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流，而儒学的基本典籍则为群经。自古以来，宗经之论，隆盛不衰。如南朝梁刘勰云：“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四库全书总目》亦云：“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经部总叙》）此类宗经之论大致相通。经为垂范后世的“圣典”，虽其内容博杂，但无非展现了儒家思想中强烈的政治、伦理、文化等教化功用，其小可以规范文章、教化人伦，其大可以经国治世。如孔子所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乐记》）此为“六经”之教。据此，“圣人之志，籍经以存；儒者之学，研经为本”，儒家“群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灿然可知矣！洎乎两汉，儒经注疏之风日炽。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展示注疏者当下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无不蕴藉着时代学术思潮的发展状况与学术风气。以此而论，研究儒经注疏不仅能体贴圣人言教，入群经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