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开始了经济研究生涯。1987年书记处研究室被撤销，我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在国家信息中心工作两年，之后到计委研究室，2000年又回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直到2013年退休。2009年，我协助曾培炎同志创办了一家社会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和国际交流工作。从这些经历可见，改革开放35年，我始终有幸在中央一级的机构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到“十二五”，我连续参加了五个五年计（规）划起草组的工作；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四个党的重要改革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工作；我还参与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围绕着中央文件的产生、阐释和贯彻落实中的问题来进行。因此，收入我的《文集》中的文章，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体制机制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各个时期遇到的困难和矛盾，以及这些困难和矛盾是如何被一一克服的。当然，这些浩繁的文字，浸透着我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一个经济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表明了一个个人的研究如何融入时代前进的洪流。如果把30多年致力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心得梳理一下，我想以下几点值得分享：经济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经济学是富民强国之学。如何使我国经济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是经济研究所围绕的目标。我国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决定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寻找相适应的发展道路。好的办法来自于群众。经济研究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总结各地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并善于把好的经验提升到国家政策和理论的高度，使之在全国开花结果。多年来，我一听说哪里有好的做法，就一定迅速赶到，做实地调研。因此，我写的文章、报告、建议，都有实际案例为支撑，做到不说空话。这就叫“接地气”。由于立足于实际，形成的观点也敢于坚持。一定要用定量分析方法。经济学是一门精细的科学。现代经济中的各种参数既表明经济运行的不同状态，又相互影响。离开具体的动态的经济数据，不可能对经济运行的健康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许多经济规律，都是在对大量经济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所以，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对经济数据保持浓厚兴趣和高度敏感。我写的文章和提出的观点，一般都有足够的数据来佐证。这也是文章和观点说服力强的诀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经济学是以不断变化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变化很快，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矛盾和问题。我的切身体会是，如果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往往导致南辕北辙。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时，1993—1998年的五年，我们一直在同通货膨胀做斗争，而到了1998年之后，我们又反转180度，改为同通货紧缩做斗争。因此，前五年宏观调控的基调是抑制通胀，后五年改为扩大内需。如果墨守成规，必然铸成大错。遇到新问题，没有人能告诉你现成的解决办法，也不能听前人说过什么，只能靠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智库人员，更应发表独立见解，切莫人云亦云或揣摩领导意图。因为在这个时候，领导最需要听的，是智库的意见。对于自己经过独立研究形成的观点，一定要敢于坚持，即使大家都不同意自己的观点也毫无关系，因为历史多次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定要有全球视野，从国际比较中获得灵感。经济学是一个国际性很强的学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大国和小国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发展，必须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比较多地借鉴日本制定产业政策的经验，之后又学习借鉴德国和美国宏观调控的经验。对于一些发展比较快的小国的经验，如韩国工业化的经验，爱尔兰跨越式发展的经验，芬兰和以色列重视发展科技、教育的经验，荷兰发展高效农业的经验，以及印度发展软件产业的成功经验，法国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等，我都专门前去进行了考察，从中开阔了眼界，得到许多启示。为了起草《招标投标法》，我走访了各有关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仅对美国的专项考察就去了十一次，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美国进行了深度观察，每一次都有很大收获。虽然改革30多年我们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还要谦虚地做小学生，要取各国之长，借助于各国人民的智慧，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定要勤奋好学、埋头苦干。经济学是一门需要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学科。我在书记处研究室时，有幸在梅行同志领导下工作。他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的老革命，他经常告诫我们，研究室的家规就是“埋头苦干、无名无利”，对我的影响极深。以后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都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做智库工作的人，一定要多读、多看、多思、多写，特别是在精力充沛的年龄，更应抓紧分分秒秒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我在计委工作时，经常加班，常常到深夜。我的同事们都有一股很高的工作热情。如果加班没有叫上谁，谁就会有失落感。一篇文稿，往往要改很多遍，有时要推倒重来。我们中央文件的产生过程，在世界上应当说是最为民主的。起草组的同志都把改好每一个字作为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大事。勤奋、认真，可能是对一个经济研究和智库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我的学生们问我，你的工作任务这么重，怎么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我心里明白，除了我的勤奋努力之外，我的母亲为我付出了很多，她为我照看了家庭和孩子。她今年已经91岁了，仍然坚持步行上下楼锻炼，她的坚韧遗传给了我。我的老妻刘世援，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教授，是她承担了家务，让我全力以赴工作。我的儿子郑哲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用很多时间陪伴和帮助，他常常在我回家时已经入睡。对母亲、妻子、儿子，我都怀愧疚。我的这些文字，是全家人的付出换来的。感谢我的学生徐伟从各个图书馆和网站上查找到许多我的文章和书籍，并加以复印。感谢许琳编辑对文稿进行仔细勘正和精简。读者在看到这些文字时，如果感到有一些用处，觉得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我没有碌碌无为和虚度年华，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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