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我国正方兴未艾，并日益成为高等教育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国开行模式已成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形式。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我国经历了“农信社时代”、“国开行时代”两个发展阶段。其新政策“窗口”的打开，也是源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集。生源地助学贷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吸收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学生贷款方案的某些元素，国际经验对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面向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地区农村，相对高校助学贷款，这一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目前生源地助学贷款供求矛盾还相当突出，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依然困难重重，这既有制度本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本书通过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发现，生源地助学贷款逐渐成为学生的“第二财政”；其规模与普通中学毕业人数、生源地人口、乡村从业人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RP显著相关；但银行放贷意愿仍然是决定贷款规模的最主要因素，而且贷款审批发放的“计划色彩”还十分浓厚。影响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金融生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等环境因素。其中，家庭经济状况反映了学生的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意愿决定了贷款供给，而且“供给决定需求”现象十分明显。但萨伊定理成立的前提是市场机制发育充分，因此政府必须减少干预和管制，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其多元化发展，提高银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源地助学贷款的社会制度约束主要表现为法制不健全、行政的不当干预等方面。文化背景的关键要素则是信用文化。必须突破现有社会制度的不利约束，大力弘扬诚信文化，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以促进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生源地助学贷款内部运行机制中，杠杆原理起着关键作用。从宏观层面看，中央政府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加大“富人”（如东部）、地方政府、学生及其家庭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确保地方财政及家庭对高等教育的参与，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效。生源地助学贷款涉及学生、家庭、银行（国开行或农信社）、各级政府、高校以及保险公司等，理性的参与各方都在试图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从而存在动态博弈。生源地助学贷款必须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以实现博弈的均衡。生源地助学贷款在部分省份的实践表明，其资助效果与激励作用均比较明显。笔者认为，教育的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正如物质世界的“波粒二象性”一样，也是同时存在的。生源地助学贷款既能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有助于贷款学生外在信号的增强，因而它能实现人力资本的“跃迁”。关于生源地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理念与文化层面。需要强化市场化、多元化等发展理念，在全社会大力营造信用文化，加强诚信教育，树立人本思想，注重人性化关怀。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者，国开行更要加快金融创新和市场开发步伐，在战略定位中更多地关注民生、关心人的发展，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倾注更多的关怀。二是制度设计。首先，要切实加强法制建设。其次，要完善操作管理流程，各级资助中心需要尽快完善并有效运作，尤其要引导保险、证券化、担保、会计、审计、资信评估、征信服务等中介机构和市场机制充分参与到生源地助学贷款中来，使得生源地助学贷款现金流持续地实现良性循环，贷款可以如期回收，银行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资金，违约与呆坏账损失控制在系统的容量或承载能力之内，贷款资金流通顺畅，存量有保证，金融生态链不至于中断。最后，要划定与政府行政的边界，防止行政的不正当干预。三是经济的持续繁荣。欧美国家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学生贷款的正常运行。因为经济的持续繁荣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持续繁荣，绝对贫困人口才能不断减少，弱势群体收入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经济困难家庭处境才能得以改善，毕业学生才会有足够收入用于还款，贷款金额既能从空间上保证代内公平，又能从时间上保证代际公平；只有经济可持续发展，公共教育投入才能持续增加，国家才可能加大生源地助学贷款投入，县级资助中心基本建设才能逐步落实，贷款覆盖面、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才会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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