层面。

自从1837年与1841年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的《伊利亚特》研究相继问世以来，这一切发生了重大变化。11790977虽然拉赫曼对诗歌的语言和诗律着墨甚少，但他将整部《伊利亚特》拆解为所谓的原始组成部分，尽可能地证明这些部分的存在；而他所进行的关于《伊利亚特》内部结构连贯性的研究，则确实得出了明确而坚实的结论。对拉赫曼那些研究成果及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进行验证、反驳、修正与订正，也构成了沃尔夫所期待的内部证据的一个方面，而这在当时也确实成了荷马问题研究的主导焦点。语言和诗律的研究也得到了推进，而外在的历史证据则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在这方面，拉赫曼只是简单延续了《荷马绪论》的结论。荷马史诗在佩西斯特拉图斯之前没有以书面形式存在，在那之前也没有人想到将这些作品合并。尽管尼茨施（Gregor Wilhelm Nitzsch,1790—1861）和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1784—1868）等人对《荷马绪论》中的部分观点提出了重要的反对意见，11790978甚至可以说部分驳倒了这些观点，但拉赫曼对此完全视而不见，这种做法无疑非常消极。不过，在荷马问题的外在层面上，拉赫曼的追随者与继承者，以及那些希望以更大的歌谣组合、各类小型史诗或后期改写者、模仿者的作品替代拉赫曼式独立歌谣构想而取代更古老、更原始的作品的人们，也采取了几乎相同的立场。

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人们对沃尔夫的观点进行了多种修订，但没有人承担起重新审视沃尔夫所建立的整个研究基础的责任。沃尔夫的整个理论结构紧密相连，若从中移除任何一块基石，整体必然会坍塌。[Ⅵ]然而，没有对这个结构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已经带来了不幸的后果。

因为如果当初能真正致力于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用以解释在分析荷马史诗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各种现象，那原本是一条更为稳妥的路径；然而，研究者们却简单假定这一实际并不存在的基础已经存在，将假设的，甚至是不太可能的内容视为已得到完全证明的事实。因此，他们只是在构建一个由主观臆测和可能性组成的理论大厦，而这一体系旋即就受到其他同等有效的假设的质疑。如今，各种观点对立，各色假设相互冲突。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荷马考订（Homerkritik）研究中完全没有出现真实且无可置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荷马问题外在历史层面的讨论中，最近一些专门研究荷马问题的著作经常将事实与单纯的假设混为一谈，而这种毫无考订的混淆达到的程度实在令人惊讶。有时人们甚至可以说，一些完全先验的假设被天真地视为实际的事实，并当作事实来处理。

因此，我认为对《荷马绪论》中提出的观点进行一次彻底而尽可能终结性的重新审查，确实是荷马研究要取得真正进展的关键所在。在阅读了最近两部关于荷马问题非常详尽、极为精妙和深入的研究著作后，这一信念得到了极大加强。我指的是贝尔克（Theodor Bergk,1812—1881）的《希腊文学史》（Griechische Litteraturgeschichte）中论荷马史诗及整个荷马问题的章节（第1卷，页410—913），以及卡姆默（Eduard Kammer,1839—1910）的著作《〈奥德赛〉的统一性，驳拉赫曼-施泰因塔尔、克赫利、亨宁斯与基尔希霍夫的观点，附勒尔斯的〈荷马研究〉补篇》。11790979尽管这两本书在结构与结论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在两个重要[Ⅶ]方面达成了一致。两者都同样明确地否定了拉赫曼的歌谣理论（Liedertheorie）及其推论；此外，两者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沃尔夫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假设，我认为这应该有充分理由。贝尔克否定了沃尔夫的出发点，而卡姆默则在勒尔斯的基础上否定了沃尔夫理论的终点。

根据贝尔克的观点，荷马诗篇一开始就以统一的史诗形式写成，具有精巧的情节结构，虽然篇幅不大，但这些作品从一开始就是书面创作。它们是首批利用当时已为人知并广泛使用的书写技艺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品。然而，尽管这些原始的史诗是书面写作，在问世后，其他诗人立即进行扩展和改写，这些诗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创作类似的伟大史诗。稍后——《奥德赛》问世约五十年后——一位编辑者（Diaskeuast）对之进行修订，并在此过程中进行了任意的修改，最终在整体上进行加工和扩展，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更晚的时代，如《船舰录》（Schiffskatalog）和《多隆篇》（Dolonie）。沃尔夫关于荷马传人（Homeriden）的观点、将吟游诗人（Aöden）与吟诵诗人（Rhapsoden）等同以及预设存在吟诵诗人学校的见解，11790980以及视佩西斯特拉图斯是诗歌最终编辑者的想法（尽管这次编辑是对所有属于史诗循环的诗作进行考订性修订），贝尔克基本保留了沃尔夫的看法。

与此相反，卡姆默遵循勒尔斯的观点，认为佩西斯特拉图斯组织汇编荷马史诗的传说完全不可信，也毫无价值。而这两部诗歌一开始就是作为至今仍然存在的完整作品构思出来的，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宏大风格的精巧史诗，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它们只是通过口头传承，诗歌的细节在此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扩展和修改。至于书面记录何时取代口头传承，卡姆默没有给出明确说明。然而，他明确强调这些诗歌在几个世纪中处于不断变化和流动的状态。

尽管如此，考虑到它们这样[Ⅷ]长时间以记忆形式保存下来，这些诗歌能够经受住口头传承带来的种种影响，直到人们将这份珍贵的过去遗产拯救并永久保留下来的那一刻。它们在整体上保持了直到我们今天所见的形式，这恰恰证明了这些诗歌创作计划的非凡统一性。

如果要详细审视和评价这些学者的观点，那我自己也需要写一本相当厚重的书。然而，这些观点的整体正确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果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由一位或两位伟大诗人天才创作而成，并且已然是书面化的作品，那么毫无疑问，它们理应得到保护，不应遭受贝尔克所描述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篡改和曲解，尤其是在它们问世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个能够产生如此杰出诗人的民族，肯定已经在教养（Bildung）上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能够尊重这些天才留下的作品，并防止像贝尔克所描述的那种篡改行为的出现，避免某些伪造者的作品取代那些更美且更优秀的原作。如果我们像沃尔夫那样否认荷马史诗最初以书面形式记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面对这一观点所带来的必然结论。

在书写技艺没有用于文学创作之前，仅靠记忆来构思和完成如此精巧且篇幅宏大的史诗简直不可想象。同样，向他人传达这些作品并在几个世纪里仅通过口头传承将它们几乎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也是无法想象的，即便人们承认这些诗歌不断变化和流动，而诗歌核心内容和整体艺术结构未受到影响。如果进一步否认佩西斯特拉图斯整理这些诗歌的[Ⅸ]传统说法，那么这样一个极其重要且影响深远的事件——口头传唱的史诗最终转变为书面形式——的时间就无法确定。这样一来，人们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假设，即荷马本人，若不是这些诗歌的作者，至少也是这些以他名字流传的诗篇的修订者和最终编辑者。

然而，沃尔夫的《荷马绪论》不仅构成了荷马问题的时间起点，至今仍然是研究荷马问题的基础。无论我们何时试图解释从仔细阅读荷马史诗中得出的事实，比如在叙述的语调和色彩上的差异或现存的矛盾，或者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推论时，人们必须回到这本名著提出的观点，并以某种方式与它们对话。这些观点彼此紧密相连，构成了一个天才般令人钦佩的整体。《荷马绪论》中的观点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正、扩展或调整，但不能完全抛弃其中任何一条，否则将动摇整个理论体系。然而，没有一条观点不受到质疑，事实上，几乎每一条都遭遇了成功的反驳。在一种如前所述的学术环境中，两位最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一个质疑《荷马绪论》的基础，另一个质疑它的核心，从而彻底质疑了沃尔夫整个理论体系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寻找新的歌谣、小型史诗、修订版本、模仿作品或大规模插入段落，无法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至少无法使分歧的观点达成一致。因此，只有彻底重新审查沃尔夫的理论结构及其合理性之后，才能推动科学进步。

之所以必须回到《荷马绪论》进行研究，还基于另一个[X]不可回避的理由。马德维希（Johan Nicolai Madvig,1804—1886）凭借他那令人钦佩的敏锐洞察力在过去几年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学术思考。众所周知，早在1869年他就已经在为努茨霍恩（Henning Frederik F.Nutzhorn,1834—1866）的《荷马史诗的成书方式》（Die Entstehungsweise der Homerischen Gedichte）一书所作的德文版序言中对沃尔夫的《荷马绪论》做出明确的否定性判断。他的相关说法也许适合在此引述：

关于荷马史诗的考订，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起源和整体形式，沃尔夫在那部著名的《荷马绪论》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在打破过于天真的传统方面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性，但他把考订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这部著作既没有清晰全面地阐述现象和事实，也没有在考察中保持连贯性，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就像他对西塞罗（前106—前43）演讲真伪的研究一样，如果人们以经过校正的文本为基础，清楚理解历史背景，具备敏锐深入的古物学识，或对语言和美学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那么沃尔夫的研究就显得肤浅而误导人。

沃尔夫的荷马研究首先表现出显著的缺陷，即在阐释现象时缺乏明确的正面构建，而只提出了否定性结论。此外，沃尔夫关于佩西斯特拉图斯的后续研究的考察也极为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未能与佩西斯特拉图斯时代文学状况的整体图景以及由此推测出的可能活动及其影响相联系；另一方面是未能有效揭示佩西斯特拉图斯影响荷马史诗形成的假设性前提。我毫不犹豫地指出，任何合理的假设都明确预设了荷马史诗（每一部各自为独立整体）的统一性以及预先设定它们的基本结构得到普遍认可。

因此，沃尔夫及其后的学者们[Ⅺ]明显回避了希腊文学和诗歌发展的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大多在佩西斯特拉图斯之前就已存在，并最强烈地表明了荷马史诗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已经存在并传承。这尤其体现在循环诗人（Cykliker）的作品中，1179098111790982沃尔夫的研究还表现出对民间诗歌（Volk-spoesie）概念的模糊理解，这种误解在后来的研究中延续并且进一步扩大。人们似乎常常忘记，民间诗歌和任何其他诗歌形式一样，同样由个体诗人创作，只不过它的创作和传播形式与更为成熟和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状态下的诗歌形式不同罢了。

如此重要的学术评价来自本世纪最杰出的古典语文学家之一，这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细致审查，而这一过程显然应当通过重新深入审视《荷马绪论》来实现。同样，马德维希热情推荐努茨霍恩的书，他完全认可其基本观点和总体理解，也因此认为需要给予同样细致的审视。马德维希说：

努茨霍恩以深刻而细腻的情感对待他研究的对象——这部伟大的诗歌，感受其伟大、力量和正当性，并以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诗歌艺术的永恒本质，以及思考诗歌艺术的形式和形态如何受时代和民族立场的影响。

与此相对照，当我在卡姆默的书（第387页）读到以下内容时，我感到非常奇怪：

与歌谣理论的支持者相比，那些仍然相信统一荷马作品存在的人群，正越来越少。与这一方向最为坚决的代表——学者如尼茨施不包括在内——如今已经无法再进行辩论了：他们从自沃尔夫不朽的《荷马绪论》问世以来的巨大学术进展中毫无所学，他们顽固的市侩气息简直让人无话可说。这个阵营中最顽固的支持者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阿迈斯（Karl Friedrich Ameis,1811—1870）和努茨霍恩，[Ⅻ]两人都令人难以置信地偏执，但彼此又截然不同，等等。

因此，鉴于当前荷马问题的讨论状态，深入审查《荷马绪论》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学术需求。对于那些想要深入研究荷马问题或至少想要对此形成自己判断的人来说，阅读和研究《荷马绪论》显然应该成为他们的出发点。然而，对于这些读者来说，如果他们对这本天才著作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他们理解这本书的难度将会大大减轻。首先，读者应当了解在《荷马绪论》出版之前的18世纪下半叶关于荷马史诗及其起源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对沃尔夫创作此书产生了影响。其次，读者还应当了解《荷马绪论》的实际历史，即了解沃尔夫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对《荷马绪论》中提出的观点所做的解释，以及了解这部著作在当时学者中的接受情况和他们对书中的内容提出了哪些批评。最后，读者应当至少具备关于该著作所讨论的事实和问题的后续学术处理的总体概览，直至当代研究的现状。

对于《荷马绪论》的读者来说，了解这些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益处显而易见。那些第一次阅读《荷马绪论》的人很难不产生这样的印象：沃尔夫在书中关于希腊人很迟才使用书写技艺的论述，似乎完全是他自己研究的成果，并且与当时所有学者的看法对立。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在《荷马绪论》出版前11年，沃尔夫就已经把荷马、赫西俄德及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作品[ⅩⅢ]曾长期仅通过记忆保存这一观点视为一个既定且广泛接受的事实，这一观点在《荷马绪论》问世之前已经相当流行，并在德意志拥有许多支持者，读者的印象就会大为不同。

《荷马绪论》对读者具有一种奇妙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即使读者在某些观点上可能会有轻微的怀疑，但沃尔夫在阐述他的观点时，一方面表现得十分谨慎、小心和克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其坚定和自信，这使得那些不确定的内容仿佛带上了确定性的光环，最终使整个论述完全俘获读者的注意力。于是，当读者带着对这本书的初步印象，立刻转向某本较新的关于荷马问题的著作时，他会发现这些著作通常是明确承认或默许沃尔夫观点的正确性，并且主要讨论沃尔夫观点的内部问题。因此，他会很容易只专注于这些内部问题的精彩论述，而忽略彻底审视沃尔夫的观点。这一审视只有在考虑了所有反对声音后才能进行，结果是读者可能忽视其他学术观点，从而未能清晰认识到荷马问题的真正面貌。如果一个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了解到自沃尔夫提出这些观点以来的所有反对意见，或至少通过第三方渠道了解过这些批评，那么他显然不会受到这种影响。

这些考虑促使我撰写了这本书，它旨在成为学习和理解《荷马绪论》的辅助书，按照上述方式提供一种入门介绍，同时也为荷马问题研究提供基础性教材。[ⅩⅣ]我希望书中提供的相关资料汇编能够得到学识渊博和善意的同人的认可，也希望它能够作为实现我所设定目标的有用工具书。

在第219页提到博厄克赫（August Boeckh,1785—1867）和希腊铭文学（Epigraphik）时，11790983不应忽略弗朗茨（Joannes Franz,1804—1851）。弗朗茨在1840年于柏林出版的《希腊铭文学纲要》（Elementa Epigraphices Graecae）一书第15页中指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荷马时代，都不能否认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已经存在有限的书写技艺的使用。弗朗茨从第29页开始更详细地探讨了荷马问题的相关内容，特别是关于书写技艺起源的部分。弗朗茨认为，没有理由否认希腊人在荷马时代之前已经开始使用书写技艺。至于荷马史诗本身，弗朗茨认为从一开始就是以书面形式创作，并且通过抄写得以传播，这些抄写工作很可能由部分人完成。而这种假设并不排除荷马史诗的艺术形态在佩西斯特拉图斯的整理下最终确立的可能性。第301页提到苏达（Suidas）与第欧根尼（Diogenes Laertius，约3世纪）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并且提出了这样的猜测，即这种一致性并非《苏达辞典》直接借用《名哲言行录》 的内容，而是源自一个共同的源头。11790984或许可以将米利都的赫西基乌斯（Hesychius von Milet）视为这一来源。正如苏达所说，他曾对赫西基乌斯的作品做过摘录，而根据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推测，第欧根尼可能经由狄奥克勒斯（Diokles）摘录的《论那些在教育中杰出的哲人》 这一作品间接接触到了赫西基乌斯的著作。

我在本书中所持的立场，大体上可视为尼茨施先生的立场。因此，我希望在此向我的读者分享一点个人消息：由于我曾发表过几篇关于[XV]荷马问题的新书评论文章，1860年至1861年，我与这位学者有过书简往来，并且在去年暑假期间，即在距这位老先生突然去世仅几天之时，我有幸与他本人相识。正是在与尼茨施先生就森格布施（Maximilianus Sengebusch,1820—1881）的《荷马问题后续研究》（Homerica dissertatio posterior）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讨论后，我得到了撰写本书的最初灵感，为了纪念他，我将此书献给他。

1874年7月15日，于亚沃尔

理查德·沃尔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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