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书书桌上，放着沈芝博士的大作《行会与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书稿，这本是沈芝的博士论文，现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看到书稿，我十分高兴，也有一些感慨。沈芝请我写序，我婉谢，因为中世纪史非我所长，对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更无研究，而且我并没有指导她写博士论文，也没有参加她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但沈芝固请再三，情不可却，只好写几句不成其为序的感想和对往事的追忆。沈芝女士1993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赴唐山师范专科学校政史系任教。她有志于报考研究生以求深造，但首先应做好新担任的教学岗位的本职工作，后又结婚生子，忙于家务，不免耽误了下来。毕竟有志者，事竟成，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在2001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成为世界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以世界上古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沈芝严谨治学，刻苦钻研，在三年的时间里，风尘仆仆地往来于天津和唐山之间，既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写成以《修昔底德演说辞及其历史文化价值》为题的硕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世界上古史领域内，先后发表了《亟待重视的世界古代史教学》、《浅析欧洲民主的渊源》、《古代希腊演讲术概况》、《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生平考略》和《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原因》等文章。沈芝原准备一鼓作气地接着当我的博士研究生，但鄙人在2004年已届古稀退休之龄，不再招收新的博士生。因此，她改变主要研究方向，转而攻读世界中古史，师从哈全安先生。经过又一个废寝忘食的三年苦修，终于完成了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行会与市民社会的博士论文，顺利地通过答辩，荣获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外，还在《历史教学》、《新视野》和《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等核心刊物相继刊登了相关的《再述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从西欧中世纪城市特征看近代城市的起源》和《试论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的构成》等论文。从《行会与市民社会》一书的参考书目、正文附注和研究综述看，作者广泛搜集和认真阅读了比较丰富的相关中英文资料和学术专著，对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从全书的章节目录和正文内容看，沈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充分吸收和运用国内外学者的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行会与市民社会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自己的见解。作者视野开阔，目光敏锐，对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行会的经济活动与基本职能、市民社会的构成与特征，以及行会与市民社会的历史地位展开了相当缜密的考察。该博士论文着重探讨西欧城市行会与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揭示行会与市民社会的相互依存共生的状态是西欧中世纪城市经济和社会的明显特征，指出西欧中世纪城市与古典城市和同时代东方城市之区别所在，剖析行会与市民社会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阐明西欧市民社会所特有的自由性、法治性和契约性。全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是一部甚见功力、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是沈芝二十年来专心学习研究历史的成果和结晶，现将正式付梓问世，我为沈芝博士感到高兴并表示祝贺。虽然中世纪史非我所长，但我对学习世界中古史，尤其是教我中世纪史的师长是有深厚的感情的。这方面最初的启蒙老师是六十年前我在天津市耀华中学高中读书时的历史教员马毓良先生。当时马师风华正茂，倜傥不群，学识渊博，口才甚佳，讲课极有条理，又生动活泼，男女同学无不为之倾倒叫绝。授课之余，他还与我畅谈中国古典诗词、京剧艺术和武林轶事，并教我打太极拳，既有师生之谊，也结成忘年之交。1951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不久，先生转赴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讲授世界中古史。十年“文革”期间，马师身陷囹圄，艰苦备尝，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拨乱反正后归来重聚，惚如隔世，不胜欷歔。沈芝在河北师范学院学习时，没有赶上听马先生的课，但通过我，可以说是马师的隔代门生。1953年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世界中古史时，授课老师是齐思和先生，一起听课的有彭树惠、陶松云、马克垚、朱龙华等人，可谓英才济济，荟萃一堂。齐师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学者，当时正值思想改造运动后不久，一切强调学习苏联。先生讲课，观点皆出自谢苗诺夫的世界中古史教材，不敢擅越雷池一步，但具体史料、史实皆有补充发挥，娓娓道来，精彩纷呈，整整一年，受益良多。“文革”后期，我曾去北大燕南园拜望齐师，先生虽在病中，仍高兴地接待我，亲切而不无风趣地对我说：“敦书，我们两家关系不一般，令尊是我的老师，而我是你的老师。”先父王世富1929年留美归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齐思和、翁独健等先生都是当时的学生。我深深地为能成为齐先生的弟子感到自豪。可惜，先生较早仙逝，未能看到改革开放后的盛世繁荣景象。不然，我国的世界史园地在先生的关怀垦殖下，想会更有一番新的气象。1957年初，我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为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当时，雷师正给历史系本科生讲世界上古史，我随堂听课。其实，雷师对世界中古史最有造诣，师从美国著名中世纪史专家J.W.汤普逊教授。我原想下学期在世界中古史方面好好向雷师请教学习，不料暑假后期，雷师突然受到批判，被划为史学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我不得不中断了与雷师的联系。开学后，我旁听辜燮高先生给本科生讲的世界中古史课，自学普利维提奥尔敦的《剑桥中古史简编》（上、下卷）、汤普逊的《中世纪》（上、下卷）、《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皮雷纳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和拉托莱特的《基督教史》等书。记得是1957年12月初冬季的一个黄昏，我在南开园内散步，忽见苍茫暮色中迎面蹒跚地扶杖走来一位孤独的老人，走近一看竟然是雷先生，四顾无人，赶紧惊讶而难过地叫了一声雷先生。雷师发现是我，就关切地问我最近学习如何，正在看什么书，有何问题。我简单地汇报了自学中古史的情况，并顺便问了有关东罗马帝国一个称为Three Chapters的基督教派的译名问题。雷师说在寒风中匆匆无法细谈，明后天将写成书面答复放在信箱中。两天后，果然在我的邮件袋内看到了先生的手迹，告诉我Three Chapters可译为“三项论纲派”并做了说明解释。在受到批判和疾病缠身之际，雷师却如此关心负责地指导我学习中世纪史，实令我感激涕零，终生难忘。遗憾的是，我始终未曾在世界中古史领域有进一步的建树发展，不能继承雷师在这方面的衣钵。现沈芝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史研究有成，希望她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能以再传弟子的身份，传承雷师的中世纪史之学。1951年中学毕业时，马毓良先生给我的纪念册上题写朱熹的诗一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据何兆武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雷海宗先生曾为一位同学题词，写下足以表现他那种“历史学家的浪漫”风格的两句格言：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示来者。何兆武：《缅怀雷先生》，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出版，第62页。对雷师这两句格言，我曾应首都师大邹兆辰教授之请作过解读，见王敦书、邹兆辰：《为继承与阐扬恩师的史学遗产而尽心竭力》，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29—30页。敦书谨以上述的朱熹之诗和雷先生的题词，与沈芝博士和读者诸君共勉。2009年5月1日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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