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就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人们。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以改革开放为先导，中国人由计划经济道路转向了市场经济道路。开始时是涓涓细流，却是毅然决然的。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转变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细流慢慢变粗，到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成了一股洪流。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中国人向着富裕的生活和现代化目标，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实也并不是黄金铺就，生活也不像从前想象的那么好过，但人们确实获得了充分发挥才能和禀赋的机会。靠着市场机制的激励，加上国体、政体的优势，快速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显著的成果。国家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二，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超过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步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市场经济的道路也会不断产生问题，发展需要不断地矫正方向。尽管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部伟大的杰作里，分析了市场制度能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经济领域里生产人们的衣、食、住所必需的广泛合作结合起来，并断言：参加一项交易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而且，只要合作是严格自愿的，交易双方得不到好处，就不会有任何交易。在大家都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不需要任何外力、强制和对自由的侵犯来促使人们合作。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促进社会的利益，常常比他实在想促进时还更有效果”。这套思想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但如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没能带来所期望的经济发展境界一样，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也有弊端。这种弊端的不断发展，将不仅导致结构失调和各种对立冲突，使看起来的财富猛增而实际的境况却岌岌可危，而且还会导致严重的环境、生态问题，使经济走向增长极限的人类困境。对凯恩斯而言，自由放任是一种同达尔文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进化论相一致的自然淘汰观，是粗野的经济竞争。凯恩斯用长脖子长颈鹿和短脖子长颈鹿的故事批评道：“如果我们关心长颈鹿的幸福，便不能无视濒临饿死的短脖子长颈鹿的痛苦，便不能对落在地面上遭践踏的枝叶、长脖子长颈鹿的过食、笼罩动物面庞的愁云以及狼吞虎咽的丑态等种种混乱现象视而不见。使世界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调和一致，既不能只靠自上而下的努力，也不能只靠自下而上的努力来实现。”转引自［日］现代经济学研究会《世界十五大经济学》，王名、李庆华译，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1页。凯恩斯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并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实际上，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其中包含着对市场经济弊端的清醒预料和自觉防范。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并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与这种思想上的认识相一致，国家稳健地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以及相应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和策略。但同市场经济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一起，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各种原因突破宏观调控顽强地表现出来，使经济在奇迹发生的同时，结构和发展上也发生一系列问题。问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自主创新能力较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这些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片面性、不协调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因素，因而也是经济发展中自我限制，甚至酿成危机的因素。问题虽然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发展中的问题，却是对发展的严重挑战，任何轻视的态度和行为，都将可能导致经济和人民生存状况相当突然地和不可控制地衰退。所以，我们今天呼唤经济的协调发展，如同30年前对市场的呼唤一样。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协调发展中的一类问题，主要是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问题，抽象出“经济边缘地”这一相对空间概念，并以此作为考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视角。经济边缘地是远离区域经济中心的周边地区。作为对一类经济区域的科学抽象，经济边缘地是一个普遍概念，国家有国家的边缘地，省有省的边缘地，市、县甚至乡镇也都有自己的边缘地；同样，特定的区域，如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再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也都有自己的边缘地；显然，边缘地又是相对的，中心地中有边缘地，边缘地中有中心地（第一篇 一）。显然，经济边缘地与经济中心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体现经济发展协调或者不协调的基本面。在讨论中，为了表明关注的重点，我们把边缘地与中心地的经济协调发展表述为边缘地与经济协调发展。这一表述包括：边缘地的经济发展以及由边缘地视角出发的与中心地的经济协调发展。从边缘地的视角看，边缘地的基本状态是与中心地相比较，经济发展落后（第一篇 一）。这种落后既是边缘地在自身经济禀赋基础上发展累积的结果，也是在市场经济中不合理的劳动分工与交换的结果。就后者而言，由于经济权力因素集中在中心地，同时，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地，因此，边缘地总体上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依附于中心地，这导致边缘地经济利益和成果的丧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凸显的农民工的尴尬和交织在农民工身上的矛盾、冲突，就是边缘地在与中心地的关系中境遇的生动写照（第二篇 二）。农产品、资源及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生态与环境产品基本上无偿提供等，无一不消减着边缘地的劳动效益，而中心地则因此坐收渔利；区域发展思路趋同和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使边缘地卷入残酷的过度竞争，因为禀赋缺陷和实力单薄，边缘地在过度竞争中伤筋动骨，陷于更加艰难的境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第四篇 一）。唇亡齿寒，相辅相成，受伤损的不仅仅是边缘地。边缘地经济的弱化，甚至无形化，意味着中心地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地面临市场缩小、资源匮乏、生态环境不适、社会环境恶化等问题。可见，边缘地经济的落后趋势也会制约中心地的发展，最终制约国家宏观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世界范围的相对缩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人民命运的新的关注。这种关注特别投向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在一代一代地扩大。新的研究浪潮席卷着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边缘地与中心地经济关系中这些不协调的环节和方面，与市场因素有关，也与政策、制度等因素有关。政府在促使市场健康发展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政策、制度的政府属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促进边缘地与中心地经济的协调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职责（第三篇 二）。在包括协调发展在内的问题和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促进边缘地和中心地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氛围和基础性的平台。特别是应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等，这些对解决边缘地与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有着直接的针对性，从而展现出令人振奋的前景（第二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们把边缘地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分解为边缘地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心地的协调发展两个方面，而后者又包括市场协调、制度协调和生态协调等角度的途径（第一篇 一）。边缘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宏观经济协调发展来说，既是重要内容，又是必要前提，因而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就边缘地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边缘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国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边缘地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第二篇 一）。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边缘地应当把发挥主体功能区功能、发展特色经济作为基本战略选择（第二篇 一）。就边缘地经济发展的障碍来说，基本上是由现有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造成的，是由这种制度和观念中包含的经济和权力观念造成的，制度因素是一系列因果联系中的基础性因素。因此，制度创新是促进边缘地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就今后一段时期看，边缘地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克服国家基本制度在边缘地的弱化，以及克服相对于边缘地特殊情况的制度缺失（第二篇 三）。另一方面，现阶段边缘地和处于可比水平时期的中心地的经济发展差别是根本性的，这使得边缘地的发展更为困难，除非大力实施政府计划这种措施，这些差别将使得边缘地的许多地区根本不可能发展。西部大开发一类的计划应该进一步推进，并使其更具实效（第二篇 二）。对于边缘地的贫困地区，忽视人力资本投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边缘地贫困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它直接导致了边缘地贫困地区反贫困过程缺乏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也是边缘地贫困地区反贫困质量较差和脱贫人口“返贫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因此“教育反贫困”不失为反贫困的新思路。较之我国现行的开发式扶贫战略，“教育反贫困”有着直接而有效的反贫困效果。教育应当是全面的，即不仅仅是适龄儿童、少年的教育，还应当有成人教育；不仅是知识教育，还包括态度和觉悟的教育；不仅是对群众的教育，还包括对领导干部的教育，而且后者更为重要（第二篇 四）。就经济协调发展而言，制度体现了人的意愿和认识水平，是根本性的因素，是其他协调途径和措施的基础。19世纪，自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结合，就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我国全面落实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显然，科学发展观对于经济协调发展有着直接的、根本的和长远的意义（第三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促进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建设边缘地与中心地良性循环的机制尤为重要。在制度改革和建设中，一方面要适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有差别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按其规律各自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以促成边缘地和中心地的合作双赢。在行政区经济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在于克服行政区边界对经济活动的割裂，使不同的区域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建立起分工、合作、互助的经济联系（第三篇 五）。为促成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可试行按对口支援的原则，进行中心地—边缘地搭配的经济区划格局；试行区域财政纵横结合均衡制度（第三篇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边缘地与中心地经济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也是促进边缘地与中心地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根本方法。边缘地与中心地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市场一体化，按照要素流动和利益相关的客观要求加以促进。目前边缘地和中心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状况，动摇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平等性，此时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机制力量弱化（第四篇 一）。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强有力地缩小边缘地和中心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实现长远的战略目标和要求，发展权转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工具（第三篇 六）。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于消解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从而减少区际贸易摩擦和弱化过度竞争有重要的意义（第三篇 三）。发挥市场的经济协调发展效应和互补功能，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完善市场机制等措施，也都能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促进边缘地和中心地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第四篇 三、四）。专业市场建设对促进边缘地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生态协调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边缘地以经济欠发达为成本，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生态贡献，有了边缘地的生态贡献，中心地的经济才有了瞩目的发展（第五篇 一、二）。但让边缘地痛心疾首的是自己创造的巨大生态价值无从实现，在贫困的压迫下，它们不得不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第四篇 一）。为此，必须加大对边缘地生态补偿的力度；中心地要承担起边缘地生态补偿的相应责任（第五篇 三）；要建设生态协调的实现机制（第五篇 四）；要推进生态产品、服务的商品化；要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使边缘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绿色产业是边缘地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于一体的产业形态，应该大力发展（第五篇 五）。近来的经历——经济高度增长，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昭示着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在这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如果我们要作出明智的抉择，就必须了解我国制度的运行所依赖的基本原则，既要了解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原则，又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幸好，潮流在转变。举国上下，人们对经济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加深和扩大带来的威胁越来越有所认识。这一转变不仅反映在舆论上，也反映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行动中。我们正经历着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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