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名《野乘问学》。《孟子·离娄下》载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这里的乘、梼杌、春秋，分别是晋、楚、鲁三个国家史籍的名称。“野”，即西周遗制——“国野制”中的“野”。“国”指都城及其四郊，是诸侯王直接统治的区域；四郊以外直至边境为“野”，或称野鄙。都城及四郊的居民称为国人，野中居民称为野人或庶人、野甿等。“野”，也可以引申为民间。“野乘”，就是出自民间的历史书籍，泛指私家编撰的史书，也称稗史，或者叫野史。它与史官纂修的官方史书（后世称“正史”）相对应。《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杂史类”，就堂而皇之地列举了《野史甘露记》二卷和公沙仲穆的《大和野史》十卷作为代表，向世人推荐。可见，在君主专制初期，野史并未因为是私家编撰而受到排斥。唐人陆龟蒙说：“自爱垂名野史中，宁论抱困荒城侧”，表明人们对于非官定的史书情有独钟。（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卷13《奉詶苦雨见寄》，四部丛刊本）金元之际，曾有“野史亭”佳话流传。据郝经《陵川集》卷35《遗山先生墓铭》云：“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言百万，梱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野史亭。书未就而卒。”所积累的资料，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参考。（《金史》卷126《元好问传》所载略同）而今700多年过去了，野史亭的故事依然那么扣人心扉。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初入道时撰写的部分史学论文结集定名为《野乘问学》的缘故了。根据入选论文的内容与形式，依次编为五辑。第1辑，宋代二题。一是选择了北宋词作家柳永的“人学”予以论列；二是对扯旗造反的方腊“自号圣公”进行考证。第2辑，忽必烈研究。挑选了20世纪80年代伊始，从多角度论证元世祖忽必烈“附会汉法”及其治国理政的得与失。第3辑，汉学香火。写的是元初几位杰出人物郝经、刘秉忠、张易、许衡在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应变曲当，与时迁徙，延续汉学香火的种种努力。第4辑，投石问路。辑录了当年叩开史学殿堂大门的敲门砖，虽显稚嫩，但可鉴初识，壮底气，为日后跻身学术界，选定起跑线。第5辑，政坛多舛漫雌黄。这是一组宋辽金元时期历史人物的小传，都是应命文字，在被动状态下写就并分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相关书刊中发表过。与前四辑论文不可同日而语，但也绝非不着边际的信口雌黄，科学性仍是各篇坚守的底线，只是力求通俗好懂而已。※ ※ ※此次结集，隐含着对“文化大革命”的跨越。在“逝者无法说，活者不准说”的管制之下，通过对以往论文的检选与分类，再现笔者学术人生的曲折与坎坷。文不按古，老来倍觉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的极端重要性。东拉西扯，权且当作自序吧。2014年10月8日，“寒露”时节，雾霾锁城，特记于宜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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