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各国、甚至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到底居何种地位，依然是值得深究的疑问；但是，民主观念在中国的宰制性地位却是不容置疑的。鉴于这种现实与观念的反差，我们特别组织民主研究专辑，深入讨论大家耳熟能详的但又似是而非的民主问题，期待能提出异于流行观念的洞见。我们已经太习惯以“民主—专制”二分法给国家定位定性，这实在有违国家结构越来越复杂这种简单的常识。在政体理论体系上，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展和国家结构的复杂化，政体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的以统治者人数标准演变为如何建立统治机构（总统制—议会制），再从单纯的中央层面的政体理论演进到中央—地方关系的联邦制，更别说现代资本权力是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就是面对这样越来越复杂化的国家结构，即事实上的混合政体性质，政体理论却越来越简单化，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分法。二分法是怎么来的？曾毅博士的长文《现代国家的复杂性与政体理论的简单化：“民主—非民主”二元对立政体观知识社会学》给予了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耐心读完这篇文章的人或许不会再简单地用二分法定位一个国家了——除非政治上的特别需要。与此文相呼应，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黑尔的文章指出，很多转型国家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而是混合制，而且混合制并非过渡时。这种研究应该属于真正的政治科学而非二分法的意识形态宣示。似是而非的重大问题不但有政体二分法，还有公民社会与民主的格式化认识。在国内学术界，几乎可以这样说，有多少项研究，就有多少对公民社会与民主正向关系的肯定，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在学术意义而非政治层面，这是不严肃的。因为国际社会科学早有研究表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社会，意大利南部的公民社会也与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治理无缘，印度的公民社会很发达但治理很成问题。比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恰恰是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不同公民社会的“民情”决定着一国民主政治的质量，这是杨光斌教授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治理的另一种关系：比较历史的视野》的理论发现。与此文相呼应，谈火生副教授关于公民社会与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研究同样具有原创性，他发现西班牙民主转型中并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更别说发挥转型作用——而这正是国内外学术界在谈到民主转型时所津津乐道的。本辑的第3个专题是民主与民族性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霖长期关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底层社会变迁研究，在《民主的多重路径》中，他同样以相关国家的与生俱来的本土性民主要素比如“自由”的多少来观察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路径，发现这些国家均存在不同于西方民主理论的“原发性民主”。白霖教授还特别强调：“大多数人经常想从多种价值和观念之间、而不是从制度和现代过程之中探寻民主政治的根源。”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同于西方民主化理论的标准答案，发人深思。在民主与民族性—民族主义的维度上，杨光斌和杨洪晓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建设》揭示了，当民主遭遇民族主义时，其对一个国家的国家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把民主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大纲，但也应该是有益的新路径。本辑的学术综论特别值得一提。中国人都在呼唤民主，但是民主研究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李月军副研究员给予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历史制度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都是重要的研究范式，作者的梳理和提炼对中国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有参考价值。专业读者将能体会到我们编辑此刊的艰难和用心。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提供学科知识和学术思想的增长点，将是本刊一以贯之的不懈追求。杨光斌201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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