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为何如此一以贯之而千年不易?他们的精神旨趣、生活品味、审美趣味为何如此丰富细腻而世罕其匹?关乎这个阶层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那么诱人，那样值得追问。这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今日读书人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以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传人自居吧!应该说，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还是流淌着古代文人士大夫的血液，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道自任”的使命感还不时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传统的力量。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心理焦虑与人格矛盾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角度。自春秋战国之际这个阶层甫一降生始，内心焦虑与人格冲突便成为他们的基本特征之一。天下大乱、纷争扰攘的现实状况激发起他们的“救世”冲动——凭借自己的才智使天下从无序复归于有序。于是他们设计出一套又一套的救世方案，造就了百家争鸣的辉煌。然而，纷乱的现实也使他们深感个体生命的脆弱，既无稳定经济收入，又无优越政治地位的现实境遇更让他们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于是“自救”意识也就日益明显。而且作为知识阶层，他们除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冲动之外，也还有呵护个体心灵的需求。如此一来，士人阶层的文化创造一开始就有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一者指向现实世界，指向政治;一者指向内心世界，指向艺术与审美的境界。儒家代表前者，道家代表后者。但具体言之，儒家与道家内部也有这两种价值取向，例如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志就指向内心，指向审美境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指向社会政治。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改造现实社会与心灵的完满自足都是他们追求的两大基本目标，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路径不同而已。汉代以后，天下一统，儒家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阶层为“体制”所裹挟，少数高尚者乃欲拯世救民，为帝王师;一般之士则大抵为“功名利禄”四字所左右。然而，拯世救民也罢，追逐功名利禄也罢，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于是“士不遇”、“仕途坎坷”、“命途多舛”、“吾生不辰”之类的感叹就不绝于耳。在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一种与入世或现实政治相疏离的内驱力渐渐形成并成熟起来。隐居是这种疏离力量的体现，清谈玄言是这种疏离力量的体现，那些表达纯粹个人情趣或美感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同样是这种疏离力量的体现。经过魏晋六朝数百年的戛戛独造，文人士大夫已经探索出各种表达这种疏离力量的方式，文人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新的身份也日趋成熟。从此之后，除了建功立业或追逐名利之外，他们还在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中建立起自己的驻足之所，获得新的心灵栖息之地。唐卫萍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基于对古代士大夫阶层“身份建构的焦虑”以及疏离力量的理解而立论的。论文聚焦于北宋“士人画”，深入考察了文人士大夫进入绘画领域而给画坛带来的变化，分析了文人士大夫给绘画带来的新的评价标准与趣味，特别是对苏轼与米芾父子之于绘画之新的审美标准的生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都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剖析。论文最后指出，“士人画”观念的内涵实际上乃是士大夫身份意识的投射，这种身份意识又导致了绘画标准的变化。从观点到材料，都是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行文之干净利落，思维之缜密深邃，视野之开阔宏通，都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生中比较少见的。唐卫萍2006年考到我这里攻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并不特别出色，但渐渐便显露出一心向学、好做深湛之思的特点。六年来，她广收博取，于中西文论都打下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我想，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加上对学问如此痴迷的态度，假以时日，她会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开辟一片自己的天地!作为老师，我期待着这一天早些到来。李春青2012年9月22日于北京京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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