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中日两国为朝鲜前途发生了一场战争。翌年4月，两国在日本马关签订“讲和条约”，战争结束。由于这场战争发生的1894年为中国农历甲午年，因而历史上又习惯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前此三十多年平和、不改变体制的学西方，至此终止，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历史陈迹。此后的中国，变法、维新、新政、宪政、共和、民主、社会主义，短短几十年，中国尝试了人类历史上几乎一切美好的体制。中日两国表面上为朝鲜前途而战，其实质为两国发展道路的较量。19世纪初叶，中日两国均受到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潮冲击，西方先发国家竭尽全力向东方寻找商品、资本倾销地。长期以来，中国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对商品、资本有着一种本能警惕，担心商品、资本扰乱了中国社会。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不得不打开国门，因而中国学西方就带有某些不太情愿的意思，所谓“中体西用”，就是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用”，即坚船利炮，而不是“体”，不是制度。中国的选择在理论上说并无大错，“后发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在不改变政治架构的前提下去模仿西方的工业化、现代化，可能更有效，毕竟传统政治架构垄断了全部资源，有力量去做自由资本主义不易进行的事。实事求是说，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学西方获得了极大成功，30年时间，中国基本上恢复了两次战争造成的破坏。但是，中国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方略，没有适时进行体制方面的调整，比如甲午战后所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因而“后发优势”渐渐演变成了“后发劣势”，经济增长、军事提升不是促进社会进步，构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反而让中国更愿意停留在原有体制的轨道上，继续“天朝上国”的迷梦。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反。日本长时期为中国文明的学生，过往千年从中国文明中学了不少。日本鉴于中国的教训，在面对西方叩关要求自由通商时，没有选择战争，没有被打败再开放，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1854年与西方和平通商。又过了十几年，日本国内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幕府统治结束，明治时代开始。明治维新不仅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而且在国内政治上优先建构了一个合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体制，最大限度利用“后发优势”，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化。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在政治上与亚洲传统斩断，与欧美政治意识靠拢。由于日本没有将“体用”分成两橛，而是具有非常明晰的意识引领日本走向世界，因而日本对“后发优势”的领悟，远较中国深刻。中日两国在甲午战前的分野，虽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传统与现代的印痕非常明显。基于传统，再加上中国的增长，使中国不能继续容忍藩国的丢失，更不要说朝鲜在地缘上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基于现代，日本不愿承认朝鲜为中国的藩属；又因为近邻，日本在1876年签订《江华条约》时，就明确否认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中日之间如果不能就朝鲜前途举行一次相互妥协、相互尊重的协商，一场战争定输赢，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势之必然。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的巨大悲伤凝结在《马关条约》中。朝鲜独立、割地、赔款，每一件都让中国人痛心不已。特别是台湾的割让，对中国人特别是台湾人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至今无法痊愈。这确实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痛定思痛。中国人并没有长久沉溺于甲午战败的悲情中，更没有一味指责日本及列强。中国文明的伟大在于“知耻而后勇”。更厉害的是，失败的中国转身向东，向打败自己的强敌，那个素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小日本”学习。假如细绎《马关条约》之后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所谓“维新运动”的开启，其实就是“以日为师”。由此，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的巨变，其起始，无疑都可回溯至这场战争。甲午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悲情、幽怨，无助于历史进步。纪念甲午，就是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让悲剧不再。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我们合作编写了这本小册子。为方便非专业读者阅读，本书尽量少用引文；不得不用处，尽量简明，以说明事情原委为原则。读者如需进一步研读，可以查找著者相关学术著作。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本书充分吸纳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简单的参考文献附后。本书酝酿之初，本所领导王建朗、周溯源、汪朝光、金以林、左玉河、杜继东等多有指导。初稿完成后，王建朗所长、杜继东处长仔细审读，提出许多极富价值的修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郭沂纹副总编辑、王茵主任等耐心审读，补正良多。凡此，均致以衷心感谢。作者，2014年8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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