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本书以中国红十字会这一具有百年历史且具有国际背景的社会组织为主要分析对象，借助“委托—代理”模型和“自己人”概念建构的“自己人代理”模型，对其产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自己人代理”模型包含着国家与红十字会之间的隐性契约。国家一方面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签署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赋予的责任委托给中国红十字会承担；另一方面向红十字会直接派驻“自己人”组成领导班子，通过将其职员参照公务员管理、机构事业单位化、办公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等方式实现对红十字会日常运作的控制。所以，“自己人代理”模型的实质是维持国家对具有国际背景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直接控制权。“自己人代理”模式具有一般性解释意义，可以直接推及人民团体管理体制：其他群团组织（GONGO）的监管方式如出一辙；也可以间接推及一般社会组织（NGO）管理：双重管理体制中的具有国家机构性质的业务主管单位成为另一种隐性形式的“自己人”，对社会组织实施了间接的“自己人代理”控制；甚至可以推及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国家通过“自己人”群团组织垄断政府购买等资源供给，影响和控制一般社会组织。国家利用“自己人”有效控制了社会脱嵌过程和社会组织发展，社会在被代理下发展，虽然效率不足，但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在实践方面，“自己人代理”机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具体经验和创新；在理论方面，“自己人代理”机制形成了与“乡绅社会”、“单位社会”等中间结构的对话：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自己人代理”机制实现的；在组织治理思想上，“自己人代理”是外部制度设置应对组织“内部人控制”的一个反制。“自己人代理”模式产生的根源是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信任自己人的闭循环”，需要改进，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社会分殊和社会自理渐呈大势。但对转型中国而言，社会缺乏“委托”的能力——产权基础，所以对社会的赋权和增能，特别是建构社会产权成为必然。有效国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法定社会，而不是一个被国家“自己人”代理的社会。所以，法定机构也许是群团组织改革的方向选择。只有置于宪法规制和法律体系的形塑之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才能突破“自己人”信任的闭循环，建构起“文本信任”基础上的开放发展，从而实现社会自理和有效国家基础上的社会善治。中国人不是缺乏信任，而是自缚于“信任自己人的闭循环”。中国人的信任具有独特的差序格局特性，即以自己为中心往外一圈圈推展，而且不同圈之间的信任相互断裂，并从“自己人”到“外人”逐渐减弱。中国人的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自己人信任”。所以，中国人办事要找“熟人”，熟人就是从外围的信任圈进入自己人信任圈的媒介。在自己人信任圈，信任之高可以不分彼此，只要打个口头“招呼”，不需要任何书面契约，即可以委以重任。如果是和外人交易，信任之低可以怀疑一切，即使有书面契约，也可能不被信任和履约。这也是中国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存在“有法不依”，而司法机构也常常对不关己的案件“执法不严”的社会根源。但是，“自己人信任”的实质是“人治”，属于封闭乡土社会的意识，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和参与的公民社会秉性格格不入，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进程。从根本上有效推动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部门需要打破传统社会的自己人信任的闭循环，构筑一种现代社会建立在契约文本基础上的信任，本书称之为“文本信任”，即信任“契约文本”而不是“自己人”。文本（Text）是书面语言的表现形式。私人之间的协议、组织之间的公约、部门之间的合同，以及政府规章、国家法律等，共同构成超越自己人信任的现代契约文本。所以，文本信任的实质是“法治”，属于开放、文明社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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